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作为站在20时代前列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两位伟大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他们所能达到的高度对如何实施对党、党的领导干部及党员的监督进行了探索。比较他们的监督思想的异同,可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

一、毛泽东与邓小平监督思想的共同点

(一)着眼点相同:防止人民“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新政权以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实现全体人民参与管理的直接民主。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求党和政府担当领导责任,要求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能动杠杆作用;另一方面,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执政党、国家机关的权力相对集中,又会产生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现象。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又能避免因权力集中而带来的消极现象?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预言,无产阶级国家的“公仆”也有退化为官僚的危险,从而变为人民的“主人”。为避免这种危险结果的出现,他认为管理国家事务的“公仆”应该经常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人民监督”的原则,认为必须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

新中国建立以后,如何防止人民“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就一直是毛泽东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国以后“三反”、“五反”就是毛泽东针对当时出现的比较严重官僚主义现象,反对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的首次尝试。以后毛泽东发动的各项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或多或少地都包含了他的防止党的蜕化的思考。晚年毛泽东发动的所谓“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深深地烙上了毛泽东的防止“人民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思想的印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何防止党的退化,使得它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建国后毛泽东考虑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邓小平对毛泽东防止党的异化的思想极为赞同。他在1957年的党内整风运动中支持毛泽东将反对官僚主义放在首位。此外,他更是直接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角度来论述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必须防止党的退化。他在1956年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1]因为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党要正确地领导,要防止犯错误,“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2]“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3]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和党员异化的可能性的增加,邓小平对党执政以后面临的危险和出现的一系列挑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合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以及自身“三上三下”的特殊经历,邓小平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毛泽东是相同的,即只能通过长期不懈地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实现民主管理来解决。

(二)监督的体系相同:全面、系统、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体系

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监督体系。毛泽东同志所构建的人民监督体系,既包括自上而下的监督,又包括自下而上的监督;既包括立法监督,又包括司法监督;既包括内部监督,又包括外部监督;既有权力部门的监督,又有非权力部门的监督,是一个全面、系统、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体系。具体来说是一个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监督、党内监督、人民群众及其团体的监督、行政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在内的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

邓小平基本上继承了毛泽东的人民监督体系。邓小平指出:“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要求党的生活严一些,团的生活严一些,也就是说,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党的监督。”[4]在这里,邓小平运用群众监督的概念笼统地概括了人民群众个人、群众团体以及新闻舆论监督等各种形式的监督。这三种形式基本上涵盖了毛泽东所构建的所有的人民监督形式。

在这个体系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强调要增强监察机关的权力、提高监察人员的素质,充分发挥监察机关的功能;他们都强调运用各种监督手段对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督,并力争发挥各种监督方式的合力;他们都强调根据监督内容的不同而运用不同的监督方式,以求取得最佳效果。

(三)监督的重点对象相同: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毛泽东认为,监督尤其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只有严厉打击和惩处那些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才能教育全党。1952年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县委书记、县长以上领导干部一律作自我检讨并作出鉴定的指示》,将反腐败和人民监督的重点放在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上,强调对党和党员的监督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的八大专门阐述了关于加强对国家工作的监督,改正国家工作的问题,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5]在毛泽东的晚年,他更是认为党内产生了一个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官僚主义阶级。为此,他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

邓小平也强调监督的重点是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他要求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下面干部的监督,不搞特殊化。他在1978年6月2日的《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里要特别说一下,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高级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6]1979年11月2日他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传统》一文中又强调:“人民群众反对特殊化,下面干部反对特殊化,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但是,不只是对着高级干部,还有中下层干部。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7]邓小平还将反腐败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联系在一起,认为反对腐败、加强监督是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和胜利的保证。

除了上述的三个相同点之外,还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的监督的内容和范围相同:都强调对一切国家机关,所有党员和干部政治、思想、纪律、作风等的全面监督;监督的原则基本相同:都强调平等、公开、群众性和保护正当权利的原则;在监督时他们都强调思想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方针等。

二、毛泽东与邓小平监督思想的不同点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监督思想虽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同时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的地方主要有:

(一)对要实施监督的必要性认识的深度不同

对党和政府为什么要实施监督,毛泽东的认识来自于他对党和政权的建设中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判断。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发起时,毛泽东认识到党的执政地位是党和政府的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认为党员干部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是由于党在全中国的胜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而带来的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的情绪或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进攻而造成的。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蒸发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战。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8]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根据这种质的不同,党和政府内是不应该有腐败现象的。作为人类最为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本身也不会产生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他认为:“官僚主义是反动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9]而邓小平则鲜明地意识到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是我们要加强监督的首要原因,监督是为了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监督可以提高执政效率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少犯错误。正是由于党的执政地位,如果不加防范,“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10]为了减少变质的危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加强对党的监督。在党执政的条件下,党员和干部掌握着大部分公共权力。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1957年4月的《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讲话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尤其是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更是存在着权力异化的条件和危险,强化监督就尤为必要。

另外,邓小平还将人民监督上升到民主政治建设和依法治国的高度。他认为人民监督有利于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建设。他将广泛的监督与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联系了起来。邓小平说,革命胜利后,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11],“在我们党内和国家内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2]为此,邓小平提出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1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多少民主,就有多少监督;有多少监督,就有多少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效。邓小平认识到无民主就无监督,无监督就无民主政治建设的开展,就无从防止专断擅权和个人崇拜。

(二)各种监督机制所处的地位不同

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有着相同的监督体系,但是他们对这一体系下的各种监督机制的重要性和所处的地位的认识是不同的。毛泽东在强调监督时虽然也强调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他提出要“经常不断地派有威信的负责人员下去检查工作,对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干部展开批判和斗争,最典型者予以惩处。”[14]但是,由于毛泽东认为由于建国后社会关系的改变和共产党执政的原因,官僚主义最危险。为了消除官僚主义必须采取敞开大门来整风的补救措施。他强调监督,特别是自下而上的监督和来自党外的监督。在毛泽东晚年所开展的多次整风运动都要求开门整风,希望利用党外的力量帮助党的整风。换句话说,毛泽东重视党外监督尤甚党内监督。

邓小平的监督机制则是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机制。邓小平把执政党自身的监督放在多方面监督的第一位,认为党内监督是最直接、最根本的监督。他认为党内监督要注重三点:一是党内要切实实行集体领导制;二是要开好党的民主生活会;三是党内上下级要相互监督。他认为对党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应该主要来自党内和党委会。他说:“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肯定更好一些。”[15]邓小平也十分重视党外监督和群众监督,并根据我国的实践多次阐述了群众监督的重要性、途径和方法。但从整体来看,邓小平群众监督思想在他的监督思想体系中是属于第二位的。另外,在毛泽东时期,党政监督机构是合并在一起共同履行职责。邓小平则强调党的监督机构和政府的监督机构应该分开设立,以便更好地发挥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职能。

(三)实施监督的方式不同

由于对各种监督机制的地位和重要性的认识不同,毛泽东和邓小平实施监督的主要方式也有所不同。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作风是由于党在全中国的胜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而带来的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的情绪或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进攻而造成的。再加上毛泽东内心深处传统儒家理念的影响,他认为防范官僚主义应该主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从主观上树立人的“正确思想”,强调“思想改造”,强调干部群众的自律来实现。另外,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发动群众、动员群众作为基本工作方法之一,并把“群众路线”作为我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基本上沿袭了这个工作方法。他喜欢用这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到文化大革命时甚至发展到以“四大”为特征的“大民主”。喜欢使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监督是毛泽东监督思想的另一特征。

邓小平虽然也注重思想教育,但主要强调制度监督,并具体采用疏导、小民主的方式。在制度监督中,他主要着眼于制度的可操作性。在具体方式上,他强调要让群众有出气的地方,要实行小民主,避免大民主。他说:“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有小民主就不会来大民主。群众把气出了,问题尽可能解决了,怎么还会有大民主?怎么还会有罢工罢课呢?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16]

(四)监督的保障不同

为了让人民监督真正落到实处,防止监而不督,督而不监,监督现象失真现象的发生,邓小平认为这主要应该通过法律制度来保证。邓小平在1980年12月指出,“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宪法、法律、法令办事”,“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过程中要求我们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17]长期以来,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存在不少缺陷,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因此,邓小平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贯彻人民监督的原则,“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和教育而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指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18]邓小平在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要加强制度化建设。“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9]

毛泽东也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规定凡是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的人,必须受到应有的处分。党的八大提出并建立了广大人民群众行使人民监督权力的保障制度,保证人民群众的提意见和建议的民主权利,保护了人民群众在行使民主权力过程中的批评、举报不遭打击、报复、压制和伤害。但是综观毛泽东建国以后的实践,他大部分时间偏离了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范畴。他所采取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常常呈现出一种非民主、无序化倾向。董必武同志分析群众运动与法制的关系时指出:“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对他们自己创造的表现自己意志的法律有时也不太尊重。”[20]由于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失序、无序特征,它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真正落到实处和人民对党和政府实行切实有效的监督。

三、简短的评论

从整体上看,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监督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监督思想在监督的着眼点、监督的体系、监督对象的重点和内容和范围等方面都是相同的。然而,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对监督的必要性的认识上、在对各种监督机制的重要性及其地位的认识、在监督的实施方式和在监督的保障机制等方面又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其中最关键的是:毛泽东虽然在建国以后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但是同时毛泽东同志对建立人民监督制度的探索毕竟是初创性的,由于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毛泽东同志所构建的人民监督制度体系大多表现为正确的原则性的要求,未能将其制度化、具体化、规范化和法律化。在当时,他还没有把党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还没有制定出有关监督的法律地位、作用和法律保障的具体的法律、法规,没有对监督涉及的各方的权利和责任以及违法行为的处罚在法律上作出明确的规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把监督工作引上正路,邓小平提出20年不搞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二大确立了党内监督机构的“双重领导体制”。邓小平则在把监督制度化、具体化和法制化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总之,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人民监督思想的基础上又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监督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其监督思想从简单到复杂,从空洞到具体,从主要依靠对各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到主要依靠相对公正的制度化监督,一步一个脚印,逐渐走向完善。其中的每一个脚印、每一个进步都包含了20世纪的中国两位伟人的心血和中华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他们的监督思想都是我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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