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党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两类矛盾的学说。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仍然通过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矛盾反映出来。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有两类: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两类矛盾性质根本不同,处理的方法应该根本不同。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日渐显现和突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

然而,在尔后的实践中,这个理论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出现了重大的反复。就在提出这个理论的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处理。为什么出现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反复呢?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闹事问题时说过:“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并且还说:“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但是,这些都是对暴露敌我矛盾来说的。而在对敌斗争中,运用“后发制人”的策略,是古今中外政治家、军事家一种较为通用的斗争方式。运用这种斗争方式解决敌我矛盾,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反复,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用“权术手段”来解释党在战略转移中所出现的问题是不科学的。而且,从实践检验的结果来看,尽管这个理论的贯彻出现了严重的反复和曲折,就其主题和基本内容来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马克思主义光辉著作,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探讨毛泽东创立两类矛盾学说的曲折性是为了在今后的实践中正确贯彻和发展这个理论。

历史表明,党内发生的一切大事,都与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社会历史条件、党的状况和倾向有关。党的领袖在性格上的某种特点,能够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命运,“但这种影响表现的可能及其范围,都要依当时的社会结构以及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时候、地方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里讲的性格上的某种特点,就主观方面来说,也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如认识水平、思想方法、经验、修养、精神状态等等。这些个性特征,也往往带着强烈的历史的、时代的色彩。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忠心耿耿、无私奉献的老革命家在扩大化的问题上,也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那么,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导致党在战略方针转变过程中出现曲折和反复呢?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形势判断上的重大变化

这里讲的形势判断,主要是讲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问题,毛泽东根据国际共运中的经验教训,认真思考了中国“由革命到建设”所引起的诸矛盾因素的变化。9月,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于18日与英共代表团谈话时指出: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斗争没有了,社会进入了没有阶级斗争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时代”。还说:“我们的政权,专政职能只剩百分之十了。”22日他与意共代表团谈话时说:“当苏联的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者很少的时候,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经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人民已经要求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斯大林思想上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以往那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他犯错误的根源。”这里说的是苏联,实际上也是讲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正面临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这种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

中共“八大”结束不久,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震惊,并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为此,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研究。1956年12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两类不同的矛盾。但是,当时大多数党员和干部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加之,从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的苗头。罢工、罢课、请愿、闹事的情况时有发生,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倡导,思想文化界开始活跃起来,在出现一些好的作品的同时,也“鸣”、“放”出一些错误的东西和有毒的东西。有些人产生了不同的看法。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实质上是反映了一些人对“双百”方针的怀疑和抵触情绪。苏共中央也经常把西方关于“双百”方针的评论收集起来,寄给我党中央,意在注意防止向自由化倾向发展。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澄清党内外的种种疑虑,反复向干部阐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对两类矛盾作了系统而生动的论述,引导各界人士积极鸣放。他满怀信心地认为我们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不会经不起风浪的考
验,他引用了李清照的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来比喻在国际反共逆流中我们国家所处的形势。一方面指出1月7日《人民日报》文章作者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另一方面,又尖锐批评他们“粗暴不讲理”,“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力量”。

然而,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认为“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事态的发展,也并非完全是毛泽东始料所未及的。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但是,毛泽东总是从巩固政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十分警惕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因而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右派的进攻看成是“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黑云压城城欲摧”,“惊涛骇浪”,“十级台风”等等。正是由于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他于是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进行反击。这种形势判断上的重大变化,是改变整风运动初衷的重要原因。

二、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沿用传统的工作思路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环境极为复杂、斗争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从事革命活动的。艰难的残酷的斗争环境,形成许多共产党人的一个理念:不是你吃掉敌人,就是敌人吃掉你。这也造就了他们的个性特色: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足智多谋以及把希望充分寄托在群众的身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理念和特点,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但这种特点在和平时期又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当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进行建设的党的时候,面临着一种重大而又艰巨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仅仅凭着口头上的宣布或写进党的决议就能够实现得了的。它需要党的领导形式、执政方式、工作方法、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相应变革。这种变革对于长期处在艰苦斗争环境中的共产党人来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转变要从领袖开始,但领袖的精神状态又不可能代替全党在寻找、探索和实现自己在精神上的追求。在这一转变时期,毛泽东一开始也说过:“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1956年9月党的八大也宣布了中国“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但在当时,党的干部缺乏这种精神准备。因此,毛泽东于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以后,为了进一步澄清党内外的种种疑虑,又南下作宣传,反复向广大党员干部阐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思想,指出我国正处在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过去的政治革命到现在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转变时期,殷切希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引导,党的决定,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使全党的思想逐步适应转折时期的需要。但是,一旦出现某种事件或社会政治条件发生变化,就容易使人们在原有习惯性的轨道上反弹。更何况,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设想的本身,某些方面就有两重性。比如在“双百”方针问题上,一方面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又把众多的认识简单化地分为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这样,凡是不同意见均可划为“资产阶级一家”,属于禁止鸣放之列,从而很难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正确理论内涵潜在的矛盾认识,也为社会条件变化情况下的错误思想滋长提供条件。是以,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反苏反共潮流,给党的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本人造成极深印象,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危急状态,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退反共势力的猖狂进攻。领袖的认识和全党的认识相互促进,于是国家的中心任务迅速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上来。这种往回转对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着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党长期处于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直至50年代的前半期,仍充满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在党内多数干部身上产生着严重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都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之后,仍然以阶级斗争观点来指导各种社会矛盾的处理,必然严重脱离实际,犯扩大化的错误。例如,当时中央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其中规定:“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强调以阶级斗争观点作指导来处理思想认识分歧问题的时候,就很难进行这种实事求是的区分。因为,阶级斗争观点首先强调的是阶级立场的问题,右是立场,“左”只是方法,自然容易把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用阶级斗争的框框去剪裁一切人和事,也很容易形成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主观臆测、无限上纲的坏风气,把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这并不是说社会上不存在阶级矛盾,而是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犯扩大化的错误。

二是以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解决思想领域的问题。开展群众运动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条成功经验。在一段时间里,为了解决某个特定问题,集中大量的人力开展群众运动,往往取得较好的效果。然而,即使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也有一定的弊端。如流于表面,不够深入细致,且难以掌握好政策。因为党过多地用革命斗争中的具体经验来解决问题,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也就容易把群众运动搬到反右派斗争中来。这里且不说群众运动的大批判出现过简单、粗暴、过火的现象,单就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就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而是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随意性。6月29日,毛泽东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是: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4000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比毛泽东的估计要多一百多倍。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邓小平说:“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

三、党内家长制思想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滋长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由乡村走向城市、机关,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同革命战争时期相比,客观上拉大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主观上容易淡化群众观念。加之,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的事业繁荣鼎盛,一部分干部居功自傲情绪严重滋长,在社会关系的处理上,颠倒主仆关系;在党内则是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种“家长制”本来产生于氏族社会和封建社会。第一代共产党人本身是反封建的英雄,猛烈地批判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伦理关系,但在理性上还远未达到对封建伦理关系的彻底清除,特别是绝大部分党员来自农村,党长期处于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党内家长制思想更不可小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少党的干部一面在行动上反对封建关系中的所有制,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又自觉不自觉地陷于封建伦理关系中。

整风运动初期,党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一言堂”、“家长制”自然也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如果照此进行下去,这次整风运动一定会取得改进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树立起执政党的新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预期效果。然而,当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发起进攻、党组织进行反击的时候,“家长制”又以维护党的权威面目出现,而把各种批评“家长”的意见,上升为攻击党的领导。

当时,我们党掌握全国政权的时间并不长,旧社会秩序破坏了,新社会秩序尚待形成,政权形式上缺乏完善的法制,突出了“人治”的作用。在宣传和舆论导向上,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是毛泽东一个人;把中国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贡献;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于是领袖的崇高威信转化为个人崇拜。全党许多干部,都把毛泽东看作党的化身,政权的化身,真理的化身,最高权力的化身。一些干部,还如法仿效,把自己当做是某一级党组织的化身。当党强调发扬民主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制自己,听取一些不同意见;一旦要求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他们又本能地从维护自己的“权威”出发,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把批评意见镇压下去。在反右派的实践活动中,不少人因对某些领导人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发表批评意见,被戴上“反党”的帽子;许多对具体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意见,被上升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应当说,这些批评意见许多是正确的、中肯的,有的虽不符合实际情况或不正确,出发点也是好的。即使是怀有个人偏见和恩怨感情,也谈不上和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相对抗。如此混淆问题的性质,不能不导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四、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偏见和采取过“左”政策

　　中国的文化贫困使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形成长期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的轻视和偏见。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在思维方式、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和习惯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即使是“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这些差别也是存在的。知识分子要同工农兵融为一体,取得他们的信任,是件长期而艰难的事。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农民的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许多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在1927年革命失败时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的复兴过程中,又有一些人搞“左”倾教条主义,使革命的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失。这种情况使党内相当多的人对知识分子产生不信任的思想。因此,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一些领导干部,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出于这种心理状态,排斥和打击不赞成或反对知识分子干部。

对于贯彻“双百”方针来说,知识分子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社会阶层。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许多社会矛盾的焦点又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这也与知识分子紧密相关。因而,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和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十分重要。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认为他们绝大多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欢迎,但还是爱国的;抱敌对情绪的是极少数。并指出了知识分子改造和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周恩来在1956年1月4日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这种估计并没有在党的整体认识和政策上固定下来。当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发起进攻的时候,党内长期潜存的对知识分子“左”的思想重新露头。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因为右派分子大多是知识分子而对知识分子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不仅仍然是一种需要改造的“异己力量”,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党内这种趋势推动着党的领袖和领导机关对知识分子采取“左”的政策。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同伏罗希洛夫谈话时就说过,现在“资本主义臭了,在社会上资本家臭了。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影响”。后来不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被说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中一些属于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问题,也被说成是立场、世界观的问题。

从1957年5月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中迅速蔓延,出现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这时,不仅在基层干部中而且在党的高层领导中,把党同知识分子的矛盾提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这是运动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的重要原因。5月中旬,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在反右派的进程中,又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从而改变了毛泽东本来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作为这个观点的延伸,则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概念。1958年11月2日,毛泽东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说: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正是基于“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概念,才宣称“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是另一个剥削阶级,从而把许多知识分子列入这个“剥削阶级”的范围。这种划分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它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这个理论的提出,为社会主义建设中许多重要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在以后的时间里,这个理论没有得到一以贯之的贯彻实施,我们需要从总结经验的角度进行认真的探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这种曲折是那个时代社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与那一时期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国际国内环境所提供的认识条件以及全党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党的领袖主观认识因素分不开的;也与阶级斗争所出现的某种反复现象密切相关。尽管理论发展出现曲折,但不能因此否定毛泽东创立的两类矛盾的学说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奠定了基础。讨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抛开这个基础,只能走向迷误,这是为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从1957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20多年时间,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曲折,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那种灾难性的教训,才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牢固地确立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的思想。即使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那样的政治风波,中央也明确宣告,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的决策是正确的,绝不因发生这场政治风波而动摇。它表明了我们党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两类矛盾学说上取得了伟大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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