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业的伟大旗手。笔者以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一言以蔽之: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得以中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兴的脊梁。

力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魂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创始人,他奠定了延续至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宏伟事业的根基。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历史任务,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奠基人;他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和途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拓者;他用大半生的实践呕心沥血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率。他率先在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主要由他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直至晚年,他还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毛泽东的大半生历程实际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程,因此,毛泽东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一种象征,体现着不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魂。

当然,毛泽东在晚年虽然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但自己却没有能够完成。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几近裂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担起了历史赋予他的重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帜,继续引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前进。

在那个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乃至把毛泽东这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神秘化的特殊年代,重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首要的是要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本来提供了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契机。但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继续把毛泽东神秘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在习惯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也赞同这样的做法。同时,党内另外一部分人由于对“四人帮”的痛恨,进而怀疑乃至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党内在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思想混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并非是仅仅关系毛泽东一个人,它关系着整个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因此,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既是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宽广的胸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超人的智慧,适时地正确地解决了这个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中兴奠定了历史的认识基础。

首先,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否定了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做法。1977年4月至7月,邓小平三次提出这一观点,明确反对当时仍十分盛行的对毛泽东思想采取背诵个别词句和结论的断章取义的做法。在4月10日给中央的信中,他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7月份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强调“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第39,43页)。邓小平的这个观点对于破除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和做法的风气,使人们真正认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领会它的精神实质起了极大的作用。

其次,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决回击了当时出现的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右的思潮。1979年初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而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第298页)我们今后的任务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第300页)。

再次,正确分析和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提出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认为,正确评价毛泽东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对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他强调要做实事求是地分析;要分清功过的次序,把握错误的性质。对于错误,要着重于分析历史的复杂环境。他认为对“文化大革命”,“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1](第149页)。“文革”10年,毛泽东同志犯了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但这10年中间,毛泽东同志还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思想,如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亲自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使中国重返国际政治舞台。“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1](第172页)邓小平强调,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对于中央犯的错误,要全面分析个人和集体各自的责任。中央犯错误,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但“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1](第296页)邓小平尤其强调“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1](第300页)

最后,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党的决议这个带有法规性质的文件,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和国家今后发展中的地位。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多次谈话,强调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决议“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1](第291,299,300页)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未来中国发展中的指导地位。

前已述及,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一种象征,体现着不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魂。因此,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未来中国发展中的指导地位,也就是确认毛泽东体现着的不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神。由此,这也就成为了邓小平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前提条件。没有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正确的科学的评价,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中兴。

再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

毛泽东的大半生都是他自己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道路的虔诚履行者。但是,历史往往是复杂的,它常常在深刻的矛盾中曲折发展。毛泽东———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基、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的“一代宗师”,晚年因复杂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出现了严重的错误。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毛泽东在他的晚年逐渐背离了他大半生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和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也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出现曲折反复,至“文化大革命”几乎中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邓小平像历史上的毛泽东那样,肩起历史的重托,在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力排众议,再度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首先,领导和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恢复和重新确立了由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中兴,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武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违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教条主义———“两个凡是”盛行。如果不冲破这种新教条的禁锢,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可能续接并发展。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率先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第38页)。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标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此,也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此后,邓小平又多次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第126页)。“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第143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第278页)他急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要亡党亡国。提出“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第119页)经过邓小平的大力倡导,由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开始逐步恢复起来,这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已经包含在实事求是中的解放思想,并着力论证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使党的思想路线更加明确、丰富,也使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思想武器更为锐利。其次,重新认识我国国情,提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结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中兴,提供了正确认识实际的前提。

认清我国的国情,是实事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第一步。当年的毛泽东正是从这里开始,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邓小平深知正确认识国情的重要,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扬弃毛泽东对新中国国情的不正确认识,并不断汲取、总结、融会改革开放的新经验的基础上,获得了关于我国国情的科学结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86年至1987年,在筹备党的“十三”大过程中,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他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2](第252页)邓小平关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和以此为核心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认识前提。

再次,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他的指导下,初步澄清了一些错误的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中兴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前提。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答案是: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它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认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2](第291页)尤其是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理解、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在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许多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宁或者毛泽东的书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照搬这些书本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鲜明地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2](第291页)毛泽东创立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也不是从马克思和列宁的书本里找出的现成答案,而是基于对当时中国实际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因此,邓小平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2](第291页)。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几次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1](第292页)。“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1](第297页)同时,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进行毫不含糊的实事求是的批评。要细致地研究和具体分析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真正弄清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的。在邓小平的指导下,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讨论、学习,基本理清了过去被搞混乱了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观点。同时,对于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解的马克思、列宁的若干著名的观点,如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观点等一一做了澄清。这一系列在理论和观点上的拨乱反正,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中兴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最后,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中兴指明了具体道路。

走自己的路,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就不拘一格地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与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始其中国化。1956年,当中国又面临着与革命时期没有或缺少自己的理论相似的情况和问题时,毛泽东再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说:“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第7页)“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第9页)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名著中,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这样的思想。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及会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多次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强调“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4](第116页)。但毛泽东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没有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时隔26年,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重申毛泽东26年前提出的任务。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1986年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邓小平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2](第173页)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已经成为邓小平的名言。正是因为坚持走这条道路,邓小平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兴的脊梁。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几年里,由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重新认识国情,再到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进而重申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最终使几近断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正确道路。

续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自觉地系统地按照他自己指出的道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是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率。邓小平则是继毛泽东之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付诸实践的又一典范。

如前所述,毛泽东再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又一次踏上了艰辛探索的历程。他虽然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关于怎样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论著,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但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这一正确道路,他最终没有实现宿愿。邓小平则由于前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这一正确道路,而完成了历史留给他的这一任务,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了以邓小平的名字命名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过程,实际也是一个艰难的求索过程。虽然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更为基本的问题,但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实践,因而邓小平首先集中精力初步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着力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而建立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深刻反思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重新考察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党的历史任务后,确认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并确立为党的基本的指导方针。这样,就形成了党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思想,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此后近10年的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2](第141页)“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2](第11页)根据这近10年的经验,党的“十三大”最终确立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基本路线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基本的指导方针、完成任务的根本途径、根本保证、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初步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在初步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同时,邓小平也开始思索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更为基本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他以主要的精力解决这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最终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性认识。

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是一个更为艰难的求索过程。邓小平用了整整12年时间。首先,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这个后人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观点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中剥离出来,凸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要求,从而使人们从社会主义就是搞以阶级斗争为中心,靠阶级斗争来反修防修、发展生产力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并从纠正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和实际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入手,在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经验的基础上,确认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使全党牢固确立起社会主义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这个观点。邓小平从多方面、多角度论证了社会主义的核心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问题。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这就叫社会主义”[2](第195页)。“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第116页)“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生产力……。”
[2](第149页)邓小平这些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彻底否定了过去那种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主义中心任务的错误观念。

其次,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本身和它的目标严格区别开来,突出社会主义的目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根本保障。邓小平反复告诫:“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第111页)“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2](第138页)“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2](第142页)“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2](第195页)显然,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达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的制度保障。这样,就把纯粹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从本质特征中剥离出来,使人们从社会主义就是搞“一大、二公、三纯”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建立起社会主义就是要通过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达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样的理念。

再次,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了长期的细致、深入的观察、比较和分析之后,在慎重研究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之后,尤其是在研究了中国数十年曲折迭起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之后,否定了纯粹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同时也否定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立。最终把计划经济这个非质的规定性的表征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剥离出来。当然,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认识历程。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第236页)到1992年,邓小平明确肯定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经历了14年。其间,邓小平反复思考着、比较着计划和市场这两种经济体制。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2](第148页)“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2](第364页)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2](第367页)特别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在晚年,对于集他一生心血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更着力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农村“两个飞跃”等思想。

很显然,邓小平是在着力澄清人们一度以为清楚但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含混观念,把那些不合实际的或附加在社会主义名下的观念去除掉,同时,也坚定地坚持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或观点。这样一个既破除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合乎实际的认识和习惯思维模式,又坚持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获得的正确认识的过程,就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过程。而邓小平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比较理性的认识,并以此为中心,建立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续接了由毛泽东开篇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铸就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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