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毛泽东邓小平国情观的基本内容,毛泽东邓小平国情观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停留于宏观性描述和一般性阐释的成果较多,而具体对毛泽东邓小平国情观的当代价值以及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层面的内在关联、作用机制深入分析的成果较少。本文试图对毛泽东邓小平国情观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关联及对于推进新时期新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价值和指导意义进行探讨。

一、毛泽东邓小平国情观的基本内容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把科学认识国情作为分析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

1.宏观把握中国经济社会状况

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其视野主要集中于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性质、主要矛盾以及革命和建设的首要任务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体现出一种宏观把握的特色。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的大国。”[1]188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性质的中国的主要矛盾。他深入而具体地分析了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状况,认为地主阶级和带买办性质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的整体发展,而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新中国在完成“三大改造”运动,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新的形势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实践证明,八大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科学的,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建国之初,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社会主义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2]116。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中国国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伟大贡献。

邓小平的国情观是对毛泽东国情观的继承和发展,在对国情的认识上,同样坚持从宏观上把握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特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整体上作出了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他说:“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3]252,这就是当今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只是从社会发展程度上来说还不够完善和发达,此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4]786,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从中国实际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入手解决这一矛盾。邓小平创造性的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对中国国情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

2.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邓小平在认识和分析国情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有中国特点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解决土地革命中的政策问题,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领导开展了整风运动,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研究中国国情,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导。建国后,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国初期,由于我国尚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借鉴了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但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觉察到了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能完全照搬外国模式,必须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他带头向实践学习,深入基层,亲自搞调查研究,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所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模式。

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5]143并把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与解放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5]364。在他看来,从实际出发,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认清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实践中,邓小平对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认识的偏颇和错误加以纠正,提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是对我国现实国情的高度概括。基于对国情的科学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就无法巩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于改革出现的风险和问题,邓小平始终主张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3]377所以要勇于实践,“摸着石头过河”,但又“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3]372。他总结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经的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的经验,认为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束缚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发展的目标。在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上,他也是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3.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

毛泽东、邓小平都认为对于国情的正确分析和把握离不开对社会实际的认真调查和研究。

毛泽东特别重视调查研究,提倡“下马看花”,即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进行仔细、具体、深入的考察,把握实际情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他认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6]899革命的斗争策略“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1]115。仅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前7年,毛泽东在闽赣等地就做了14次实地调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建国后,中共八大会议筹备期间,毛泽东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系统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的汇报,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一文,全面而深刻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遵循的方针,解决了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调查研究,深入群众也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国情认知的基本方法。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只有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譬如办特区,邓小平就是经过1979年到1984年5年中多次的实地考察,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民意,从群众生活、群众利益、群众要求中寻找办特区的实践效果,最后才充分肯定并作出进一步扩大沿海开放城市的决策。

4.历史眼光和世界眼光相统一

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国情的观察和研究既具有历史的发展眼光,也具有世界的全局眼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研究问题要运用“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7]400这也就是说,科学地认识国情,不但要把它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来研究,还要联系世界形势去分析。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是根据中国国情,联系苏、美等国的变化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分析积极因素和消极方面,以此来制定中国革命的策略。

邓小平分析国情时,善于在总结过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局部进行考察,从世界的角度中看中国,在世界中把握中国。他认为,中国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经济落后,加上建国初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中国封闭半封闭的经济环境,中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邓小平紧紧抓住这一时代主题,在世界的主潮流中找到了中国发展的坐标:“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3]266认为中国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面向世界,抓住机遇,发展经济。

二、毛泽东邓小平国情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邓小平特别重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善于把握国情,将现实国情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和立足点。毛泽东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路的创造性开拓,同他们的国情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毛泽东基于对国情的科学认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的探索

建国初期,新中国在旧社会的废墟建立起来了,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尚未彻底完成,国民党反动的残余势力还未彻底肃清。针对这一特殊国情,毛泽东就如何巩固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又提出如何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他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国情,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总结到:“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针对中国特殊的国情,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

第一,民主政治建设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指出:“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8]1471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有远见、最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性质共同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民主制度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积极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中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

第二,民主政治建设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使人民群众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首先要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根据新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其次,要扩大人民群众参与民主管理。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什么来体现呢?就是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他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国家各类事务的管理中来,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不仅要在政治领域中,通过参与民主选举、制定宪法法律、民主监督等形式维护自己的权利,还要积极参与到经济领域、文化教育事业的管理中来,切实维护自己的各项权利。同时,他还提出用民主监督的方式去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随着民主管理范围的扩大,开通民主监管渠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使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内在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行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第三,民主政治建设要用民主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指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9]208-209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采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而不能采用专政的方法,压服的方法。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必须用非对抗性的方法即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也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即收到积极的效果。为了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四,民主政治建设要重视党内民主建设。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有效武器就是民主。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面临着新的考验,应当把党内民主建设“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步骤”[1]495。在党内民主原则上,毛泽东科学分析了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提出了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上,他重申了党的纪律,强调“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10]528。提出了要健全党委制等党内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展开;在党内民主生活中,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教育方法,培养全党的民主意识和养成民主习惯,建立以“反对个人崇拜”为主的党内民主意识氛围,提倡以“群众路线”为党内民主建设的实践方式。

毛泽东上述关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开创了良好的局面。然而,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毛泽东对国情的认识发生了偏差,没有坚持原有的对国情的科学认识,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出现了失误。

2.邓小平基于对国情的科学认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道路的开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地位问题进行了反思,鲜明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5]168,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到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立足点是本国国情。因此,他科学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具体而言,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3]135;从意识形态上讲,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另一方面,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我们人口多,国家大,基础又很薄弱”[3]213,虽然经过发展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3]63,现在仍很穷,很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依然居世界的后列,有7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落后状态,工业水平落后,科学技术落后,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252。邓小平在科学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开拓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境界。

第一,民主政治建设是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民主政治不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其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立足国情,而不能照搬外国模式。邓小平总结了过去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经验教训,指出:“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3]265同时他还提到:“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3]256这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保持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优点和特点。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基本政治制度是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建立起来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是必须坚持的。

第二,民主政治建设要着眼于法律和制度建设。鉴于“文革”使中国民主政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教训,邓小平强调,“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5]348,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化、法制化。邓小平所提出的民主制度化,是指要形成一个真正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146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5]336。他废除干部终身制,晚年主动退居二线,这都表明他高度重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同时,他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5]359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实现民主“法律化”。他还提出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5]254的原则。在实践中,他要求加强立法和健全各种制度,以保证党在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活动,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依法律法规行使民主权利。同时也要加强法制教育,培养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

第三,民主政治建设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传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出现与经济体制的不适应,暴露出许多弊端,出现官僚主义作风、家长制作风、权力过分集中、干部终身制、腐败等现象。针对这些现象,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3]176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他还提出了包括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在实践中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建立任期制;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建立公务员制度,在干部人事工作中加强竞争和监督力度,以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第四,民主政治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采取渐进方式稳步有序地进行。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也受到本国生产力和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它的发展要与本国的国情相符。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创造使民主得以实现和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条件,必须做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他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5]332,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还相当严重。要肃清这方面的影响,铲除其根源,也必须做出长期的努力。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所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保持政治稳定为前提,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逐步推进。

三、新时期以毛泽东邓小平国情观为指导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思考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国情观,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联系世界形势,从总体上科学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1.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中,政治参与占有重要地位,是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重要途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毛泽东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他认为,人民必须有权管理上层建筑,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障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2]129。邓小平也认为,人民始终是国家管理的主体,人民的意志决定着管理的内容和形式。他指出,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力”[5]322。毛泽东、邓小平都高度重视人民的政治参与。因此,保证人民政治参与始终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重要途径。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人民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法制意识不断增长,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面对现实国情的变化,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强调了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性,表明了保持有序性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大政治参与的关键。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应当从扩大党内民主、扩大人民民主、发展基层民主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扩大党内民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因为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只有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增进党内和谐,党才能更强大,人民民主才会得到更好的发展。扩大党内民主要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党的监督机制,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等。

第二,扩大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所在。只有发展人民民主,扩大人民民主,才能使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要保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保证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人大常委的制度建设,优化组成人员结构,使人民的意志能够通过民主立法、决策、执行、监督等途径充分地表达出来。

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发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显著特点和优势,贯彻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能更好地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

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题,巩固和发展平等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把党和国家总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实际、特殊情况结合起来,保障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

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公民意识,提高全社会政治素质,无疑是扩大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撑。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要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培养公民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要加强公民的道德教育,引导公民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自觉追求更高要求的道德目标。

第三,发展基层民主。只有发展好基层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有稳固的根基来谋求更高层次民主政治的发展,发展基层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发展基层民主可以从发展人民民主和发展党内民主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建立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从基层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使人民能依法行使民主权利,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二是党内民主的发展要“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

2.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政治制度,它需要完备的法制保障。毛泽东、邓小平都非常重视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结合起来。毛泽东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提出宪法的制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邓小平精辟地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5]348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相结合。

目前,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只有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才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前提。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着眼于确立制度、规范权责、保障权益,全面推进法制建设。同时,按照法定的立法程序,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一是要加强司法工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健全和完善司法体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二是要加强行政执法工作,推进依法行政。各级政府部门应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保持清正廉洁,促进行政执法水平的不断提高。

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对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作用,逐步做到制度化、规范化;大力推进执法公开,提高政府、司法机关工作的透明度,加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力度;进一步深化执法监督体制改革,重点加强责任追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要坚持不懈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树立公民法治理念,形成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的良好风尚。

3.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要求政府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以满足公众的需求;面对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严峻挑战,要求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要求政府转变自身的角色和管理方式,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行政管理领域广泛存在着部门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要求政府改革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行政效能。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提出要“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流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要求。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的实际情况出发,“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关键要准确定位政府在市场和社会中的角色,转变政府社会经济文化职能和管理方式。一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加快推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还权于市场和社会,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与社会化。二是要调整好政府内部职能的关系,特别是经济职能与其他职能的合理分工、协调统一,在加强经济调节的同时强化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三是要大力转变行政管理方式,尽快实现由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的转变,从强调管制到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上来。

创新行政内部组织形式。创新行政内部组织形式目的在于改革臃肿低效的传统“大政府”,建立精简高效的“小政府”。一是要建立大行业、大系统管理体系,加大机构的整合力度,把职能相同或相近的部门整合成一个主部门进行系统性的综合管理。二是要进行部门内部机构的分解,根据相应的职能合理分解机构,明确权责划分[11]30-31。三是要减少行政层级,统筹各个部门设置,严格控制编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降低行政成本。

健全和完善运行机制。健全和完善运行机制主要是从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规范化和建立综合高效的行政执行机制两方面入手。首先,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规范化要以完善的组织系统做保障。一是要引进高科技术和设备,推行电子政务、充分公开信息、采取决策听证等途径扩大基层组织、专家学者以及广大公众的广泛参与。二是要有一个科学规范的决策程序,要强化决策责任。其次,建立综合高效的行政执行机制。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正确界定职责范围,避免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建立有效的行政效能监控机制、快捷的行政执行评估机制、完善的监督体系、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等来促进行政执行效能的提高。

4.完善和加强监督制约机制,保证权力为人民谋利益

对执政党而言,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能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行使好手中的权力;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它能促使干部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预防和治理腐败,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利益。近年来,党的反腐斗争和廉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某些消极的腐败现象仍在蔓延,如何防腐拒变也成为政治建设中值得重视的问题。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就是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一是要建立合理科学的权力运行结构。权力结构具有合理性是开展权力制约监督的前提,权力结构的设置要着眼于保证权力运用的合理性问题。组织结构的合理性程度低,科学化水平不高,往往容易形成随意行使权力、滥用权力的空间,难以实现规范行政和依法行政,所以十七大报告强调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二是要提高政治权力配置的科学性。如果政治权力配置不科学,不仅难以保证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行,也直接影响权力监督制约的开展。要严格划分不同权力的使用边界,加强对权力使用的规范和限制,形成部门内部的权力制约与协调机制。

三是要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必须有一整套严密的程序规范作依托才能运作顺畅。只有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在明确而严密的程序轨道上,国家机关才能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四是要完善和创新权力制约监督手段。只有采用科学可行的手段,才能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产生实际绩效。所以要提高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有效性,要不断完善和创新权力制约监督的手段,探讨增强制约和监督效力的方式方法。其中健全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制度,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建立领导干部问责机制等,都是十分科学的权力制约监督手段,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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