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舵手,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邓小平各自的社会主义观之间既有基本原则上的一致性,又有历史过程中的前后衔接性和思想观点的继承性,也有核心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性。这些差异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把握不同、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认识不同、对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认识不同、对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认识不同、对外国资本主义认识不同等。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展开,只对差异形成的原因作些分析。

　　一、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不同

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之所以不同,首先是因为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际环境。前者产生于革命与战争年代,后者产生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年代。这种不同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能不给社会主义模式打上烙印。以对外关系为例,建国初期,帝国主义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我们,这是当时我国采取闭关自守策略的客观的、主要的原因。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1]。而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期,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特点。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在渡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危机和动乱后,吸取了教训并学习了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一些做法,进入了相对稳定和发展的时期。从六七十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逐渐解体,到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局面不复存在,这意味着世界总的趋势在从战争和对抗走向和平与发展。与此同时,由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空前加快,全球化趋势出现,这都迫使中国加速发展。邓小平在认真观察和分析了世界局势的变化后,提出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科学论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面临的形势和条件显然不同于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时期的中国。长期以来期望的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较长时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已经赢得,问题是如何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在完成对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特点的判断后,邓小平果断地调整了我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对内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应抓住时机上一个台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对外坚持开放,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此后,中国社会主义面貌焕然一新。

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教训才能向前推进。建国初期,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没有其他的经验可以借鉴,唯一的榜样就是曾经给苏联带来巨大发展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事求是地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一定时期的确起了巨大历史作用,问题是苏联自身及仿效苏联模式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把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理解,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后人有理由抱怨和指责这种模式给中国带来的失误,但平心而论,没有曲折、没有教训人们也很难聪明起来。没有超阶段搞“大跃进”、刮共产风的教训,就不能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性;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教训,就不易提出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没有在长期实践中体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就不能有那么大的理论勇气去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毛泽东时代党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后来成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坦率地承认对改革开放以前党的失误也负有责任,也说明了这个道理。邓小平指出:“20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2]。”总之,毛泽东时代积累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经验,包括十年文革的反面教训,以及后来苏东共产党人丧权亡党的惨痛历史教训,都是形成邓小平理论和其新社会主义观的极其重要的条件。社会前进的一般规律就是这样:后人在前人积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突破前人,又为后人突破自己奠定基础。实践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

　　二、思想方法的差异

毛泽东、邓小平在一般思想方法上,都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但毛泽东晚年一度严重背离了他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而陷入了以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空想主义相结合的主观主义泥潭。

众所周知,在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毛泽东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由于毛泽东的倡导和他自身的典范作用,实事求是成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毛泽东在1956年至1957年反右运动前,也曾一度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尝试开创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遗憾的是没有坚持下来。

其中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教条地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我们知道,马克思论述的社会主义一般原则是以发达国家为原型概括出来的,把这种一般社会主义照搬到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理论和方法上就犯了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错误。例如,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必须是公有制,他突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的规定性,而没有强调生产力方面的规定性,这是因为他论述的社会主义是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为前提的。毛泽东不顾中国的特殊国情,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为生产关系上的公有制,追求一大二公,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不从观念出发而从事实出发的科学方法。在对待苏联模式问题上,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3]这里的“外国”,即苏联。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唯有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所以我们那时称苏联为“老大哥”,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于是在许多方面就师从苏联“老大哥”,尤其照搬了他们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指出了这种体制的弊端,并尝试走自己的道路,但没有坚持下来。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4]第二,把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绝对化。20世纪中国革命是异常艰苦的,革命的物质力量和条件开始时极其薄弱,产业工人占人口极少数,知识分子更少得可怜,而革命敌人却异常强大和残酷,这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革命经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群众运动的方法;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斗争哲学的思路。

这些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如果在经济建设的和平时期不加选择地提倡就会带来问题,如,一味地宣扬高尚道德精神,一味地提倡军事共产主义作风,而轻视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积极性;过多地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就必然排斥科学的管理方法和认识不到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以一当十的作用;不断革命的斗争思路,必然导致战略方向的迷失。第三,出于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毛泽东在建国后尤其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逐渐堕入空想主义。

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悲剧所在,认为要想揭开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新的一页,首要的是恢复和发扬由毛泽东倡导而在晚年又被抛弃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在当时一个直接的针对性就是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失误,尤其是针对一部分人坚持“两个凡是”的僵化思想。因此,这就决定了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必须同时特别强调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5]为什么说“首先解放思想”,而不说“首先是实事求是”呢?因为经过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到当时的20多年,特别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党员和干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脑子里,都已经把毛泽东的话与真理划了等号,当作了“最高指示”。当时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处于“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危险境地中。要真正摆脱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在实践上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必须首先解放思想,真正做到敢于承认毛泽东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

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与毛泽东延安时期和60年代初强调实事求是相比,突出了解放思想,即理论创新,这是邓小平的时代特色。他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6]“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正是凭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利器,邓小平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超越了毛泽东及前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三、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不同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文化遗产、文化传统必然影响着今天的每一个人。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扎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吸吮中华文化精神乳汁长大的人民领袖,与中国文化传统存在着血肉联系。但具体说来,他们二人受文化传统影响的程度和具体内容又存在差异。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观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大同思想和平均主义了。大同思想最早体现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大同思想批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黑暗现实,要求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财产公有、互助友爱、平等有序的公正社会,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因此它一直在中国历史绵延不绝,一直是历代知识分子批判封建专制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直到民末清初,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还以各种形式反刍“大同思想”,使之成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的初步框架,当时最有名的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毛泽东从小接受正统的封建文化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大同”作为圣人追求的社会理想,注入了他幼小心灵的最深层。稍大,毛泽东离开家乡到外求学。接触到新的思想,康有为、孙中山成为他崇拜的偶像。当然,他们对大同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宣传,也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表达了对“大同圣域”的向往:“大同者,吾人之鹄的也。”1912年2月,他又萌发了在岳麓山附近办新村的想法,其计划与康有为在《大同书》里的设想十分类似。即使在他接受了马列主义,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后,大同世界仍是他终身追求的目标。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曾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8]毛泽东自信找到了这条路,但对大同理想,他并没有加以批判。他后来有时也把共产主义称为“大同”。

“大同”理想虽经历代知识分子的补充完善,其计划日趋详细、具体,但由于是从抽象的道德和伦理原则出发,其对现实的批判是严重脱离生产力发展基础的,故其设想越是美好,其性质就越是陷入空想,如果硬要从纸上搬入现实,就会使现实生活陷入粗鄙的、原始的共产主义,使人类文明遭到重大的全面的倒退,因此马、恩尖锐地批判一切空想社会主义。据说当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然而他在生前却把这本书“密不示人”。康有为说,孔子生前“其志在大同,而其事只在小康”,因为孔子生平身处乱世,乱世求治,只能讲“小康”而不能讲“大同”,只有等到“小康”实现了,才能进入“大同”。现小康未成,如果《大同书》流传出去,必然会影响一批激进的年轻人胡闹,在精神、物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进入“大同社会”,就要造成天下大乱。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晚年毛泽东陷入了空想。他撇开中国生产力的现状,不顾当时极其困难的经济状况,企图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一条途径,最后在现实中碰壁。

与毛泽东吸取大同理想不同,邓小平则重点吸收了“小康”思想。“小康”这个词,最早是《诗经》上说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很劳苦,应该让他们稍得安宁。后世人们把家庭稍有余财,可以安然度日,称为小康。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出自儒家的《礼记·礼运》。“小康”是与“大同”相对应的社会发展阶段,如果说“大同”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只存在于远古的尧舜时代,是一种乌托邦,那么“小康”社会则是“大道既隐,天下为私”的现实社会。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小康概念,就是为了纠正过去我们在建设现代化问题上的急于求成的倾向。

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毛泽东那一代人生前的愿望。由于缺乏历史经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改革开放前党一贯的提法是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提法在当时曾经起到过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邓小平意识到了这点,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新说法”。他解释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9]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候就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10]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的小康概念。后来,邓小平根据形势的发展,又提出到了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从而明确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先解决中国十三亿人吃饭问题,吃饱后再努力进入比较富裕的小康生活水平,最后经由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而达到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和高度富裕的发达水平。这说明邓小平的理论更脚踏实地。

　　四、领袖的个性差异

总的来说,毛泽东作为一位诗人政治家,身上带有更多的浪漫和理想色彩。正是这种浓厚的诗人气质,使晚年毛泽东的政治实践受到了过多的非理性因素的干扰。一个政治家,必须在特定的领域中按照特定的行为逻辑进行政治操作,任何超前、滞后,或者不顾现实条件许可的冲动,都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而作为诗人、哲学家,超越时空正是进入自由精神王国的基本前提,而且越是能超越时空,就越能酣畅淋漓地展示浪漫洒脱、神游八极的超越情怀。因而一旦毛泽东以诗人、哲学家的精神空间和思维模式来取代政治家思维空间,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时空参照系来审视现实时,很自然,现实社会的理性化的发展就会显得像“小脚女人”般令人生厌。晚年的毛泽东对于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都抱有一种“多少事,从来急”的心情。他总是站在时间运行的前面,抱怨社会发展节奏缓慢,于是“大跃进”成了他最能接受的现实社会发展的节拍。建国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总是笼罩在一种“匆匆,太匆匆”的急切氛围,这不能不说与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超越意识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作为诗人政治家,毛泽东晚年也过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西方研究毛泽东的著名专家施拉姆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说:“如果有人要概括从一九四九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国政策的演变,那么可以把它描述为不断提高人的意志,使其凌驾于理智地分析事实之上的过程。”[11]当浪漫的激情淹没冷静的理性意识,毛泽东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诗人的想象,当作政治家的现实追求来付诸实践。无论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若干年内赶英超美,还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以及“六亿神州尽舜尧”,不都是这种性格的悲剧性的外化吗?如果说在文学领域,诗人才气足以使毛泽东成为流芳百世的一代风骚;那么在政治这原本不属于诗人的领域,诗人政治家的诗化政治却只能以悲剧而告终,这是晚年毛泽东留给后人的深刻教训。

与毛泽东的浪漫气质相反,邓小平身上更多的是兢兢业业的实干精神。尽管他也“雄心壮志”。他曾号召全党全民把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12]。但是同时邓小平总结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1958年的波折,尤其是没有文化大革命,不要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吸收世界先进经验,不要说好多的雄心壮志,只要老老实实按步就班地干,我们的工农业和科学、教育一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较大的改善。”[13]从这样的经验教训中,邓小平提出:“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14]实事求是首先要做到正视现实。他说:“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15]那么怎样改变落后呢?邓小平说:“就是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讲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16]这是1978年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提出的要求。在此后的岁月里,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强调过:“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很容易。讲大话,讲空话,都不行。[17]”除了实干精神外,邓小平身上的现代民主意识、以立为本的建设倾向、沉着冷静的应战能力与毛泽东身上的集体主义的道德色彩、破旧立新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挑战色彩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个性上的差异不能不给他们各自的社会主义观打上烙印。

应该说这种不同性格的形成更多的是由于他们后天的经历、环境不同所造成的。比如毛泽东晚年强烈的赶超意识和唯意志论,实际上是由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落后挨打所造成的屈辱感而导致的强烈的民族自尊自强精神的折射。近代以来,面对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一大批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为唤起民众,都曾极力张扬精神意志的能动作用。从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到杨昌济、毛泽东,都曾是“心力说”的热切鼓吹者。他们都以诗人的激情和想象力描写了心力即人的精神意志呼风唤雨、改天换地的巨大能动作用。谭嗣同曾说:“人力或做不到,心力无有做不到……”[18]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19]在老师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反映出他对心力说的执迷。应当说,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兴起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它实际上是近现代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强烈赶超心理的折射。

又如,毛泽东身上的以破为主的斗争性格以及鄙视物质享受、强调艰苦奋斗的吃苦耐劳精神,都是由于他长期处于恶劣和残酷的战争环境而造成的,以至形成惯性。邓小平虽然也长期跟随毛泽东转战南北,但由于他一直处于将的地位,这就养成了他深入细致和开明民主的工作作风。又由于他年龄小于毛泽东,处于和平时期比较长,因此积累了比较多的经济建设经验。尤其是他经历了三落三起的人生跌宕,促使他痛苦地思索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旦时机成熟,便果断地实施新决策,为中国和她的人民带了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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