当我们考察近20年来国际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时,作
为持续了近20年的学术研究热点——— “公共领域”研究毫无疑问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公共领域研究的兴旺是有其深刻的背景与动因的。下面,我们尝试对其国际国内两个向度的背景和动因做个初步分析。

一、国外“公共领域”研究兴盛的背景与动因

作为一种介于官方与私人之间的社会公共空间,“公共
领域”是伴随着近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而兴起的,但以
其为核心范畴的理论被用来准确地描述近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则是较晚的事。1958年汉娜·阿伦特的专著《人的条件》问世,在这本书中她探讨了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大众社会的来临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影响,并明确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理论概念。虽然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不同于今天学术界流行的“公共领域”概念,但阿伦特的研究启发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进一步研究。1962年,哈贝马斯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这部论著中,哈贝马斯赋予“公共领域”这个概念以新的涵义,并在综合运用各个不同学科大量难以驾驭的资料的基础上以其高超的论辩能力探讨了一种“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即自由主义模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社会结构、政治功能、组织原则、运作机制及其功能与结构的转型等问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公共领域”在西方的生态图景。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寂, 1989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被译成英文,随即在英国引发了一场“公共领域”研究热潮,几乎波及了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领域。同年九月,英国举行了颇具规模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主题研讨会,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就《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展开了热烈讨论。在会上哈贝马斯第一次公开声明他对《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重视,指出该书乃是其思想体系的“人口”,舍此别无其他进路。[1]勿庸置疑,尽管“公共领域”的概念并非由哈贝马斯最早提出,亦非由他最早加以论述,但对公共领域的论述最具原创性贡献的非他莫属,也正是缘于他对“公共领域”理论的重视,尤其是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英译本的面世为“导火索”,才在国外引发了对“公共领域”的广泛讨论和研究热潮。

然而,在这股研究热潮的背后却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更深层的社会与理论背景,那就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发
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20世纪80年代国外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名义下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政治国家日益扩张,对市民社会的干预和渗透过多使得市民的民主权利受到损害,市民社会日益萎缩,引发社会普遍不满。为表达对民主政治的畸变、“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的困境现实的不满,人们开始诉诸市民社会理念。就这样,市民社会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复活。进入80年代后,市民社会理论在世界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浪潮中得以再度流行起来。1989年苏东剧变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在西方、苏东学术界形成空前的热潮。90年代后,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热潮迅速波及全世界,在国际上形成了一种“市民社会的话语体系”。正是在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的历史牵引下,学者们惊喜地发现,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本著作中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一种独特的市民社会考察向度,即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结合起来,把对市民社会的考察纳入到对公共领域的考察之中。[2]于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重大价值也就由此凸现出来,成为众多市民社会论者的理论资源和他们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最终使得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成为国际知识界的重要知识流向。

伴随着国外对“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讨论的广
泛展开,学者们把视线聚焦到中国“市民社会”与“公共
领域”问题上来。国外学者围绕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及“公共领域”概念在中国问题上的适用性等问题展开了剧烈的观点交锋。[3]1991年4月在美国新奥尔良举行的亚洲学年会期间,组织了题为“市民社会在人民中国”的专题研讨会。同年11月,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又有一次小规模会议专门讨论“中国是否有过市民社会”。几个月后,这一问题又成为伯克利加州大学与中国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研讨会上热烈讨论的主题。

1992年10月由“欧美合作研究东亚问题联席委员会”主持的学术研讨会,更是以全部精力用于研讨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特别是与这个问题有关的集会和讨论的场所问题、有利于思想交流的媒体问题和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等等。[4]国外学者在中国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问题上表现出的浓郁的兴趣,就连我国学者也不得不钦佩。

二、我国“公共领域”研究兴盛的背景与动因

在我国“公共领域”研究的兴盛除了受国际上的研究热潮的带动和影响外,也是有着我国的本土社会现实背景做支撑的。

和国外一样,我国对公共领域的研究也是和市民社会理论的重新发现和引进差不多同时进行的。市民社会理念的引入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在1990年以后,
国外“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研究热潮更是犹如裹胁一切的全球化浪潮向中国席卷而来,尤其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中译本在1999年的出版更是使中国学术界迅速掀起一股研究“公共领域”问题的热潮。一时间“公共领域”研究在中国取得了跨学科的影响,新闻传播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在对它进行讨论,其中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对它的探讨尤其热烈。总体来看,各种研究力量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公共领域”究竟是什么?怎么理解“公共领域”概念?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能否适用中国问题的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中是否存在“公共领域”?中国的“公共领域”表现形式是什么?中国“公共领域”的现状如何?

如何在中国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公共领域”?其中,最有争议的问题莫过于: (1)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可以拿来分析中国问题吗? (2)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过哈贝马斯所论说的“公共领域”?……学者们围绕诸如此类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公共领域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虽然当下“公共领域”研究热度有所减轻,但仍然时有相关论著发表, 2007年1到3月份公开出版的专著,就有何珊君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和方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等两部专著。由此可见,“公共领域”研究热的影响及至当下仍然存在。

那么,“公共领域”问题为什么会引起我国众多学者的理论兴趣?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描述为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状态,然而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公共权力开始归位,加之市场经济兴起和人们的自
由民主意识的增强,社会逐渐从国家脱离开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在社会中开始出现一些具有自主性程度不一的领域。正在发生的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与社会自主化进程都是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的,但是这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是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呢?置身于这正在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我国的学者开始形成一种强烈的本土的现实关怀,推动他们去思考中国的社会现实处境及其变化。于是,学者们开始探讨中国“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诸问题,探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普适性和特殊性、“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生发机制及相关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被提上日程,学者们对中国政治的民主化的实现问题显示出极大热情,自然会对承载自由民主价值的“公共领域”予以重视,公共领域理论与中国现实语境形成了一种契合,在自由民主价值的追求上相遇,公共领域研究热的爆发也就在情理之中。如此看来,我国学者对“公共领域”的研究兴趣决不是像某些学者批评的仅仅是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一种吁求;相反,我国“公共领域”研究的繁盛是植根于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是有中国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客观存在这一事实做支撑的。总之,正是在上述西方“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理论及经验的示范下,在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现实境遇下,以及我国学者的理论触觉与兴趣转向驱动下,我国学者引入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概念与理论并以此为分析工具来解释和研究本土问题,从而导致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研究的热潮。

综上所述,“公共领域”问题成为近20年来的学术研究热点有其深刻的理论与现实背景的。归纳起来,“公共领域”研究之所以成为当今国际国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大致有这几方面的原因: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兴旺的带动。由于“公共领域”是个与“市民社会”密切相关的概念,“市民社会”研究热必定会辐射与影响到“公共领域”的研究,促发“公共领域”研究的兴盛;二是学术明星的效应集合。由于哈贝马斯在当今西方知识界堪称最具影响力的一位思想家,其地位可以比喻为学术界不落的明星,他对公共领域高度关注,自然会由此产生明星的示范效应,从而带来大量的追随者和后续研究;三是学术研究的旨趣使然。人类学术研究的目的不只是解决实际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阐扬人类的价值依归。“公共领域”概念承载着人类追求的许多价值,其中最为基本的是人权、自由与民主,而这些价值即便在西方也多有沉浮流转,自然引起学者的担忧与关注,由此引发学者对公共领域问题的热烈研讨。




参考文献:
[1]曹卫东·权力的他者[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37.
[2]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4.
[3][4]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