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和谐?

“和谐”一词在古汉语中并不见多用,但“和”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关于“和”《左传·鲁昭公二十年》乃记“春秋”名臣晏婴与齐景公之间关于“和与同”的一场著名讨论。

那年冬月齐景公从沛地打猎回来,晏婴迎接景公,梁丘据也驱车来迎。景公对晏婴说:“唯据与我和夫!”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

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在这里晏婴从四个方面来界定“和”,一曰“烹羹之和”;二曰“琴瑟之和”;三曰“君臣之和”;四曰“社会之和”。

1.烹羹之和。晏子认为:“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要想烹制美味之羹,必须使用水、火、醋、酱、盐、梅等不同之料,如果“以水济水”,则烹制出来的羹将无法“食之”。因此尊重差异是构建和谐的最根本前提,消灭了差异,就等于我们用“以水济水”的方式来烹羹,但所烹制出来的肯定是无法食用的“白开水”。

2.琴瑟之和。晏子说:“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声音之和即琴瑟之和,必须通过“合奏”来实现,而合奏是建立在使用各种不同乐器的基础之上的。有琴,有瑟,有管,有号,有钹,有鼓等才能够组成乐队,如果只用琴或只用管,都只能形成单一乐器的“齐奏”,显然“齐奏”之声要比“合奏”之音显得单调乏味得多!所以尊重和依赖差异,是构建和谐的基础。

3.人际之和。晏子提出“烹羹之和”与“琴瑟之和”都是用来说明“人际之和”的,齐景公认为自己与时时事事顺从自己臣下梁丘据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和谐”,而晏婴则认为“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才能构成一种“君臣和谐”,但“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

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这样的君臣关系仅是一种“同”的关系,而绝不是“和”。这种关系乃是用“以水济水”烹羹;或者用单一乐器“齐奏”的单调和寡味,形成不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际和谐是建立在“在上”与“在下”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心灵相契,智慧相补的基础之上,没有尊重和互补就没有和谐。

4.社会之和。关于社会和谐晏子说:“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他认为和谐社会的根本标志在于:[1]政平而不干,主要指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是以和平的,说理的,非暴力的。他又引《诗经·商颂·烈祖》篇“鬷嘏无言”句,表示维持社会和谐的秩序只需要默然地祈祷,而不需要使用充满暴力的恫吓;[2]民无争心,这里的“争心”不是指争上之心,而是指无争斗之心,计较之心。如果一个社会里充满着人们对名与利的计较和争夺,社会则会失去“和衷之气”,那是根本无法实现和谐的。

在英文中harmony主要指两者之间的相互协调,也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与和睦,其语义与我们现代汉语中的“和谐”基本一致,也能够与古汉语中“和”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相呼应。这种文化精神在柏拉图《理想国》中就有所展现,柏拉图正义思想中就包含着“和谐”因素。柏拉图是想通过人们灵魂中的理性因素或生命智慧来实现对欲望的驾驭,进而实现个人的灵魂正义,社会也将通过理性对欲望的驾驭而实现社会的正义与和谐。亚里士多德在思考社会和谐的时候,更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加上了友爱。认为友爱的温情,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不可少因素。但近代西方的思想家,更愿意把社会秩序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这样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就取代了“和谐”的地位。

二、和谐世界观的现实意义

1.和谐世界观与革命世界观。中华民族从远古到1848年的漫长岁月中,所形成的就是“和谐世界观”,因为在中华文明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上,华夏文明始终都是强势文明。汉民族作为华夏文明的承载者,始终没有在文化意义上遇上真正地挑战。但具有某种文化优越感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其“天朝心态”受到了致命打击,中日“甲午战争”更进一步将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心打得粉碎。面对着蛮横的西方列强和东洋强盗,我们要用尊重他者的“和谐世界观”来看待和认识世界,那简直是自欺欺人!于是我们引进了西方学说,尤其是把“他者”看成“地狱”的“革命世界观”,进而形成近现代的“革命文化”,这种文化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

2.矛盾世界观在今天的局限。但“革命文化”是一种崇尚“造反有理”的文化,革命就是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坚持革命文化就无法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思想理论战线所发生的关于左与右的争论,关于“主义”的争论,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等,无一不反映出我们在基本世界观方面的困境。今天,我们重提“建设和谐社会”和建构“和谐世界”的新国际秩序,乃是时代赋予中华民族的新的时代课题。于是用“和谐世界观”替代“革命世界观”在理论上就显得十分必要,因为革命就意味着鼓励造反,就要鼓励被统治阶级去推翻现行统治。这种文化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鼓励自杀!

3.树立和谐世界观有助恢复文化主体意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民族便开始走入一个“文化自虐的时代”。这种“文化自虐”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根本否弃,进而造成一种文化主体性的迷失。我们的“和谐世界观”,以及以此核心内容的文化,都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文化垃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更有甚者,形成一种以批判文化传统为职志思维习惯定式,凡现实中出现某些不如人意的事情,必从文化传统上去寻找原因,并最终以把自己文化传统尽情地骂上一通方能尽意。这种“学术研究”,至尽仍然大行其道。我们必须通过重拾和谐世界观来恢复我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感和自信心,从而逐步走出那个梦魇般的“文化自虐时代”,这是重建文化主体意识的必然要求。

4.和谐世界观倡导一种新国际秩序。当今世界上的国际关系,仍然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基本的国际秩序依然是“强者通吃”,大家对“强权就是真理”的强盗逻辑采取默认态度。但这种严重不公正的秩序已经遭到以海湾地区穆斯林为首的弱小国家的强烈反抗,“自杀式袭击”正在颠覆着世界秩序的不公。中国作为一个有丰厚文化遗产和悠久文明传统的大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应该为国际秩序的重新建构做出我们的应有贡献。强调以和谐为核心内容的国际新秩序,倡导把国家关系置于“礼”之上,从而使国与国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之上,应当成为中华民族在文化上为人类做出的新贡献。

三、和谐社会的建构

如何建构和谐必须从恢复传统的“礼治文明”入手。

1.什么是礼治文明。什么是“礼”,孔子说“有礼者恒敬人”;《礼记·曲礼》亦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从人文精神上,礼主要表现为个体的人对“他者”的尊重;最主要的是在“上位”的强者对在“下位”的弱者的尊重;尤其表现为官对民意的尊重;君对臣下的尊重等等。人们可以在社会地位上有贵贱之等差,但所有人在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在《左传》中,讲述了大量由于不尊重他人而惨遭杀戮的故事,国家命运也同样如此。所以,中国传统礼教,从文化精神上是要教人们学会尊重。但这种文化精神在汉帝国的大一统政治建立后,就开始不断流失,最后流失到汉末,便是读书人集体地叛经逆道,且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到清末,礼治文明更加只剩下一个“吃人”的空壳,陈独秀、鲁迅他们反对和批判“礼教”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今天要恢复“礼治文明”,也是要恢复董仲舒之前浸润着浓重人文精神和人道色彩真礼治文明。

2.礼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在中国原始儒家那里,社会冲突都基本上被看成由人们的相互不尊重而引发的。通常社会里的强者们身上普遍存在着暴戾之气、奢靡之气和傲慢之气,所以他们接人待物会表现出“无礼”,进而引发人际冲突。要想减少社会冲突,就必须限制强者们的傲慢,其中最常见的是权力的傲慢,其次是财富的傲慢,再次是知识的傲慢。于是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指人只有战胜自己本能中的傲慢,才可能“复礼”,即成为一个“有礼”之人,同时也成为一个能关爱他人之人,即“仁人”。所以“克己”是一种道德修养的功夫。如果天下的人都能“克己”,则“天下归仁焉”,即达于“和谐社会”境界。

3.建构和谐社会当从“克己复礼”做起。当今中国社会信仰缺失,诚信匮乏,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信任难于建立,这是我们的最大危机。克服危机必须从道德重建入手,传统儒家的思想资源,是道德重建唯一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教育国民必须从“礼教”做起,但需摒弃旧礼教的精神糟粕,把人格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尊重和信任,作为我们的新国魂。和谐社会建设首先必须恢复国民对礼治文化真精神的认同,否则我们的道德重建就无从立足。当下,在全国各地所兴起的“读经热”,最让人担心的是,把旧礼教的许多糟粕的东西教给下一代,这样会挫伤人们对恢复文化传统的信心,进而会败坏我们的文化复兴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