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
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P·13)这是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发展观,其本质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其目标是“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新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突
破。牢固树立并全面贯彻新的科学发展观,对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都
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以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
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考察历史,我们可以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并非偶然,
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它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及邓
小平“三个有利于”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是一脉相承的
科学理论。

一、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探索

马克思研究人类发展史后,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规律性,指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2](P·347)并且“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
史的过程”。[3](P·102)人类社会发展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以一定的方式在可能的空间中有意识、有目的地从事活动,因而社会历史发展又呈现出选择性和目的性的一面。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本质上讲,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延伸。人类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表现为一个合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活动又受人类意识和目的的支配,表现为一个合目的自觉选择过程。人类的实践活动及人类社会发展就是合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与合目的的自觉选择过程的统一。

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历史活动方式即物质实践活动的分析,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的不断变化发展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有机体的不断发展又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并由此引伸出评价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尺度问题。历史发展过程包含有目的、情感、意志等主体性因素,因此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融规律性、目的性于一体的客观历史进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有机体的不断进化,人类自身价值也不断得到实现。在这里,真理与价值并不矛盾,这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统一的过程。马克思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的趋势引伸出价值尺度。

当然,由于历史发展本身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不都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评价的必要性。而对社会发展的评价,也就是人类对自身实践活动的自觉与反思,是对人类自身活动的评价。合规律性即历史尺度,是人类对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该尺度要求人类遵循社会历史规律从事活动,反映了人对规律的自觉和运用;合目的性即价值尺度,该尺度反映了活动是受人类有意识的目的的支配,表现为一个合乎人类目的的选择过程。评价尺度的存在形式是主观的,它表现为一套主观的评价体系,但作为科学的评价体系,它并不是主体的先验设定,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客观根据。

二、邓小平关于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

真理的发展过程总是难免会遇到各种挫折。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理论在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反复强调和证实,但在某些人那里,生产力标准可否作为评价社会进步的尺度,可否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提供科学论证,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推进,愈来愈多的复杂问题具体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在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时,一些人仍是习惯于抽象地谈论姓“社”姓“资”,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生产力标准,甚至抓住生产力标准施行过程中的某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怀疑和否定生产力标准,旧的僵化的或者扭曲了的抽象观念仍在顽固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妨碍着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革命过程中,不
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搞清楚什
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在坚持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
平就是以反思社会主义的本质为逻辑起点,根据唯物史观
基本原理,并总结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历史经验,逐步形成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重要思想。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4](P·209)1980年5月5日,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是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信。”[4](P·314)1983年1月12日,他再次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要以
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
达,作为衡量做的对或不对的标准。”[5](P·23)这些论述讲的是判断认识和实践孰对孰错、有利无利的标准,即哲学界讲的价值标准,它最根本的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人民的富裕幸福。

1992年初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对于这么一个对错、利弊的根本标准问题,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回答,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P·372)“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是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实践标准的进一步展开和发挥。“三个有利于”标准脉络分明、层次清晰,而且其逻辑结构是内在统一的。“三个有利于”包括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标准或尺度,一是要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二是要符合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要求(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则是上述两个标准的内在中介和在当代阶段的具体体现。因此,“三个有利于”标准也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尺度和社会主义主体的内在尺度的统一,即历史中的真与善的统一。

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面对的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旧社会,其使命就是推翻旧制度,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邓小平面对的并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旧制度,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且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建立在生产力客观基础上的,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体制。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生产力现实基础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体制。私有制束缚生产力,就要推翻它,这是毫无疑问的;僵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及其体制束缚了生产力,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邓小平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本质论作了新的解释,认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正是他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把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一当代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命题纳入社会主义本质论之中,这是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没有提出的。既然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评价一切改革政策和措施正确与否的标准,必然是看其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邓小平始终坚持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当然,这只是在“生产力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意义上说的。

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最终目的,是理想。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P·373)因此,建设一个比资本主义更
具优越性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提高人民群众的
生活水平,使人民群众从温饱乃至小康生活中真正体会到
社会主义的价值。

是否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是上述两个标准的内在中介和在当代的具体体现。二战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较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相互对立、相互竞争。虽然局部地区的战争和动乱仍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世界形势更加缓和,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世界形势的这种变化,果断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5](P·104)的科学论断,揭示了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时代主题的转换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形态的竞争,日益演变为世界各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各方面要素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的总和,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决定综合国力大小的诸要素中,经济实力是基础性要素,人民生活水平也是其中的重要指标,所以说综合国力是真与善的内在中介,是当代阶段真与善相统一的具体体现。

三、科学发展观和“三个有利于”思想的内在联系

　　发展观的问题至关重要。“三个有利于”思想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评价标准。它不仅肯定了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并且还着重回答了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发展与怎样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发展,就必须思考怎样发展。毋庸置疑,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的希望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系于发展。然而,怎样发展、我们应树立什么样的发展观才符合客观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才能实现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目的,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不断探索的十分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新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五个统筹”,达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
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发展观,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
一脉相承,其中,邓小平的发展思想是其直接的、重要的
理论来源。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发展是硬道
理,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没有发展,则无所
谓怎样发展;科学发展观突出以人为本,与邓小平的民本
主义思想也有着内在的联系,“三个有利于”的落脚点就
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要
全面、协调、可持续,要统筹兼顾,是对邓小平关于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树立与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积极应对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已经或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挑战而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区域经济不协调、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与发展
观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树立科学发展观迫在眉睫。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科学发展观,充分总结和吸取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
验教训,既实事求是,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符合中国实
际和世界潮流,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际应用性。

树立科学发展观是贯彻“三个有利于”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在“三个有利于”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中,发展
和发展观的问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解决所有的问
题,关键在发展,这里所说的发展显然包括生产力水平的
极大提高,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胡锦
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
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6]。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征。邓小平“三个有利于”重要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突破,也是当代科学发展观得以提出的基础。要言之,科学发展观是“三个有利于”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Z]·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Z]·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邓小平文选(第2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文选(第3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人民日报·2004-04-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