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一个众说纷纭的现实课题

全球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是中国各种传播媒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政治学、法律学界、社会学、文化学及人类学或历史学研究的文献中,似乎都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全球化或与全球化相关的术语。当然,使用这一术语的文献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性文献,也还包括大量的非学术性的官方文献和非官方文献。如果我们通过“百度———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进行搜索,不难发现有关全球化的网页竟有数百万之多(截至2006年6月18日)①。这表明全球化这一概念已经深入而广泛地渗透到当代中国的文化语言中,无论是在学术语言中,还是在日常语言中,均是如此。当然,单从上述数据我们还很难了解中国的学术界对全球化研究的真实状况,因为上述数据所反映的仅仅是一些与全球化相关的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而已。如果我们通过“中国期刊网”进行搜索,则能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的学者们对“全球化”研究的现状。通过“中国期刊网”搜索(截止2006年6月18日),我们发现,仅从1990年1月到2006年5月,有关全球化研究的论文就有20 000余篇②。这表明,在中国最近十多年来的学术研究领域,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与历史学家,均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保持有浓厚的学术兴趣,并且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其实,从全球范围来看,关于全球化的研究也只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情。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由T·莱维(T.levi)于1985年发明的。莱维用“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此前20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1]从最初对这个词的使用来看,全球化所表达的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即包括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扩大、跨越国界和地区界限各种投资的增加、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和跨国资金流动加快、信息交流和获得日趋方便。然而,当全球化这个词发明以来,它不仅仅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而且引起了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文化学研究者们的广泛注意,他们分别从自己学科的角度对全球化重新作出解释,并运用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本学科研究对象或领域的全球化问题。如在社会学家看来,全球化就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他们往往是这样来描述全球化的:全球化是指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包含着社会概念)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它确指一种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在地球某一地方的事件、活动、决定,会给遥远的另一地方的个人、社群带来重大的影响。如今,商品货物、资本、人员、知识、影像、交往、犯罪、文化、污染物、毒品、时尚以及信仰,都早已跨越民族国家疆界而流动。跨国的网络、社会运动和关系,实际上已扩展到从学术到性的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全球贸易、金融、生产系统的存在,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把全球的家庭、社区和民族的命运联在一起。[2]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就有什么样的全球化理论。正如一位全球化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用它(全球化)表示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学家视之为建立新的世界格局的全球战略,社会学家用它来解释世界市场经济活动的标准化、国际交往使用同一工作语言、以同样的规划建立类似的国际机构等国际化现象,而更多的人一提起全球化,便会联想起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即全球性问题:人口、毒品走私、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核武器扩散……[3]因此,在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全球化”似乎是一个很时髦的术语,所谓的“全球化学”也几乎称得上是一种“显学”了。

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研究,就作者目前所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始于1988年,也就是说,与T.莱维提出“全球化”概念的1985年相比,仅仅晚了三年。

甘肃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生产力研究》1988年第2期发表了徐炳文先生撰写的《生产力的全球化与全球的生产力发展战略》一文,这是我们迄今查到的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全球化研究的最早的文献之一。在该文中作者指出: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商品将会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狭隘界限,形成和发展成庞大的世界市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科学预见不仅已经变成了当今世界的现实,而且又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不仅形成了世界市场,而且也实现了生产力的全球化。从这以后,关于全球化的概念逐步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研究全球化的文献迅速增长。当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当中国加入WTO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更是急剧增加。每年平均发表的学术论文在800篇左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全球化问题的高度关注。

中国学者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表现出如此高的热情,是有其深刻原因的。1848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人是生活在一个十足的闭关锁国的国度里。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闭关锁国之门,从而使中国人开始了解外部世界。然而,在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先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总是在不断地侵略我国领土,掠夺我国财富,骚扰我国人民。为了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我们的先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奋力反抗,以求自卫。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和我国人民奋力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正是由于中国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打开国门并在国门打开后遭受如此多的苦难,因而使得中国人可以说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充满了恐惧。197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标志着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取得了一席之地。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当世界经济、社会、政治特别是经济日益走向国际化时,我们既不具备经济、社会条件,也不具备心理条件融入国际化的体系之中。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终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开始向国际体系靠近,但是,世界要接受中国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中国1986年提出要求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花了整整15年时间。中国加入WTO后,标志着中国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开始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以至整个国际社会,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实际上这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之感到自豪,学者们也不例外。

当然,以上理由并不是中国的学者们高度关注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惟一理由。其实,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对于一个长期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将是一个十分严肃并需要进行理性思考的问题。据有关统计数据,从1995年到2004年,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高达4 650亿美元。在1990年代,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主要贸易伙伴,日本对美出口占到美国进口的38%。2005年,中国已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最主要的贸易者,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对美出口上升了12倍,虽然亚洲对美出口占美国进口总量的比率下降到了36%。这些数字表明,中国的经济已经实实在在地融入了全球化的体系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全球化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初步繁荣,我国年人均GDP已由改革开放前不到300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 700美元左右。但是也不可否认,全球化也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挑战和问题,如对民族工业的冲击,对环境的污染等等。其实,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更有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等多方面的冲击。面对这些冲击和挑战,中国的学者有必要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到目前为止,尽管我国学者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学者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已经大功告成,相反,正如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一样,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对我国学者而言,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二、全球化:行政管理学者研究的新视角

当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等各个学科的学者们都在以自己的理论眼光关注全球化问题的时候,研究行政管理的学者们也不能冷眼旁观。由于全球化本身对各国政府的行政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在日益改变着各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规则、制度和行为方式,因此,研究行政管理的学者们即使想回避全球化问题也无法回避。事实上,包括中国行政管理学者在内的行政管理学家们不但没有回避这一问题,而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管理学者就开始关注全球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11期曾发表左然《行政管理如何适应全球化趋势与社会文化变迁———记1995年国际行政科学学会第23届大会》一文,对国际行政学界有关全球化背景下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做了首次介绍,引起了国内行政管理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随后,国内的一些年轻行政管理学者汪永成、张淀淮、钱振明等较早地在学术界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汪永成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6期发表的《试论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行政管理的影响和挑战》、张淀淮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1期发表的《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行政改革》等论文都是国内在这方面研究较早的成果。2000年全球行政学者在意大利召开“公共行政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派出部分学者参加了这次重要的研讨会,并在国内行政管理学界的专业刊物《中国行政管理》上做了深度介绍。[4]2001年是中国加入WTO之年,国内行政管理学者对这一问题也引起了高度关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组织召开了“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研讨会”。[5]从此,有关全球化与行政管理之关系的研究引起了很多中国行政管理学者的关注,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大量著作,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界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然而,中国行政管理学者在讨论全球化与行政管理的关系时,或者仅仅把全球化当成行政管理变革的一种背景来加以研究,或者仅仅关注全球化对行政管理的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但是,关于在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管理自身变革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则阐述不够。如果说经济学家关注的全球化现象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社会学家关注的全球化现象主要是社会全球化,文化学家所关注的全球化现象主要是文化的全球化。那么,依此类推,行政管理学家关注的当然应该是行政管理的全球化。也许当我们刚一提出这一论题时,就会有人向我们发问:行政管理能够全球化吗?进而言之,行政管理全球化的提法妥当吗?如果我们能够对前面的问题有一个肯定的回答,后面的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成其为问题。

诚然,在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中,毫无疑问行政管理是以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相对独立性为前提的。没有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相对独立就谈不上国家行政管理。如果我们把研究的逻辑起点仅仅停留于此,也许人们会说,全球化并不否定民族国家,今天的行政管理仍是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因而所谓的行政管理全球化的提法是不妥当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纵观当代各国行政管理的发展,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在全球化这股浪潮的冲击下,今天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已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的行政管理已深深地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

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Florida Atlantic)大学公共行政学院教授阿里·法拉兹曼得(Ali Falaz-mand)1999年在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主办的《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该年度的第6期上发表了有关这一论题的一篇重要文章《全球化与公共行政》。在此文中,作者较详细地讨论了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影响作用。如作者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对公共行政管理者来说,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行政性国家从福利国家转变成了
‘法人国家’或者‘影子国家’、‘无关紧要的国家’、‘契约国家’、‘企业家国家’。与此相应,公共行政与管理的变化可以用这样一些概念来概括,如‘管理主义’、‘政治管理’、‘新公共管理’和‘空心国家’、‘法人行政国家’。”[6]尽管我们并不完全赞成
他关于全球化对公共行政影响的某些观点,但是,他关于全球化导致国家行政管理性质变化的观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不过,这篇文章的作者最终还没有提出行政管理全球化的观点。

当经济学家大谈特谈经济全球化时,社会学家也把自己的眼光转向了对社会全球化问题的思考,文化研究学者也开始谈论文化全球化的问题,但他们在讨论文化全球化问题时则往往更多地强调捍卫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政治学家在谈论全球化时更加谨慎,往往只是局限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领域。至于国内政治最多只是一个受全球化影响的问题,而不存在国内政治的全球化问题。如果提出国内政治的全球化,似乎既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风险,也存在着逻辑上的不妥。由于行政管理往往被人们看成是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人们不敢轻易提出行政管理全球化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对当今世界各国大量的行政管理现象进行仔细观察时,我们发现,目前很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特别是那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的行政管理,不仅仅是一个受全球化影响的问题,而是一个自身也存在着全球化的问题。通过对大量事实的观察和思考,我们看到,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当今世界上出现了很多全球性的公共事务,这些公共事务单靠某一国家的政府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全球各国政府的合作才能解决;同时,我们还看到,当今世界事实上也建立了诸如世界卫生组织之类的全球性公共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在协调全球性公共事务的管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还看到,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国家政府之间的行政管理合作日益加强并且合作的机制不断得到完善,逐步形成了一些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所公认的行政管理规则、行政伦理和行政价值理念。我们把这种全球性公共事务日益增加、全球性公共管理机构不断出现并且其作用日益加强、全球各国政府行政管理合作机制日益完善、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规则、行政伦理、行政价值理念日益趋同的过程看成是当前全球行政管理发展的一个方向、一种趋势,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行政管理全球化的过程或趋势。

三、行政管理全球化:中国的视角

面对行政管理全球化的挑战,正视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无疑是必要的,因为不敢正视存在的问题,就不可能有迎接挑战的决心,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正视已有的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其实,对于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和国家来说,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不应该在全球化面前无所作为,而应该大有可为。应该用自己的观点、立场来审视全球化,不应该仅仅把全球化看成是一种挑战,而更应该看成是一种机遇,一种革新本国行政管理、发展本国行政管理的机遇,一种使本国行政管理国际化、现代化的机遇,同时也是一种使本国行政管理影响国际行政管理并使本国行政管理理念、规则转变为国际行政管理理念、规则的机遇。

行政管理全球化的到来,会对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带来一定挑战,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趋势。问题不在于我们过多地担心这种挑战的客观存在,而在于我们对这种挑战有一种正确的理解。只有对这种挑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才能提出相应的行之有效的对策。正确地理解这种挑战必然地涉及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行政管理全球化这种趋势?

其实,人们对行政管理全球化的理解与对待全球化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关于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一是对全球化采取抵制的态度;二是对全球化采取消极融入的态度;三是对全球化采取积极融入的态度。

先说第一种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实质是西方列强国家,特别是美国,向全世界推行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过程;或者说就是一个全球西方化、美国化的过程。从这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出发,认为全球化是美国及其西方国家在新时期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甚至政治颠覆的一种新战略。因此,他们从心理上对全球化抱着一种防御的心理,在理论和行动上则采取抵制的态度。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持这种态度的人今天虽然已经减少很多,但仍大有人在。笔者曾经与一位持这种态度的学者谈论全球化问题,他不仅仅对全球化表现出高度的戒心,而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敌意。从对全球化的这样一种态度出发,行政管理的全球化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他们认为民族国家的全球化不但不能纳入全球化的领域,相反应该成为抵制全球化的一种重要力量。

再说第二种态度。持有这种消极态度的人认为,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并因此而形成一些为全球所公认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规则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从这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出发,在对待全球化的问题上他们往往比较关注民族国家的经济、社会及其文化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问题,而不大关注国际规则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某些所谓的国际规则究竟是以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规则为蓝本而形成的,更不去仔细考问某些国际规则中可能包含的利益关系,即这些国际规则中究竟是真实地反映了全球的共同利益,还是主要地反映了某些国家的利益。相反,他们更多地强调国际规则是全球共同利益的反映,更多地强调民族国家参与全球化给民族国家所带来的利益。因此,有关全球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全球化当成一种抽象物来加以理解,而没有深入到全球化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差别。因此,他们在对待行政管理全球化的态度上,往往更多地强调民族国家政府积极引导该国参与全球化过程的重要性,以及民族国家行政管理接受国际公认的行政管理规则的重要性,而对民族国家参与全球化过程所带来负面影响认识不够,尤其是对民族国家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于接受公认的国际规则的同时还应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形成和改造国际规则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不足。如果说,在对待全球化问题上,第一种态度是抵制全球化,尤其是行政管理的全球化,面对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显然是一种不识时务的做法;那么,第二种态度则是被动地融入全球化,甚至要求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全盘接受所谓的国际规则,实现全面的全球化,这不但是一种消极地适应全球化的行为,而且对民族国家的政府来说也是一种在全球化过程中无所作为的行为。

在对待全球化的问题上,中国的态度应该是第三种态度,也是从中国的利益出发认为这是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的,我们并不否认,全球化是指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包含着社会概念)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2]全球化意味着国际市场的形成,意味着跨国公司对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及其文化将会发生深刻影响,意味着公认的国际规则被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和遵守,等等。但是它决不意味着民族国家被消亡,决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利益差别被消灭。全球化不是把某些发达国家的规则强加给全球,要求各国共同遵守;相反,它意味着各民族国家已有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的融合,是多样化的统一。全球化并不排斥多样化,相反,没有多样化就没有全球化。

全球化公认的国际规则应该是全球各个民族国家已有规则的共同部分,而不应该是把某个发达国家的规则提升为全球性国际规则,然后要求全球各个民族国家共同遵守。但是,在当今世界上,我们不能否认,当代全球化主要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在现有所谓全球公认的国际准则中,更多地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现实利益。如果我们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看待现代已经形成的国际规则,毫无疑问,这些国际规则既是国际社会在长期的发展和各国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但在每个特定的时期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形成也是在某个大国或某些大国的主导下进行的,在这个特定时期所形成的国际关系和国际规则往往打上了这些主导国家的烙印,更多地反映了这些主导国家的利益。因此,现代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及其规则中所包含的利益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对于绝大多数所公认的国际规则来说,由于它们是现代国际社会发展的共同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的共同利益,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各国都主张建立共同遵循的国际规则或要求本国与同际规则接轨的思想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发展的不平衡,在所谓国际规则形成的过程中,一些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往往起着主导作用,因其主导而形成的国际规则更多地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利益。因此,对于后发达国家来说,在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利用当前全球化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促进本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与国际接轨,以推动本国经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但另一方面,这种参与又不能是消极的适应,而是积极地应对,这就是:一方面,通过参与全球化的过程,提升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扩大自己在国际规则形成和发展中的发言权,从而使国际规则更多地反映本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在保护好本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同时,推动本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走向全球,使之成为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政府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的重要任务。对于民族国家的政府来说,行政管理全球化既是各民族国际行政管理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则日趋融合的过程,也是各民族国家的政府根据自己利益来不断调整自己的行政管理价值理念和行为规则以适应全球化挑战的过程。因此,民族国家政府不仅仅要使本国的行政管理与国际通行的行政管理规则接轨,同时还要参与国际行政管理规则的制定和修改;既要促进国内行政管理适应国际规则,又要促使国内行政管理规则国际化。这就是我们从中国视角所认识的行政管理全球化。

四、行政管理全球化:中国面临的机遇

正如经济全球化不仅仅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而且也带来了重要机遇一样,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行政管理全球化也不仅仅给中国行政发展带来了挑战,同样也带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管理的全球化为中国政府借助国际公共管理机制有效地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公共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世界的空间距离在缩小,整个世界成了一个地球村,尽管民族国家还存在并将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有些公共事务的处置方面,过去由单一民族国家的政府或社会组织处置的方式却在悄悄退出历史舞台。

例如,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世界性的恐怖活动,类似2003年非典、2005年中南亚海啸事件,等等,面对这些将会对全球产生影响的重要事件,单靠一国的政府是很难处置的,因此需要一些国际性的组织或管理机制来进行协调,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等,都是一些这样的组织或机制。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但要积极参与这些国际组织,在国际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需要借助这些国际公共事务的管理组织或机制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公共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国家安全问题(例如打击东突),等等。在2003年非典时期,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应对非典型传染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政府借助国际公共管理机制解决公共问题提供了重要经验。

(二)行政管理的全球化为中国政府参与国际行政管理合作、同全球其他国家共同解决国际与国内的公共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里所说的国际行政管理合作,主要是指国与国之间的行政管理合作。全球化时代也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时代,既然整个世界成了一个地球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甚至在很多共同事务的处置方面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将变得有点模糊。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不与其他国家合作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但在处理国际公共问题时需要与他国政府合作,而且在处理某些国内公共问题时仍然离不开与其他国家政府的合作。过去我们曾有过在处理国内公共问题时因拒绝他国政府合作而吃亏的教训(例如唐山地震时期),今天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已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我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的行政合作提供更好的机遇,我国政府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机遇,强化这种合作,为高质高效地解决国际国内公共问题创造更好的条件。

(三)行政管理的全球化为中国政府向其他国家学习先进的行政管理经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取得进步,必须虚心向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和民族学习,不能故步自封、骄傲自大而不向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学习。相反,只有虚心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学习,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才能进一步发展,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行政管理方面尤其是如此,因为行政管理是对全社会的管理之管理,事关国家的发展方向、发展质量、发展速度。全球化时代使各国政府接触的机会更多,合作的机会更多,从而相互学习的机会也更多。我国政府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加强向其他国家的政府学习,学习它们的行政管理经验,以努力提高自身的行政管理水平。

(四)行政管理的全球化为中国政府借鉴国际先进的行政管理经验以克服本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我国行政管理在诸多方面取得很大进步,有了很大发展,也为全球各国行政管理的改进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但另一方面,我国行政管理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全能行政问题、经验行政问题、低效行政问题、管制行政问题、暗箱行政问题、人治行政问题、缺信行政问题、非廉行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涉及有关行政的制度问题、法律问题,也涉及行政道德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已经有了很多好的经验。为了有效地解决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政府的先进经验。全球化时代也为我们借鉴国外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事实上,在我国今天的行政改革过程中,已经吸收并将进一步吸收国外行政管理的先进经验,以克服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把我国行政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五)行政管理的全球化为中国政府将本国的行政管理理念、规则及其经验推向国际并使之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行政文化,这是全球共同的财富。全球化并不是单极化,更不能等同美国化,而应该是多极化、多元化。行政管理全球化还需要国际公认的行政理念、行政规则,但这绝不是把某一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的行政理念、行政规则国际化,更不是将某个国家、某些国家的行政理念、行政规则强加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接受,从而实现全球各国行政理念、行政规则的一致性。相反,全球共同行政理念、行政规则是在各国政府日益频繁的行政交往中形成的,它是各国政府在这种日益频繁的交往中相互对对方行政理念、行政规则接受和认同的结果。由于全球化时代为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提供了更多相互交往的机会,因此,我国政府有更多的机会向世界推荐我国的行政理念和行政规则,也使我国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规则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全球其他国家政府的接受和认同,这对于中国行政理念、行政规则走向世界、迈向全球从而使之成为全球行政理念、行政规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江时学.何为“全球化”[J].学术动态,1997(12):
30-36.
[2]　岳长龄.西方全球化理论面面观[J].战略与管理,
1995(6):86-91.
[3]　王运祥.“全球化无国界论”析[J].国际观察,1996
(5):32-37.
[4]　周大仁.“公共行政与全球化”国际研讨会在意大利召开[J].中国行政管理,2000(9):43-44.
[5]　刘旭涛.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召开2001年
年会暨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研讨会[J].中国行政
管理,2001(12):31-36.
[6]　阿里·法拉兹曼得.全球化与公共行政[J].曾峻,
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5):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