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价值哲学最光辉的篇章,是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邓小平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提出了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对价值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价值哲学最富有创造性的一页。

一、理论价值哲学与实践价值哲学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他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不是理论上的讨论、争论所能解决的,只能通过实践来解决。离开实践去讨论思维的真理性问题,是一个经院哲学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只能由实践来证明。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解决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通过理论讨论,分析、争论;另一种是通过实践证明。前一种是理论的思路;后一种是实践的思路。马克思主张通过实践来证明,即通过实践、实践结果来证明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这就是解决思维真理性问题的实践思路,而离开实践去解决思维真理性问题的思路则是理论思路。

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他的这一论述启示我们,人也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对价值的认识的正确性。解决思维的真理性问题有理论的和实践的两种不同的思路,解决价值问题也存在着理论的和实践的两种不同的思路:即通过理论去解决和通过实践去解决两条途径。因此,也存在着两种价值哲学,即理论的价值哲学与实践的价值哲学。

理论的价值哲学是离开实践,单纯从理论上去探讨价值问题的哲学理论;实践的价值哲学则是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的价值哲学。理论的价值哲学以唯主体论或唯客体论的单极思维作指导;实践的价值哲学则坚持以实事求是思想作指导,全面地审视价值。理论的价值哲学无视事实,无视实践的检验;实践的价值哲学则从事实出发,尊重实践检验。理论的价值哲学脱离实际,无法指导实践,运用于实践会产生混乱;实践的价值哲学从实践中产生,密切联系实际,能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显示强大的生命力。理论的价值哲学兴起于西方,已有100多年历史;实践的价值哲学,首先兴起于中国,至今已有40多年历史。理论价值哲学基本理论陷于混乱,并长期停滞,陷于困境;实践价值哲学则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当代西方价值哲学,就是典型的理论的价值哲学,而邓小平的价值哲学则是实践的价值哲学。

二、实践价值哲学的诞生

实践价值哲学产生于实践过程中,产生于与严重的困难作艰苦斗争的实践之中,产生于1962年中国人民探索前进道路的实践活动中。

1962年,我国刚刚经历了三年严重的困难时期。当时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些地方的农民自发地搞了“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等形式,受到农民的欢迎。对这些生产组织形式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一种看法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复辟倒退,应坚决反对。邓小平则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邓小平认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要从生产关系上解决问题,就有一个生产关系以什么形式为最好的问题。对此,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2〕他还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3〕“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4〕

农村的生产关系在当时出现了多种形式,这是事实;生产关系以哪种形式为最好?好与不好是一个价值问题。黄猫、黑猫,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哪一种猫是好猫?好与不好,也是一个价值问题。可见,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是一个价值问题,或者说是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到底生产关系以哪种形式为最好?从以上的论述来看,邓小平认为,一种生产关系好不好,有没有价值,主要看三条:一是看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二是要看能否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群众是否愿意采取这种生产关系,即是否符合群众利益;三是看实践效果,从实践效果看是否真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符合群众利益。这三条,概括地说就是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实践标准或实效标准。

邓小平的以上论述,讲的是关于对包产到户的评价问题,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价值哲学思想。根据他的思想,价值就是对生产力发展,对人民利益的实际效益、效果。从主客体关系来说,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的效益、效果、效应。

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既克服了西方主观主义价值论的缺陷,又克服了西方客观主义价值论的缺陷,为解决价值本质、价值标准的客观性、科学性问题奠定了基础。

西方价值哲学中的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把价值等同于评价,等同于价值判断,从主体情感、兴趣、欲望、需要出发去理解价值的本质,或认为价值是情感的表达,是一种主观偏好,把价值看作是主观随意的东西。而邓小平则认为,应从实践特别是要从实践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实践、实践结果具有直接现实性,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就有力地坚持了价值的客观性。

邓小平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的思想,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也就是说对事物的价值,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有力地克服了西方客观主义价值论把价值看成客体固有的属性,或把价值看成某种独立的绝对不变的先验性质的机械论的缺陷。这样就使100多年来价值哲学发展史上困扰人们的价值的本质、价值标准的科学性问题迎刃而解。这是价值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邓小平在价值哲学理论上的重要突破,最根本的就是突破了西方价值哲学中的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的单极思维和西方客观主义价值论忽视主体作用的单极思维的束缚,坚持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即从主客体相互作用及其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因而能全面地科学地理解价值的本质。

邓小平坚持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的思想,生动地体现在他说的刘伯承同志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上,这句话就是强调要着重从实践、实践结果去判断价值。所以,邓小平的“猫论”,就是实践标准论,即价值评价中的实践标准论。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应该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的本质,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应拿事实来说话。这种思想就是实践价值哲学思想。邓小平1962年发表的以上论述,标志着实践价值哲学的诞生。这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和90年代初,他又对实践价值哲学发表了一系列论述,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

　　　三、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的三个基本点

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包含三个基本点:

1·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实践主体是人,所以实践价值哲学认为价值主体是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人是一个类概念,它包括个体、群体(含阶级、民族、国家等)、人类社会三大层次。同一客体对不同个体和群体,其价值不同,具有多元性;但同一客体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则是确定的、一元的。一般地说,要正确地把握价值,必须以人类社会为价值主体。一定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和方向,所以,要正确地把握价值,必须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

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他说:“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5〕他在讲到文艺工作时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6〕而且“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7〕

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8〕邓小平坚持以人民为价值主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根据的。他说:“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9〕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就是价值创造主体。我们必须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时时处处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础。

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价值观,就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唯我主义的价值观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价值主体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并不否认个人利益。邓小平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10〕。要把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劳动者个人的利益比较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且“要切实保障集体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合理利益。”〔11〕在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决不允许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也不允许侵害个人的合理的利益。邓小平说:“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12〕同时,要关心群众生活,努力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广大人民自由而全面地发展。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统一的价值观,是充分调动社会、集体和个人积极性的价值观。

2·“发展才是硬道理”,价值从最根本上说在于促进事物发展

实践是一个历史范畴,社会实践是发展的,所以实践价值哲学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特别强调加快发展的意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13〕优越就是价值高出一头。社会主义制度能使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更快,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表现,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的重要表现。我国在世界上属于发展中国家。现在,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也很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就不仅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有可能导致苏联、东欧剧变的重演。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14〕。发展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命运和前途的根本问题,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邓小平在讲发展的道理时说:“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15〕世界是发展的,各个国家民族都是发展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发展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就会受人欺凌,就会被淘汰,就有亡国的危险。我们中华民族近100多年的历史,使我们对此体会尤深。所以要生存,特别是要更好地生存,就必须加快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在竞争中取胜,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发展就不能生存。价值从根本上说在于促进事物发展。

经济建设也需要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需要稳定、协调,而要稳定协调就必须发展。发展是稳定协调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16〕马克思主义认为,稳定、平衡、协调是相对的,发展是绝对的。从根本上说,只有持续协调快速发展,才能有稳定的局面。

邓小平讲“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针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而说的。但他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决不仅限于经济发展。实际上,对整个人类社会,对每一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适用。历史上许多国家、民族灭亡,就是因为长期停滞、不发展,因为落后而被淘汰。一个人也是这样,如果不发展,不思进取,不自强不息,不努力创新,就会停滞、落伍,就不可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就会失去其价值。同样,一种产品,如果不发展、创新、更新换代,而停滞不前,就会被具有更先进的功能、物美价廉的产品所取代而失去市场、失去其价值,从而被淘汰。所以,价值内在地包含着发展、创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最能体现发展创新的东西。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比较而存在,相互竞争而发展,总是优胜劣汰。优越的东西价值就高,低劣的东西价值就低或无价值。优越在于发展、创新。所以,价值从本质上说,在于发展、创新。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上,尤其如此。

在社会生活中,要发展,就要改革,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17〕要发展、改革,必须对外开放。要发展,要对外开放,就会有竞争,竞争就会有风险。邓小平主张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敢冒风险,敢攀登前人未攀登的高峰,敢创造前人未创造的业绩。这样的价值观,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对人们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它可以鼓舞人们奋勇拼搏,努力进取,不断攀登高峰,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邓小平说:“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18〕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20〕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基础在教育。所以,邓小平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

邓小平主张“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21〕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关键是人才,邓小平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22〕“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3〕

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说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地发展。他强调各方面的工作要综合平衡,不要单打一,即要全面发展。他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24〕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方面又要综合平衡,使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全面发展。所以,他说的发展是稳步协调发展。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25〕他说的发展是协调地、健康地、稳步地发展。是扎扎实实,讲求效益,以效益为基础去求速度,是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邓小平特别重视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他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26〕他还说:“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27〕邓小平讲发展,是讲“持续发展”,即不仅是当前发展,还要为今后十年,下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打下基础,“为今后五十年以至七十年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28〕这种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的思想,就是把眼前的发展和长远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的发展观,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观。

邓小平还特别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当他了解到四川发生洪灾,是由于过量砍伐长江上游森林使长江上游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情况后,便大力倡导植树造林。他号召全国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并且要求全民义务植树运动要“保证实效”。〔29〕他还身体力行,每年春天植树节带头参加义务植树运动。所以,邓小平的发展观,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发展观。

总之,邓小平的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是科学的发展观。

邓小平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说:“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30〕他还说:“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31〕并且还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2〕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最终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促进人的发展。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33〕也就是说,不仅要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还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广大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使广大人民全面地健康地发展。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他的这一论断启示我们,价值在于促进主体发展,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3·实事求是,讲求实效

实践是一个系统,也是一个过程,而实践结果是实践系统和过程的集中体现。所以实践价值哲学特别重视实践结果,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讲求实效。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34〕他一再说:“我是实事求是派。”〔35〕“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6〕他反对讲大话、空话、假话,主张鼓实劲,干实事,“讲求效益”〔37〕,“保证实效”〔38〕,从实际出发去确定价值。

例如,他在1978年12月13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说:“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39〕领导得好不好,就是价值如何,他主要从技术革新、劳动生产率、利润、劳动者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去评价,这就是从生产的实际效益、效果去确定价值。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好不好?他主张“拿事实来说话”。这里所说的“事实”就是“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40〕即改革实践的结果。这也是用实践结果证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价值。

“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41〕不是看一时的发展,而是看是否保持持续发展。这同样是从实际效益效果出发来确定价值。对领导干部的价值的评定,主要看实绩。邓小平说:“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42〕他还说,选拔领导干部,“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43〕。

邓小平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从效益、效果、实绩去确定价值的思想,在他关于思想文化教育卫生工作的价值的论述中最为明显。他说:“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44〕也就是说,这些部门的价值如何,要以“社会效益”为唯一准则,它们所属企业也要讲求经济效益,但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既要讲社会效益,又要讲经济效益。

总之,从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来看,一项工作做得好不好,价值如何,主要看效益、效果、实绩。效益好、效果好,有实绩,是正价值;反之,则是负价值。效益高、效果、实绩显著,价值就大;反之,则价值小。根据邓小平的论述,一般说来,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的效益、效果、实绩、效应。这一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价值的实质。它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在哲学价值理论上的运用必然会得出的结论。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讲求实效,是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的精髓。

四、事实与价值辩证统一的思想

区分事实和价值是价值哲学的起点。不区分事实和价值,或只讲事实而不讲价值,就不可能有价值哲学;但如果把实事混同于价值或把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绝对化,否认二者的联系,也会歪曲价值或阻碍价值哲学的发展。西方有些学者把事实混同于价值,如把享受、满足(欲望、需要、兴趣等)当作价值,导致价值理论上的混乱。西方另一些学者则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一道鸿沟,认为价值不是事实,价值只是情感、态度的表达,价值是不存在的。他们把价值理解为人们的主观偏好,也使西方价值哲学长期陷于理论上的混乱,严重阻碍了价值哲学的发展。

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尊重事实,“拿事实来说话”。邓小平从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思想出发,坚持用事实来说话,既重视区分事实与价值,又把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克服了西方一些学者在事实与价值关系上的种种偏颇。

邓小平在讲到农村改革时说:“农村改革,开始的一两年里有些地区根本不理睬,他们不相信这条路,就是不搞。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45〕这里说的是农村改革初期,一些领导干部的认识情况。邓小平说“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他说“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46〕他反复强调“拿事实来说话”,“要通过事实的证明” “要用事实来证明”〔47〕。说明、证明什么?说明、证明:“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好”,即有价值。所以,是用事实来证明价值。这就把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了。

邓小平还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48〕即用事实来证明改革开放的价值,这里的事实,就是改革开放实践的结果或成效。他还说:“经济改革成不成功,成功大小,要看三年到五年,见效了才能说服人,证明第二个三中全会决议是正确的。”〔49〕既然是否成功,是否有价值要通过事实来说明、证明,那么事实与价值就是统一的,这就有力地驳斥了西方一些学者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一道鸿沟的理论。

邓小平既重视事实,又重视价值。他要求人们,不能只看到事实而忽视价值,不能把事实混同于价值。价值与事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只看到事实,而忽视价值就不能全面地认识事物。这是因为,客观事物都有两个维度:一种客观事物作为客观存在,它是一种事实;另一方面,这种客观存在又会与人发生相互作用,对人产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产生一定的效应,这就是价值。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启示我们,既要看到事实,又要看到价值,才能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

例如,邓小平曾批评过这样一种观点:“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50〕这种看法单从事实来看,似乎无可非议。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把事实混同于价值,即认为“三资”企业是资本主义企业,就认为只有负价值。实质上就是只讲事实,而不讲价值;只讲“三资”企业多了,资本主义的东西就多了这一事实,而不讲引进“三资”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价值。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他进一步分析说:“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结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51〕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有价值的。而一些人只看事实,不看价值,被事实掩盖了价值,因而迈不开改革开放的步子。邓小平的分析,启示人们不仅仅应看到“三资”企业是资本主义企业的事实,而且要看到“三资”企业的价值,因而有力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对事物的认识,既要认识事物的性质,要对事物做事实分析,又要认识事物的价值,对事物进行价值分析。不能混淆事物的性质,也不能用对事物的性质的分析代替事物的价值分析。这是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上的论述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

邓小平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52〕“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3〕这是事实认识,也是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性质的认识。

他又说:“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54〕这是对计划经济,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的价值分析与价值评析。这一分析有力地克服了一些学者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特点的传统观点,明确肯定了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的价值,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从而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邓小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之所以能大大地解放人们的思想,克服“左”的思想的束缚,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加速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就是因为它突破了局限于事实分析、性质分析的单一思维模式,把事实认识、性质分析与价值评价、价值分析结合起来,成为全面的网络思维,从而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邓小平上述关于不仅要看事实,而且要看价值的思想启示我们:同一客观事物,它作为客观存在,本身既是一种事实,相对于一定主体来说,又具有一定的价值。这一分析充分说明,事实在一定条件(相对于一定主体)下可以推导出价值,“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应当”。因为价值内含着“应当”。对主体有价值,就“应当”维护它。事实与价值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邓小平关于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的论述,对于克服给事实与价值划一道鸿沟,确证事实可以推导出价值,“是”可以推导出“应当”,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邓小平对价值哲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五、价值哲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在价值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说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标志着哲学的实践论转向,解决了科学的真理观问题,并为唯物史观的创建奠定了基础的话;邓小平关于实践价值哲学的论述则标志着价值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为价值哲学结束西方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和机械客观价值论等理论价值哲学的影响,为当代价值哲学走出困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基础的重大突破

100多年来,西方价值哲学都是离开实践去研究价值问题的理论价值哲学。其理论基础从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来看是心理主义或唯主体论,从客观主义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客体的固有的不变特性,否定主体的作用来看是机械客观论或唯客体论。二者都是单极思维。心理主义或唯主体论的理论基础固然使西方价值哲学理论矛盾重重,陷于混乱;机械客观论的唯客体论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价值信念基础上的,也不能科学地解释复杂的价值现象,而陷于僵化,最终走向消亡。实践价值哲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践观,它认为价值问题和真理问题一样,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应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去理解价值,有无价值,价值大小,应由实践来证明,对价值本质的理解是否正确,也应由实践来回答。实践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从实践、实践效果理解价值,既肯定主体的作用,又肯定了客体的作用,从而有力地克服了单极思维。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实践结果是直接现实的客观存在,通过实践证明,就有力地克服了西方主观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的主观随意性;实践的历史性、条件性决定了价值的辩证的特性,有力地克服了西方客观主义价值论的机械的僵化的缺陷,从而使价值哲学研究奠基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为价值哲学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对价值本质问题的重大突破

哲学价值范畴是价值哲学的基石和逻辑起点。价值本质是什么?如何界定价值? 100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从主观主义价值论来说,一是把价值理解为主观的;二是缺乏逻辑一贯性。从客观主义价值论来说,是机械性僵化思想。直到今天,在西方价值哲学中仍是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居于统治地位,使西方价值哲学在理论上陷于混乱。前苏联,东欧和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中占主导的思想也是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这种观点原系西方价值哲学中流行的观点,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如将其贯彻到底,必将导致理论上的谬误与实践上的危害。从邓小平发表的关于价值本质的见解来看,他是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坚持从发展,从对人民的效益、效果、实绩、影响出发去理解价值。按照邓小平的论述,一般地说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发展的效益、效果、实绩、影响,从根本上说,价值就是客体对人民对社会发展的客观效益、效果、影响,使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使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使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他的这一思想,不仅解决了价值的界定,价值本质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逻辑一贯性、辩证性)问题,为建立科学的价值哲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也体现了促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导向。他的这一思想,使100多年来困扰哲学界的价值本质问题得到科学解决,所以,这是价值哲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是价值哲学发展的里程碑,使价值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3·价值评价和价值标准问题的重大突破

价值评价是价值哲学的重要内容,而价值标准的客观性、科学性问题是价值评价的关键或核心问题。西方有些学者以善、义务、正当等价值规范、道德规范为标准;有些西方学者则以兴趣、欲望、需要、情感等心理因素为标准。前者属于评价标准,后者属于价值标准,后者决定前者。因为价值规范、道德规范作为评价标准,它取决于对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善,什么是价值标准的理解。当代西方价值哲学长期受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统治,这就决定了当代西方价值哲学是以兴趣、欲望、需要、情感等作为最主要的价值标准。

但这些标准不仅都是主观随意的东西,而且它们并非都是合理的,把它们作为价值标准,必然导致理论上的混乱。我国哲学界强调以主体的“客观需要”作价值标准,坚持需要的客观性,这一点与西方学者不同,应当肯定。但是需要是复杂的,从产生需要的基础来看,不仅有客观的需要也有主观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同样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杜威曾提出把实验法用于价值领域,但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经验自然主义之上的,不可能真正解决价值评价与价值标准的科学性问题。所以,价值标准的科学性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邓小平对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的论述很多。例如,对经济工作,以经济效益为主要价值标准。他说,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55〕对政治体制的评价,是看政局是否稳定,能否增进人民团结,改善人民生活,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56〕评价一个科研机构的主要标准是能否“出成果出人才”〔57〕,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58〕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59〕要“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60〕。“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61〕他的这些论述就是以效益、效果、贡献、影响作价值标准。

他提出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是“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2〕以此作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各项工作的根本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包含三条价值标准,即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邓小平说:“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63〕他还说:“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64〕要给人民带来“实在的好处”〔65〕。这也是从实际效益、效果去衡量是否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三个有利于”内含着实效标准,即最终要从效益、效果、实效去衡量生产力是否发展,综合国力是否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效益、效果、实效、实绩、影响,都是实践结果或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客观效果,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以之作价值标准,就解决了价值标准的客观性问题,同时还解决了逻辑一贯性问题。而且,效益、效果、实效、实绩、影响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既肯定了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又肯定了主体对客体的作用;这就不仅克服了西方主观主义价值论在价值标准上的偏颇,也有力地克服了西方客观主义价值论机械客观论的缺陷,为建立科学的评价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国内外的价值评价理论中,最为流行的是以主体需要为价值标准。这一标准已被广泛接受和运用。应当承认,主体需要的确是一种重要的价值标准,正如兴趣爱好也是一种价值标准一样。但它不是一种科学的价值标准,而是一种自发的非科学的价值标准。以实效、效益、效果、实绩作价值标准,比之以主体需要作价值标准,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首先,需要并非天然合理,满足主体需要并非都有价值。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应满足人们的“一切合理的需要”〔66〕,而不是满足任何需要。满足不合理、不健康的需要,是有害的,只有负价值。所以,以需要为价值标准,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

有人说,我们要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难道没有价值吗?一般说来,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满足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是有价值的。但是严格地说,这里的需要仍然是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健康的需要,而不是不健康的需要。也就是说,人民群众中的需要也是复杂的,如果某一部分群众需要吸毒或看黄色影视书刊,那么满足这种需要也只有负价值。需要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用满足需要作价值标准,如果不明确指出应满足的是合理的需要,就会产生混乱。

而以效益、效果、实效、实绩作价值标准,则不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问题。有效益、效果,就有价值;无效益、效果,就无价值。效益好,效果好,就是正价值;效益不好,效果不好,就是负价值。效益大,效果显著,价值就大;反之则价值就小。这样就确保了逻辑一贯性。

其次,以主体需要作价值标准,难以保证评价的客观性。有的学者认为,主体需要都是客观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哲学界是有分歧的。大家知道,需要既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范畴,也是心理学范畴。应当承认大量需要是客观的,但并不是所有需要都是客观的,也有一些需要是由人们的认识、情感、兴趣、爱好或嗜好等主观因素决定的,并随这些主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而难免具有主观随意性。同时,还要看到以主体需要作价值标准,往往是以主体意识到的需要或内在体验作为标准,这种标准即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标准实际是以主体对主体需要的认识为标准,因而是一种主观标准,存在着对主体需要的反映是否客观的全面的问题。而且人们的客观需要与主观欲望往往混杂在一起,往往都以需要的形式出现,因而难于避免评价的主观性。而以实效、效果、效益、实绩为价值标准,则是以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客观结果为标准,以客观事实为标准。事实具有直接现实性,事实胜于雄辩,以事实为根据最有说服力,最能保证评价的客观性。

再次,价值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以主体需要作价值标准,把价值看作单纯主体需要决定的,只看到主体需要的作用,未看到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作用和客观规律的作用,未看到客观的可能性,是一种单极思维,是片面的。只讲主体需要,不讲客观可能性,忽视客观规律,会导致盲目蛮干,产生严重恶果。1958年我国的“大跃进”,就是只讲需要,不顾是否可能,无视客观规律,导致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一些毫无炼钢知识的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炼出一堆废炉渣。如果说凡是符合主体需要的都是有价值的, 1958年中国一穷二白,难道不需要加快发展,难道不需要“大跃进”吗?如果以主体需要作价值标准,那么“大跃进”就有很高价值,但是结果如何呢?“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及其历史教训,是对满足需要论的单极思维的最好回答。

总之,邓小平以效益、效果、实效、实绩为价值标准,解决了价值标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问题,为价值评价的科学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价值哲学理论的重大突破。

4·哲学观的重大突破

价值哲学的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哲学基本理论,特别是关于价值本质的理论,存在着理论上的混乱,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陷于困境。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是由指导西方各派价值哲学的哲学观决定的。西方居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其哲学观是主观主义的。这是西方学者自己也承认的。一个时期在西方颇有影响的客观主义价值论,如直觉主义价值论和现象学价值论,其哲学观则是机械客观论和先验的机械客观论。这几种哲学观都只能歪曲地理解价值,不可能科学地把握价值,所以使西方价值哲学长期陷于混乱和停滞。我国价值哲学理论之所以流行以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则是由于只重视主体对的客体作用,只重视主体性,忽视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和制约,忽视客体性,认为价值决定于主体需要,无视主体需要并非都是客观的,无视需要并非天然合理的事实的结果,根本上说是由于受西方价值哲学单极思维的影响,说到底还是由于未能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价值哲学研究。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价值哲学上取得重要突破,关键在于他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按照价值的本来面目去理解价值。邓小平在总结他一生的经验时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事实求是。”他还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我们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67〕从他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一生,无论干革命,搞建设,靠的都是实事求是。他探讨哲学价值问题,靠的也是实事求是。用实事求是的哲学观指导价值哲学研究,是邓小平在价值哲学上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实事求是、讲求实效,是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使真理观与价值观统一起来,使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奠基于科学基础之上。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68〕实事求是从其原意上说,就是从实际出发,旨在“求是”,旨在掌握客观规律,去指导实践。“求是”实质上是“求真”。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事求是原是一个认识论命题。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揭示了获得真理的科学途径,体现了科学的真理观。实事求是内在地要求从实际出发,内在地要求“求实”,要求讲求实效。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实事求是运用于哲学价值问题研究。他不但要求从实际出发,重视求是,重视客观规律,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且注重求实,讲求实效,根据实际效益、效果去确定价值。他强调经济发展要“讲求效益”,植树造林要保证实效,文艺工作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思想文化教育卫生工作部门“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有无价值要“拿事实来说话”,因而在哲学价值的本质与价值标准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邓小平强调讲求实效,是以实事求是为指导的,他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是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价值哲学思想。实事求是与讲求实效相结合,就使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科学真理观的基础之上。即实事求是,讲求实效,是用客观实事来说话,根据客观效果去确证价值,这就有力地保证了价值的客观性,从而与实用主义的主观效用论划清了界限。这是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的科学性与生命力之所在。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讲求实效,使价值观与历史观相结合,使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与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相结合,使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根本特点,也是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的出以点和归宿。这体现了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的革命性。但是如果离开了实事求是,讲求实效,讲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等等,就是一句空话,或者说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历史的经验证明,离开了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很难保证真正符合人民利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些人大讲从人民利益出发,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不讲实事求是,不讲求实效,结果给人民、给革命造成惨重损失,使一些优秀的革命者蒙受不白之冤,甚至被迫害致死。使亲者痛而仇者快,令人何等痛心!所以,真正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不实事求是,不讲求实效,不顾对人民的客观效果如何,不“拿事实来说话”,不尊重客观事实,就不是真正坚持以人为本,就不是真正坚持以人民作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就不是真正从人民利益出发、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就不是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讲求实效,是使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关键和保证。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讲求实效,使价值观、真理观与发展观相结合,使各项事业的发展建立在客观规律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从而有利于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只有坚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才能认识和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才能避免“左”或“右”的错误,保证社会生产力和各项建设事业真正全面、持续、快速、协调地发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离开了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去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破坏。

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从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出发,尊重事实,讲求实效,用事实来说话,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使价值哲学研究从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和客观主义价值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研究价值哲学。从而彻底解放了思想,为科学地研究价值哲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实事求是,讲求实效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的灵魂。把实事求是的哲学观运用于价值哲学研究,是邓小平在价值哲学理论上的最大突破,也是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给予人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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