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是西方社会学结构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这一理论已引起了我国有关学者的广泛关注“,也有社会学家试图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1]但以社会资本理论来解析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则是一种较新的尝试,尚待作更深入的探讨。通过细致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新型社会关系不断涌现且又变动不居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社会资本理论对我国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以之为解释范式,可在实现路径上,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及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

在社会资本理论看来,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诉求其实就是促使构成社会的各要素形成网络型交互作用构架,建立多渠道、高效的表达、参与机制,使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更为契合,更相得益彰,并在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这一层面而言,社会资本理论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整合了一个综合性视角。

(一)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不同的学者因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相异,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给予了不同的界定。率先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的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2]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则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3]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4]由信任搭建起的网络型关系结构,包括横向的平等关系网络、纵向的等级关系网络及其交叉与混合,在一个共同体中,这样的网络结构越密集,共同体成员间互利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共同体稳定和谐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增加。在这些学者中,詹姆斯·科尔曼被认为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是根据它们的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5]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资本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与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构成的。如此看来,社会资本是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主要表象,它指的是人们关于公民同仁(felow citizens)的集体态度,进而也指公民们相互关联的方式。这个论点的要害,是指人们倾向于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那些特征。”[6]

(二)社会资本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同样具有生产性,社会成员间的互助、合作是典型的社会资本投入,更深广的信任与合作是其产出。越是具有社会资本的社会愈易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实现资本增殖(无论是助益于社会和谐还是有碍于社会和谐的社会资本皆如此),但增殖的趋势不一定能满足社会需求而可能会出现资本相对供应不足的现象,所以,必须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促进社会资本的生产与积累,这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政府的职责所在。同时,于社会资本的收益者而言,它不是一种私人财产,而是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在这种公共物品生产、交换、消费环节中产生的外溢于社会的作用,从社会共同体这一宏观层面看,就是使得社会和谐或者不和谐。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探讨社会运动、变化的分析框架将价值判断、历史文化纳入了理论视野,并将微观层面的个人行为和宏观层面的整个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通过前述内涵分析,可以认为,社会资本有别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等经济性资源,而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通过自己所拥有的网络关系获取利益的一种能力,它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特征。同时,社会资本的所有者既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集体,甚至是整个社会共同体,因此,它是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这一属性对于谋求公共利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实践层面来看,社会资本运动的过程就是网络关系所有者彼此间博弈、竞争、妥协,从而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状态的过程,这种稳定状态又有可能为新的社会资本运动所打破,逐渐形成另外一种稳定态势。这种网络型、交互运动过程就是谋求社会各组成要素间达致和谐状态的必然过程,社会的和谐就是社会资本运动形成的动态的和谐。

概而言之,社会资本理论将人际间包括血缘、传统习惯、组织(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规则、组织结构等在内的结构性要素和个人在群体中建立起的威望、信任等人格性要素作为资本来分析,这种资本无疑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和谐的程度及和谐发展的进程,换言之,这样的资本带来的产品不单是个人社会地位的变迁,而更重要的是影响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从这一维度看,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社会资本的存量、增量的状态及发展趋势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思路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社会的主体是人,而人本身“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进而言之,人是社会一切活动的物质承担者,社会通过人的实践存在和发展,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其本质的规定性就是社会性,社会与人的发展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由此观之,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就是要有效调整人本身所关涉的各种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共同体中的人拥有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网络关系,这恰恰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

二、我国社会资本现状及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影响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存量与增量折射着社会成员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生存的状态,关系着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交往行为和思想观念,进而影响着社会和谐的程度。就我国社会资本现状来看,具有存量结构不合理、增量发展尚待优化的特点。其原因要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来考察。

(一)从社会资本存量的角度分析,我国社会资本的现有构成仍较明显地体现出传统依附关系演变、派生出的要素的组合形态。传统的血缘、宗族、权力人身依附仍是社会资本的主要组成要素。这样的社会资本构成体现出比较突出的前现代特点,对现代化建设阻碍甚于助益。从历时性维度看,这是由于我国长期的小农经济和儒家思想型构出具有极强稳定性、内向性的传统习惯、内心信念、文化心理、人际关系,这些社会资本要素在当前社会生态环境下,依旧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对这样的社会整合作用需辩证分析,一方面,在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重人伦、尚礼节的国度,传统资源中许多成分应该加以珍视、传承,但另一方面,这样的社会整合作用在法治、民主、参与、透明、互动等多个层面,与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与实践并不完全兼容,甚至有碍于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这样的社会和谐状态的达成,家国同构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惯性运动,也制约了作为现代社会资本的重要物化形态即公民社会的发展。从共时性的维度考察,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对社会资源(经济、文化、社会地位等资源)的占有,在量上多寡不一,在质上良莠不齐,转型过程中,制度不健全及制度建设滞后,加剧了这种差距,使社会资本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这样的不均衡性体现为社会资本分配、占有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局部社会资本可能密度很大,进而带来社会关系的不平衡,降低了制度的开放性和更大区域内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局部社会资本亦可能密度很小,也就降低了更大区域内共同体的利益表达、分配机制、政治参与机制的效能,这样的态势无疑消减了社会的和谐程度。

(二)从社会资本增量的角度分析,我国社会资本的增量不足,且结构尚待优化。社会资本增量不足体现为制度建设、组织设计等结构性要素的积累与社会前进的需求相较,增长速度不匹配,难以规范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公共管理能力不足,一方面,各种新型的社会资本要素,如现代契约关系、法人组织、社会中介、志愿服务等蓬勃发展,公共管理的主客体及其关系日趋复杂,并呈现出更为动态和交互作用的特点;另一方面,相应的科学化的制度建设显得滞后,难以体现前瞻性和引导性。在个人威望,尤其是信任等产生重要纽带作用的要素方面,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旧、新体制并存的背景下,人们的逐利动机被迅速放大,价值失范现象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由此,当下,人们之间诚信、信任、谦让等人格性要素的增长满足不了和谐社会的高层次要求也就在情理之中。社会资本增量的结构尚待优化,体现为当前已形成的社会资本结构性要素与人格性要素在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操作性等方面并没有达致最佳的组合状态和最佳的实际效果,囿于转型导致的社会生态变迁的影响与制约,社会资本增长在公共利益表达、公共利益分配、公民政治参与、群体间的有效沟通等公共性维度上体现诸多薄弱环节,影响着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

三、我国社会资本的积累策略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内在地要求要对现有社会资本做如下三个方面的调整,而这三个方面又是交互作用,统一在一起的,分析时,需将三方面综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其一,在法治的刚性约束和现代道德观念柔性约束作用下,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整合机制,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其二,扬弃传统社会资本。其三,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间关系,构建新型的关系网络。

(一)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整合机制,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形成社会群体间和谐有序交往的整合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和谐有序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形成主要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制度供给来实现。制度供给不但是政府的主要职责,而且也是现代交往模式和现代公民意识生成的动力源。通过制度建设,可以“尽其可能保护所有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8]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和现代社会结构中,人们之间有自发创造互动关系的惯性,但这还远不足以积累起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社会资本,而科学的制度设计能有效地提高人们之间的交往效能、降低人们之间的交往成本,在制度的规约和引导下培育出的公民意识显然具有交互性、合作性、协商性等特点,这样的社会生态能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从制度建设路径方面来分析,上述和谐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要靠法治建设来推进,而且,主要应通过政府引导,形成非政府组织,包括个人与政府共同对公共事务进行合作管理来实现。和谐有序的社会整合机制与现代公民意识相互促进,而和谐有序的社会整合机制与现代公民意识亦是社会和谐的重要表征。

从政治哲学的维度看,通过政府引导,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整合机制,培育现代公民意识,最核心的环节还不在于政府管理手段的重新组合,而在于通过法治建设促进公共伦理的重构这一向度上。良好的公共伦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优质的社会资本。公共伦理问题关涉的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正义、善等价值判断问题,关涉到人们在抉择自己的行为时,自觉而正确地判断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引导公共伦理建设是政府重要的任务。通过政府自身职能转换,能力提升,加强政府公共行政运作的科学性、有效性,积极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中国传统文化、国外先进经验中吸取公共伦理重建的思想资源,同时,加强公共伦理的制度化建设。萨拜因就曾指:“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之下,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9]因此,还必须由政府着力变革公共权力的赋予、运行、监控机制,社会利益分配、补偿制度等制度环节,在这些关涉社会不同群体间利益分配,转型成本分担的制度安排方面,注入更多的公正、公平、正义的道德考量“,特别是在提供公共服务、保证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融合方面的作用要不断加强”,从而通过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整合机制,培育现代公民意识,积累起体现社会总体价值、利益的社会资本。

(二)扬弃传统社会资本。由于社会资本的生成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历史承继性,因此,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要对传统资源加以甄别,进行扬弃。传统社会制度与文化生态下积累的社会资本主要以亲缘裙带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形成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形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应以法治关系、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契约关系、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伦理关系来替代传统社会资本。在这一替代过程中,在吸收域外先进经验时,也不能忽略从中国传统资源中汲取养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意识,互助精神等理念是现代社会资本积累过程中可资利用的资源,而对“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个人对家庭、群体利益的服从”等以共同体至上为价值取向的传统社会资本,也应做辩证的审视和合理的吸收。因此,在以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引发的新的社会交往方式与交往理性生成的背景下,对传统社会资本应做扬弃而不是断然地加以割裂。这一替代过程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通过法治行政,加以有效引导,另一方面是公民社会健康发展促进现代社会资本积累,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制约与促进的,这两大动力背后的原动力又在于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缩小不同地区、群体间的经济、文化差距;构建民主法治、有序参与的制度环境。

(三)调整政府—市场—社会间的关系,构建新型的关系网络。按照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社会的和谐就是社会资本拥有间关系网络的和谐,而所有社会关系网络中最能影响社会结构的关系是政府———市场———社会间的关系,理顺这一关系,有助于纲举目张,调整好其他一系列社会关系,由此,形成并积累起符合最大化公共利益要求的社会资本,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中,达致社会和谐的基本路径是通过政府还政于民,与民共治,以追求最大化的公共利益为旨归,从而实现法治、民主、公平、正义、参与、透明、回应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制。调整政府———市场———社会间的关系,构建新型的关系网络,有助于“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功能,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由此观之,和谐社会是公共权力多渠道、多向度运行的社会,只有培育起政府高效提供优质公共物品、市场高效提供私人物品、社会高效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构架,才能使社会和谐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发动全社会的积极力量去积极地解决全社会的事,才能形成和谐社会所必需的网络化、交互性的社会结构,进而促使社会关系由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占主导,转变为社会资本拥有者间携手合作占主导。在和谐社会里的关系网络可以促使处于网络节点上的主体形成互助、共赢的良好交往格局,型构出这样的格局需在政府引导之下,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在合适的区间中运动,由此使社会成员个人的和谐与社会共同体的和谐辩证地统一在一起。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来看,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以认同、合作为纽带的网络型社会关系及凭借这种网络关系获取资源的能力;将社会资本的拥有者(个人或规模不等的共同体)视为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总和,将社会的和谐视为一系列关系的和谐,因此,这一理论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1]朱国宏.社会学视野里的经济现象[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4]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6]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9]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