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愚认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毛泽东


一　引言:问题与意义

生于中国社会面临全面危机的时代,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与他的行动都显得格外耀眼[1]。关于他早期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资料,在斯图尔特·施拉姆与其同事们所编的《毛的道路与权力》(Mao’s Roadto Power)一书中,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此书探悉了毛泽东的思想、行动以及其成败经历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从1912年毛泽东18岁时写的第一篇论文起到他33岁,也就是1927年北伐早期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这期间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上所经历的变化,要比此后的50年的思想变化要深远的多。

毛泽东早期阶段思想的发展不仅对于其自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他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核心角色也是直到1927年才开始的③。与其志同道合的战友蔡和森一样,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毛泽东即使不是领袖级人物但起码也可说是重要成员之一。很显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之农村革命路线的确立和胜利,那么,在1927年以后国民党形式上统一的中国中,毛泽东很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显然人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1927年农协运动的挫折将被当作农村革命失败的力证,而毛泽东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将被作为在中国进行广泛动员之不可行性的悲剧性典型。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历史的诗篇就这样奇迹般地发生了,“毛泽东的乐章”在1927年之前被充满信心地演奏着,而在1930年以后这一乐章则变得愈演愈烈。

当然,毛泽东早期思想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这一阶段的思想有助于追寻其后来思想发展的根源。毛泽东早期经历对其自身性格的影响是否对其后来的革命事业产生着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之早期经历在其阶级斗争思想的发展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毛泽东后来的农村武装革命路线,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的农村成长经历或者取决于他1926-1927年自己所参与的农民运动的影响?同时,超越简单的线型发展进行考察,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是否是他青年时代“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复归?[2]毛泽东1937年以后所努力阐明的“毛泽东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他学生时代所已经形成的宏大心智框架(intellectual framework)的反映?以及其中有多少标志着新的进步?[3]

除了研究这些问题本身具有的重要意义外,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研究兴趣也包括其它方面的原因。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中,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人所面临的情况是:在极端强调中国所面临的全面危机中,从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到对一种全新的自由制度的追求。但是,紧迫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去做什么”,也不是去完成一件已知的艰巨任务;而首要的是要弄清楚“应该做什么”。在这篇论文的开放式的话题中,我们将集中对于“如何树立旗帜”进行阐述。但这需要一种理论上的系统回答。诸如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知与行的问题,这些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核心内容,都在其1937年以后的著作中得到了哲学层面的阐述。

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指出:意识形态是行动的理论指南①。这一对意识形态的经典评价,对于解释毛泽东寻找自己行动的理论旗帜以及后来对马克思主义之坚定信仰也是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为政治实践提供必要的体系化的理论指导框架。任何的价值观念或行动预期,并不是说出来就会被别人所接受的,理论框架对于评判即使是极具体的一项行动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正如毛泽东1917年时所说那样:“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源也。”②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的作用类似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描述的科学范式的作用[4]。二者都提供了一个全面且内在的自恰逻辑框架,包括对过去事件的合理解释以及基于一定预期而对当前实践的指导。二者都是自觉的建构过程,都使个体面对一个是同意接受还是反对抵制的选择。在这一点上,科学与政治很相似,不同的范式能够给与之相同的经历和实践以根本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将意识形态称之为政治范式,因为它的功能就是给与政治行动以全面的、系统的和完整的解释。

但是科学范式与政治范式之间在变迁的进程中,有着巨大的不同。托马斯·库恩描述的“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是“疑惑—解决”的行动,是在一定范式的前提下,对于异常的人、事或领域所进行的研究。当运用科学范式来研究未知问题的时候,科学范式不会自动形成一个新的范式,但是为更好的解决问题而可能会为范式变迁提供一个契机。相反的,政治范式是为解决问题而不是为探索疑惑所提供的框架。政治范式指导实践而不是试验,因而,政治和与之相比较的科学,在不能达到一个既定的结果时,是两个实质完全不同的问题。首先,政治的失败提出了一个实践上的问题———下一步该做什么?出乎意料的失败意味着失去方向的迷惑,更加少之又少的资源,和通常情况下更加严峻的实践环境。其次,政治的失败引发理论上的问题———为什么会失败?可以通过拒绝承认失败或者谴责领导的失误,来逃避失败所提出的理论问题,但是即使有这些借口,失败仍然会突显出实践中的问题,同时为完善政治范式打开一扇可能的窗户。

毛泽东早年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具体而重要的政治范式变迁的案例。仅举出毛思想发展中一些重要的变迁为例,毛泽东从1917-1918年朦胧的个人主义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无政府的地方自治主义,到湖南自治运动展开时主张政治实用主义,再到1921年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在组织中承担自己的义务和工作。而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已经开始强烈的质疑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并且与此同时他超越了狭隘的对一个政党的忠诚。伴随着农民运动的失败,他回归到所有实践的根基,即生存的需要。

这篇论文将提供一个对毛的政治生涯中,其理论与实践之间是怎样互动的评介。本文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毛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1921;第二部分是1921———1927,他作为一个城市型政党的一员而发挥作用的时期。研究的目的在于展示更一般的政治范式变迁的问题。

二　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的毛泽东

(一)情况概括

毛泽东生于1893年,他在中国文艺复兴的背景之下接受了启蒙教育。旧的一切被推翻,而新的尚未形成,年轻的一代正勾勒着未来中国将会怎样的蓝图。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不同,中国的文艺复兴不是一个在重新发现过去的基础上复兴现在的过程,而是在受西方势力操纵的清政府的统治下,中国面临全面危机与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进行的。毛是在他的时代的混沌与混乱中成长的,也是在他那一代人对于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对自由的认识中成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在20世纪初被打断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开始。1900年以前,中国变法革新的领导者,目标是力图缓解西方势力的强权和思想对中国传统的刺激与挑战。张之洞提出了著名的但比较简单肤浅的“中为体,西为用”[5]的观点。除此之外,其他人尤其是诸如康有为和谭嗣同,则提出了更大胆的主张,以寻求应对西方挑战与重塑中国传统之间潜在的协调。对康有为而言,传统的历史循环观仍是正确的,所盼望的未来应该实现了“大同”的理想,它是过去曾经存在的黄金时代的再现。康有为的弟子亦朋友———梁启超曾经称赞康有为是“中国的卢梭”,一个激进的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6]。在康有为以后,这种历史循环论被打破,时间被认为是向前的、单向的直线,因而过去对于未来而言,成为遥远的、微不足道的和不相关的事情。

知识分子与过去传统的决裂,始于梁启超自己。梁启超亲身参与了希图摆脱现实困境的变法运动,是这场继承中国传统的变法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对他而言,中国历史虽然在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以及特征中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它不再是中国下一步该干什么的指导。对历史功能的这样一种认识,典型的例子可见梁启超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该书是以第三人称写的,反映出梁对晚清思想的思考及其与康有为所不同的独特之处[7]。梁启超对自己的认识并无自负的夸耀,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现实的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经消逝的过去的自己的一部分,清王朝也是如此。正如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他研究梁启超的著作中所评价的那样:

“当(梁启超)抛弃了中国传统之时,在其内心中丝毫也没有对它表示怨恨,只是对时人对中国传统的辩护感到失望。……这个曾使梁启超几乎心碎才达到的‘反文化主义’(anti-culturalism)境地,而(中国青年人)从他那里接受的却是一个自由的礼物和民族国家的新起点。”[6]因而在被我称之为“压缩的知识分子现代化进程”(compressed intellectual modernization)[8]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历史进程中,梁启超可谓一位先驱。同时,1900年代表西方思想的一系列主要著作被严复翻译和引入国内[9],到1919年,约翰·杜威和伯兰特·罗素———此时正值这两位学者年富力强和学术研究的上升阶段———受他们中国学生的邀请而访问中国,他们的公开演讲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当地报纸上。当时中国的领导性杂志《新青年》,其刊名就体现出其对革新的强调,这份杂志也集中反映了当时对过去的批判和对发现新世界的兴奋与激动①。

“知识分子压缩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三对基本的冲突。首先,尖锐批判中国的过去与坚持中国的现状之间的冲突。伴随着批判,从“根”到“枝”,彻底自省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民性,要求个体和国家的全面变革[10]。中国就是中国的,因为太中国化了,因此变革是迫切的需要。其次,视西方为学习的榜样与侵略的威胁之间的冲突。因为“德先生”与“赛先生”[11],导致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与中国所遭受的耻辱。西方现代五百年的历史与思想,从莎士比亚到卢梭再到斯宾塞,在极短的时间内展现在毛那一代人的面前,因而这必然是一个压缩的现代化进程,其中充满了强烈的求知与钦慕的情绪;而且对于中国而言,首先更多的是被动卷入到被侵略的屈辱之中的进程。甚至在1905年的长沙,就出现过学生反对美国政府限制中国侨民入境和限制中国侨民的私人财产所有权的例子[12]。最后,当时中国青年是自由的,没有被一种宗教或理论所束缚,但是,这种对个体自由的追求必须同压倒一切的对社会的责任相结合。尽管中国传统的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作为社会共同体组成成员的意识依然存在,个体可以美其名曰个人主义,但完全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全面的个人主义。在中国所面临的全面危机的情况之下,可以说中国的青年一代是解放的,但是他们毫无权力。

(二)个人经历

毛泽东是其个人成长经历与其生活背景所共同塑造的。毛早年思想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不是对抽象的或者宏观国家的关注的产物,而是更直接的,个人的经历和遭遇所造就的。在毛会见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的时候,他自己曾明确的承认这一点[13]。当然,另一些传记作者已经注意到,毛强调了自己革命的根源,而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方面有所忽略,而这在当时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①。毛成长的故事开始于他10岁时与父亲的抗争,但是由于他母亲的怀孕,他从2岁到8岁都被寄养在邻村四世同堂的祖母家[14]。很有可能,由于对母亲深深同情的幼年经历,给了他反抗父亲的勇气,使这种家庭里的反抗成为可能。这也许同时造就了他从革命生涯一开始就具备的那种敢做敢为的自信。很明显,毛早年的农村生活经历,形成了他明显而与众不同的南方农村风格,这在他整个革命生涯中都非常醒目。毛的农村式的行为方式不仅仅是他以后的行为习惯。从斯诺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甚至在更早的1936年,毛泽东仍然是一个“憔悴的,而不是林肯式的角色”(“gaunt, rather Lin-colnesque figure”)的时候,毛的乡土本色的品质就已经非常明显了[13]。但对于西方观察者,很容易从毛的农民出身而得出毛是一个现代性的乡下农民或者他希望自己是一个现代性的乡下农民的结论。其实应该像萧延中先生所说的那样,毛的出生更准确而言应该是被称为“农家”,而不是“农民”[14]。与西方将有商人文化的村镇称为城市相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并没有很明晰的划分。毛泽东所受的教育,如果他能够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的话,教育的方式与所谓的城市中的是一样的。乡村—城市在文化上的区别主要发生在20世纪,当那些城市成为各式各样新鲜事物汇集的地方的时候。作为一个如此聪明而富有冒险精神和叛逆精神的年轻人,毛泽东是不希望自己在这一切新鲜事物之外的,因而,他在1910年来到家乡的县城——湘乡;在1911年17岁的时候,他来到了湖南的省会———长沙。在1927年蒋介石的镇压围剿之前,毛泽东除了因为生病而在1925年不得不回到乡下的家中外从没有回到过乡下。

在长沙,毛泽东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份报纸,而且,也是在这里,他开始了解当时的中国与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湖南省图书馆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读书计划。在他学习中,除了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知识的一面以外,更重要的则是他重视应用的经验主义。受1911年革命的鼓舞,他参加了革命军6个月。他目睹了湖南新政府机构的无能,在街边的政府机构呆了9天。他开始对体育锻炼着迷起来。他和一个朋友用一个夏天的时间游历了湖南省全境。毛泽东在专业选择上,曾先后报考法政学堂、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以及商业学堂,这种经历就体现出他在一个新兴的充满机遇的城市中寻找机会时那种实践的冒险精神。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如果毛泽东的英文水平要是更好的话,他可能会在长沙当一个商人而度过此生[13]。1914年3月,20岁时,毛泽东成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预科第三班学生,同年秋天,被编入本科第八班②。他毕业于1918年6月。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期间,经历了知识上的重要转变,《毛泽东的权力之路》一书的第一册中对此有集中的论述。在研究毛泽东早期著作之前,我们应该考虑到毛泽东在这些年中实践与社会活动的发展情况。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实践活动有两条主线:组织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的进步。在去长沙之前,学生运动已经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5年9月毛泽东曾为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发出征友启事,请“关心该国运动的年轻人”与他联系。同年11月,毛泽东被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选举为学友会文牍。1917年10月,毛泽东被选为学友会总务并且开始积极组织工人夜学班。除了学友会中成功的组织与领导实践外,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团体。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于1918年4月14日召开,10月份召开的学友会会议有60多人参加,但是这次不同,只有12个人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新民学会不想成为一个规模很大的组织,每吸收一个新的成员,需要5个会员的介绍才可以。因而直到1920年,学会在长沙才有20名成员,在法国也只有18名,其他散布各地的仅有9名而已③。

新民学会的组织方式以及思想宗旨,为毛泽东的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政治思想发展打开了一扇光明的窗户。新民学会是中国传统组织和价值观与从西方涌入的现代新思想的混合物,在1920年末,毛泽东就学会成立三周年进行了个人的非正式的反思,他总结了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学会的三个原因④:首先,学会成员希望提高他们的个人能力,改造品性,进步学问,并且认为求友互助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新思想和新知识的传播导致了“突然地醒悟追求一种宁静的,孤独的生活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应该寻求一种积极的,集体的生活”;第三,毛泽东发现诸人大都是杨昌济先生的学生,杨昌济先生一直强调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的重要性⑤。

由毛泽东起草的新民学会会章,非常强调成员行为的严格道德品质要求,但是这个组织比其他的学生组织更正式而且更亲密。学会的正式性体现在,对组织结构有专门的制度规定,对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成员的资格也有严格的规定。学会的更加亲密体现在,学会的主要活动是成员之间就知识问题展开讨论。据毛泽东估计,到1920年,会员之间已经有超过100次的坦诚对话,而他自己给学会同班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坦诚与亲密的交谈。甚至在建立新民学会之前,毛泽东就开始强调这种讨论对他个人发展的重要意义:“弟今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者多。苟舍谭(谈)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①

当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学会的其他成员,他们的活动不是只局限于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毛泽东的活动的确非常分散,就像他在1912年时所实践的形形色色的训练计划一样———体育锻炼,工人夜学,法国勤工助学计划,湖南省文化书社,办报纸,参加湖南省的驱张运动等。但是这些活动都不是偶然的。实习是湖南师范学校非常重要的事情。

毛泽东非常重视他所提的行动建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而且大体上,这些行动建议都相当成功。毛泽东可以被称为一个“有做事能力”的人,或者更精确地说,一个“有动员能力”的人。他对待那些主要的潜在参与者的方式不是“这是我的想法,请跟随我”,而是“这是一个普遍的,非常紧迫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改变现状”。毛泽东的这种方式的最好例证就是他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②上的一篇关于体育锻炼的文章——《体育之研究》。在论述完体育锻炼对于恢复中国国家的强大和民族身体素质的必要性后,他列了一整套的具体锻炼项目。只有有坚强意志的读者,才能够坚持这些建议,去锻炼拳脚。

正如斯徒尔特·施拉姆在他评介《毛泽东的权力之路》一书第一册的论文中所讲到的,毛泽东1920年以前的政治态度从支持典型的传统统治者,转向主张激进的政治改革③。然而,毛泽东在学校的种种活动清楚表明,他早期的想法既不是不切实际的自以为是,也不是谨小慎微的裹足不前。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第一年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学校收取额外的10元杂费。在运动中,毛泽东与其它17位同学受到开除的威胁,在他的众位老师的帮助下才未被开除;而校长最终在7月份被免职④。很明显,毛泽东不是一个逃避因激进主义行动而招致风险的人,而是一个敢冒风险的活动家,他生于乱世并且坚信唯一可行的行动在于激进的变革。

(三)早期著作

毛泽东早期的著作相当的分散杂乱,从他1912年中学时期一篇被他老师专门表扬并让其他同学当作范文的论文开始,到随后的一批书信以及课堂笔记,乃至1917年他公开发表的第一本著作。毛泽东并未试图形成一个全面的,逻辑自洽的政治理论体系———事实上,他承认“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大杂烩”⑤。但是,他政治思想中的一些主要特征还是可以被我们发现的。

一般而言,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早期阶段,其政治主张主要是关注如何确立有效秩序的问题。毛泽东1912年的论文———《商鞅徙木立信论》⑥就是典型的例证,对于熟悉毛泽东此后经历的人而言,这篇论文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批评以及对传统统治者商鞅的赞许。然而,这是有潜在关联的。文章是在非常关注中国当时的贫弱与混乱的状况下而写的。文章持一种效仿传统的态度因而带有保守的色彩,但它并不是要维护现有政权而反对对其统治带来冲击的改革。它认为中国处于严酷的危机之中,因而,民众对有效政府的基本信心必须重建。只有良法并不够,因为“在任何与通常不同的事物的开端,人民总是不喜欢它的”⑦。文章以有趣的结论结束———“东方和西方的文明人”将会嘲笑中国通过像商鞅“徙木立信”的方式来树立民众信心。一方面,强势国家的民众已经习惯于有效的政府,另一方面,他们既没有同情中国的困境也不是中国摆脱当时困境可以学习的榜样。

在随后的几年中毛泽东一直在思索中国所面临的贫弱与混乱的危机,虽然统治秩序问题仍居于高于一切的优先地位,但他关注的核心问题逐渐从政府如何恢复统治秩序转向更深层次的探询中国为什么贫弱的原因。在1916年7月的一封信中,毛泽东替湖南的一个军阀辩护,这个军阀采取严刑峻法,整肃秩序,在湖南统治了3年。毛泽东认为“他屠杀上万人是他统治政策的需要”⑧。但是,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与湖南长沙情况日益动荡⑨,如果没有基础的政治统治制度的重建,则无法实现有效的统治秩序。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在1915年9月还被视为中国公民的基本任务,但仅在10个月以后这种研究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择善,自立自处?……史而有用,不至于是。”①

毛泽东在1916-1917年对体育锻炼的强调不仅仅是个人偏好的表现,或者对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当时存在问题的回应,而且是对解决中国贫弱问题的一个直接途径的阐述。《体育之研究》以这样的一段话开始:“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②但是毛泽东的文章主要强调的并非如果每个人进行体育锻炼,那么会给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而是,更直接的指出每个人进行体育锻炼的必要性。在理解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后,将锻炼落实到实际行动上。社会的强大与个人的强健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毛泽东的注意力已经从建立秩序的问题转向更基础和更个人的,关于锻炼体能与坚定意志的任务上。该文章非政治化的口吻,既非对中国现状的满意,亦非对此的失望。当然,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履行以强大实力为基础的任务,但是通过体育锻炼,贫弱的中国将会变得强大。正如毛泽东所重点强调的,“天地盖唯有动而已”③。

(四)探索个体:毛泽东关于泡尔生思想的评论正如斯徒尔特·施拉姆所说的,毛泽东在蔡元培所翻译的弗里德里希·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上所做的批注,是近30年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新材料。除了由于篇幅的限制而导致的内容上的一些局限外,这些批注同时显著地展现出1917-1918年之间的冬天,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最后一年中,毛泽东的独特的思想图景。毛泽东所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他注意力向个人的转变特点;而在这些批注以及反思自己思想内在特点的过程中最终完成了这种转变。

当然,毛泽东就泡尔生的书所做的批注既不是他自己的独立思想,也没有完全反映出他自己的思。泡尔生的书为毛泽东的思考提供了内容指向。如果毛泽东已经研读过《共产党宣言》,那么,他思想的线索可能将是另一番不同的情景。然而,很明显,毛泽东的笔记并不仅仅只是对他自己所读的文章(有的包括参考书目和附注)的感性的回应,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形成了一种与泡尔生所论述的不同的关于个体与伦理道德的观点。换言之,泡尔生谱写了主旋律,而毛泽东演奏出了自己的乐章。在阅读完泡尔生的著作之后,毛泽东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这篇文章被他认为是这个时期凝聚了自己主要思考努力的文章。但后来很不幸遗失了这篇文章④。

泡尔生对毛泽东和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的吸引力在于泡尔生一直关注个人的伦理道德问题。以西方的标准来看,泡尔生的著作既不激进,也算不上创新。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密切关注实践的,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主流伦理道德的理性基础的重建,同时承认了利他主义伦理道德的地位和作用。对刚刚从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欧洲人而言,泡尔生试图为个人的伦理道德提供一个指南,一个指向与以前教会和国家所确定的道德方向大致相同的指南[3]。在内容、风格和目的上,泡尔生都与尼采是完全不同的。

在中国的场景中,泡尔生著作的意义仍然是为伦理道德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理性的、基于个人的基础,但是新的问题与挑战是相当巨大的,而且二者所承袭道德传统的内容也是不同的。在西方,重视个体本位的经验事实从笛卡尔和弗兰西斯·培根时代就已经出现;但是,在中国,儒家思想所建构的世界的突然崩溃使毛泽东那一代人并没有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个体。而且,泡尔生伦理思想的基本取向,像康德一样,是强调个人与宇宙原则之间关系的世俗化基督教义,而不是强调个体之间在社会中的特定关系———三纲———后者是中国的伦理传统所强调的。事实上,毛泽东对泡尔生的评价,体现出一种对于张显个人主义精神的伦理道德重建的积极支持,同时,对泡尔生割裂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倾向的批评。毛泽东在他发现“个人”的过程中当然是积极热情的:

“个人有无个之价值,……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⑤但是毛泽东对个人主义的构想,与泡尔生的思想有相当大的不同,在同一段文字中,毛泽东继续说道:“且团体者仍个人,乃大个人也。……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毛泽东的思想脉络中存在一些困境,但是他关于个体与社会的观念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他思想发展的历程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当毛泽东赞扬个人利己主义而批评利他主义的时候,他并不是赞同尼采那种哲学的反社会的利己主义,甚至也不同于Bernard Mandeville或亚当·斯密那种主张以个体为中心的行为将最终间接有利于社会利益的观点。事实上,他并没有接受泡尔生在赞扬利他行为时所隐含的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潜在界限。在毛泽东看来,“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绝然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者也。……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也。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曰人类一大我也,而生类一大我也,而曰宇宙一大我也”①。1920年在《新民学会》的反思中,毛泽东反复使用这样的表述“个人与全人类”,潜在地暗示了个人与整体的利益是一致的。

如果毛泽东的个人主义并不是(不必是)暗示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它是,正如他所遗失的那篇文章的题目“心之力”所说的那样,揭示意志的改造力量的,而不是促成社会形成一个个自治的单元。中国全面危机的动荡状况日益恶化,由于一个军阀的军队驻扎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最后一年的学业几乎提早终止。毛泽东当时可行的实践仅局限于为长沙市民争取提高救助金的数额以及组织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这些活动与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问题相比较而言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是这些行动的更大的意义在于促进树立一种改变现实的意志(个体的或者集体的)。毛泽东认为在乱世中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个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在批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中,毛泽东说:

“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久,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然,乃人性之所喜也”。②

毛泽东个人对于生于乱世大有作为的心情可以在下面的论述中窥见一斑:“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绝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③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里,这个意志坚定充满自信的人,对英雄的赞扬和渴望,最终他选择了一个与传统职业完全不同的职业。

(五)五四运动前后

毛泽东自1918-1919年的上海、北京之行后,更加深入地卷入全国的激进潮流之中,当他返回长沙的时候,正好赶上湖南五四运动的高潮,而成为湖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场运动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具有两个深远但截然相反的影响。首先,大众示威运动的高潮对中国政治形势产生了立即的影响,这刺激了毛泽东对于立即变革的迫切渴望,这反映在他一系列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极有雄辩说服力的论文。然而,运动的崩溃如同它的兴起一般迅速,它的影响只留下一点微乎其微的痕迹。毛泽东将自己的政治目标降低到身边的现实,参加非暴力革命方式的驱张运动,力图建立联省自治。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的第一段,表达了毛泽东的乐观和积极努力的态度:“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质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受他的软化。”④

在这里,泡尔生笔下具有崇高灵魂的个体的英雄变成为伟大的人民团结起来的集体意识、意志和行动。毛泽东指出一切政治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大众的联盟,而且既然被剥削者的数量远大于剥削者的数量,如果被剥削者开始意识到他们团结起来的力量,那么他们一定会起来反抗。意识是最核心的问题,因为压迫者的军队自己也是被压迫者,当他们听到人民的大声呼唤的时候,他们的子弹“将掉转枪口射向地面”⑤。

在8月,当毛泽东最后一期《湘江评论》出版的时候,高涨的社会变革理想已经低落。毛泽东的态度虽然仍是积极的,但是他写作的口吻已经改变了,而且文章(毛泽东在7月份已经写了41篇文章)的节奏也不如以前那样吸引人了。变革的紧迫性不象先前那样明显。在9月,毛泽东给一个新成立的学会———“问题研究学会”起草了章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毛泽东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讨论他所列出的71个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当时十种类型的优势条件。他还为《新湖南》起草了刷新宣言,这是继《湘江评论》被停刊之后的毛泽东主编的另一份杂志。与前一个宣言相比,这篇文字更加简明扼要,但包括以下的重要问题:“‘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就是一切势力Authority也更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①

毛泽东从未抨击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是毛泽东自己、他的同志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的转折点。然而五四运动的失败尽管没有动摇毛泽东基本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但是却使他政治活动的预期和内容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他的杂志现在关注的是当前的问题而不是宏大长远的社会变革。他写了一系列尖锐抨击中国妇女地位的文章,但是最有影响力的公众活动则是湖南统治者张敬尧反对毛泽东所主张的湖南自治运动的改革的时候,毛泽东所进行的驱张运动的斗争。同时,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同伴忙于建立文化书社———一个全省范围内的连锁书店,毛泽东将其设计为一个强调公共服务和透明化管理的典范[15]。不久之后毛泽东又倡导建立了有点类似于初级管理实务性质的湖南自修大学。

这里需要特别地提及毛泽东在“驱张运动”中的努力,因为毛泽东是湖南(地方的)进步精英的一个代表,他所提出的关于自治的建议在当时的全中国以及湖南的普遍背景之下是创新的和激进的,这是一种追求民主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变革。毛泽东不是一个旁观者,他在大众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而且在长沙的精英中也居于组织地位,并且争取到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支持。正如菲利普·肖特所说的,毛泽东认识到“要变革中国,首先要变革社会;要变革社会,首先必须变革政治体系;要变革政治体系,必须从变革政权开始”②。可能肖特的分析过于逻辑化了:由于张的统治非常残酷,令人无法忍受(而毛泽东也不能忍受这种残酷的统治),然后他的统治的稍稍动摇和随之形成的统治空隙就马上形成了具有吸引力的有效的政治行动的机会。

毛泽东关于湖南自治的建议与他后来的政治思想有两个重要方面的区别:首先,他对湖南自治的前景做了非常吸引人的描绘,毛泽东之湖南人的地方色彩在他后期里仍有明显的体现,但只有这一次是他明确提出在中国的中部省分搞自治的建议③;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民众动员的方式是通过民主改革,亦即建立基于公众投票的议会宪政。这种方式和内容在当时都是非常激进的。这种建议的目的与“无产阶级大联盟”并不矛盾,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一个政治改革的要求而不是一个乌托邦的变革。毛泽东的目标与几年前相比已经显得相当的缓和,甚至于因此而结果也变得不那么振奋人心了。当继任的湖南统治者谭延发现民主宪政的诉求威胁到自己的统治的时候,他就开始镇压这些呼吁民主的人了。

(六)在马列主义的边缘

正像毛泽东在1920年夏天所宣称的那样,“在中国近20年内不可能建立全面的人民的统治”。尽管这种认识没有立即导致毛泽东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的确提出了如何在革命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寻求有意义的变革的问题,以及当群众动员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保证行动的能力。曾经呈现在毛泽东面前的革命伟业现在变成了当前政治情况通向不可知的未来的一个路线图。很明显这里不缺乏具体的政治任务,但统治的变革会有什么更为重要的意义?④文化书社近似于毛泽东所抨击的出于慈悲的,没有没与宏大的目标所联系的具体行为。当前革命是不可行的,那么使当前的行动有意义的需要就是一个路线图与一个相应的组织。毛泽东选择立即的行动可以证明他对具有可行性的实践的偏好,但是他所寻求的道德上的理解和统合并不是成功的实践所能解决的。彻底的革命是不可行的,但是可行的行动是否是革命的?

在非革命的时期对于政治行动的要求有三个方面。第一,在立志献身于未来国家利益的活动家中应该形成一个领导核心,他们应该被组织成为有活力的具有协作性的团队。五四运动以前新民学会的组织,反映出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建立这种团体的必要性,当然五四运动的失败,大大强化了这种需要。第二,有限的动员人民的途径已经开始形成。如果一般的鼓动不可行,那么,小型的、目标更具体的动员就应该展开,而且具体的组织应该确立自己的目标。几乎不可避免的,所树立目标必然会是对现有秩序的或潜在或直接的一种妥协,因为全部目标不是立即就可能实现的。没有这样的动员,领导核心就仍是孤立的,只能将自己所有希望寄托在政治状况能够出现奇迹。毛泽东的广泛的行动又一次体现了强调动员与扩大动员影响的实践问题的重要性。第三,这项要求是潜在的,对政治行为而言,它必须与渴望的一定结果相联系,而当结果不是立即就能出现的时,就必须给予这种联系一个解释。这是革命意识形态的根本任务。对现状的激烈抨击非常重要,但是对当前怎样行动的阐释说明对未来革命的意义甚至更为重要。这是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所缺少的东西。毛泽东早期关注意识形态的重点是关于个人主义的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旗帜的动员力的方面。很显然需指导行动的道路线图。这张路线图应该包括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将中国与世界的革命联系起来。同时也需要实践性地解释为什么当前小规模的、弱组织化的、可行的行动是有意义的,并且为类似的行动提供一些指导。马列主义对毛泽东是有吸引力的,这不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光明的前景———事实上,它所提供的未来并没有无政府主义所描绘的那样吸引人———而是因为它为当前提供了一个路线图。正如毛泽东1920年11月所写的一封信中所说的:“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黄斗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①

(七)隐居与对农村的重新定位

尽管传记作家曾质疑毛泽东1925年在湖南的隐居避世到底是由于政治原因还是由于身体原因,但是一个更恰当的解释可能应该是,对政党实践政策的失望是他强大的压力的原因,因而需要数月的修养和恢复[16]。从体力上和精神上看起来,1925年初是他成年人生中的最低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景象只是令人激动的五四运动或是令人欣慰的成功的工人运动的一个令人乏味的,令人失望的替代品。由于毛泽东在政治行动上的撤退,这不是一个迷失了成功之途的政治攀登者的消极回避,而是对当前应该作些什么,非暴力革命的运动是否真的值得进行的一种间接的探询。

对“为什么要继续”这个问题的全新的而又有力的回答。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以毛泽东的农村生长背景为基础自然地生发出来。上海和广州的运动,唤起了中国共产党中和他一样的党员们的无产阶级理想,运动不仅在长沙,甚至在韶山得到了广泛回应。从农村的中心地带,毛泽东能见到真正的全国革命的潜在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基于对有伟大力量的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动员。这与基于成功的政党政治的革命,或是基于城市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观点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在毛泽东的新的观念中,全国革命的合法性———以及一个革命性政党的合法性———是以对农民的动员为基础的。

在湖南以新的理念为指导的实践的激励下,毛泽东在广州重新展开政党政治的活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是毛泽东自五四时期的众多著述之后,最长的一篇,也是《毛泽东选集》中的第一篇,在该文中,毛泽东在一个表格②中指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人数③,并由此指出了三点:首先,在中国全部人口中,剥削者(exploiters)的数量相当的少,只在全部4亿人口中占500万;第二,潜在的广大乡村对革命的支持者至少占总人口数的75%;第三,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少,是资本家数量的一半,只占农村潜在支持革命的人数的五分之一。

毛泽东对农民的强调,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共同立场并不矛盾,但是显然他比无论原先的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更加强调和重视对农民的动员。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虽然指出“全国革命的胜利基于全国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参与”④。然而,陈志宏的最新研究表明,1924年1月,这两党的领导层,包括毛泽东在内,均认为农民是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7]。但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希望在宣言中能够写明将地主的土地夺回,重新分配给农民的具体主张,当这种努力失败的时候,他试图劝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李大钊、谭平山以及毛泽东来推动这一修正条款的落实。然而,中国共产党当时反对过于激烈的土地政策,而且毛泽东当时公开反对动员农民。根据鲍罗廷的记载,毛泽东通过他在湖南的不成功的经历说明农民已经被组织起来保护自己,但这种组织化是分散的,毕竟“他们讨厌我们,而且说:如果我们没有被组织起来,我们就不会犯法,不会遭受厄运”⑤。李大钊折中地写到,农民应该获得土地,但是并没有提到土地应该从哪里获得:“没有土地的农民应该由国家分配土地,进行耕作。”⑥

与这些模糊的表示支持农民的话语相比,毛泽东新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动员农民的必要性,而且他这种热情以及在农民工作中的经验使他很快成为统一战线中农村工作方面的重要领导。北伐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工作倾向的转换开始在广东,随后在湖南与福建逐渐发生改变。农会的兴起显然有力支持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毛泽东日益深入到动员农民,组织农民运动的活动中,他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信念也越来越坚定。当农民运动推动早期北伐运动的展开,有力地动摇了敌对军阀的盘踞时,它被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所赞扬。然而,随着北伐军与北方军阀的妥协,在国民党形式上的统治下仍然存在的农村的不安,使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始觉得农民运动失去了控制。由于这个原因,在1926年末和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明显感到组织原则规定与农民运动二者之间的裂痕,而他选择了农民运动。

(八)农民的民粹主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1月,毛泽东对湖南5个县的农民运动进行了实地调查,当他返回广州之后,写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文章之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①。如果将它视为在1949年才达到高潮的农村革命的预演,那么它是一个成功的预言书。如果将它视为它所声称的那样,即分析在北伐运动中出现的农民协会,以及预计它们的力量,它则是如同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期待一样的失败。毛泽东向斯诺承认,即便当时中国共产党支持农民协会,并推行积极的土地政策②,在与反革命的斗争中也仍无法获胜。这真诚的坦白清楚地表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体现的热情与1927年以后农村革命严酷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

由于我已经在其它地方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所以在这里我将集中考察它与毛泽东政治思想发展之间的关系③。毛泽东1926年关于农民的文章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关于农村革命的一般观点的区别极其微小。在1926年9月,毛泽东写到: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④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毛泽东更早阶段文章的区别源自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所导致的客观情况的变化。随着北伐在1926年下半年的不断深入,农民问题从一般的革命策略问题转变为是应该压制还是应鼓励农民协会的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尤其是陈独秀———当时的一把手,认为维护统一战线是取得北伐胜利的重要条件,而防止农民运动陷入像北方那样的分裂混乱之中是明智的选择。农民协会分散的,难以控制的行动无法战胜反抗北伐的军阀们,反而有可能破坏统一战线。在农村中实际上正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问题,是领导层必须面对的急迫问题,毛泽东以他作为农民问题方面的主要专家的能力去湖南为两党面临的问题展开了一个实地调查。

报告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书写,充分利用了毛泽东所获得的深入、广泛的经验调查资料。关于潜在的农民革命的可能性的成功预言,勿庸置疑地增强了毛泽东的自信,他做出了著名的论断: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⑤

实质上,毛泽东这里的主张以及报告中的具体细节表明,他认为农民协会作为自发的组织,无论在力量还是在运动的方向上,完全足以改变全中国农村的面貌。“革命政党”因而居于革命本身的第二位了,他们必须赶上革命的形势。毛泽东按自己的信念行动,他与陈独秀之间的分歧迅速变得无法弥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无产阶级大联盟”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著的,都对源于自发群众运动而即将带来的变革表现出充分确定的信心。压倒性多数的意志事实上压倒了一切。大众的意志与他们的力量都源于他们受少数人剥削压迫的经历。都将组织的角色贬低为只是动员大众的工具。尽管毛泽东并没有背叛党或者转向提倡无政府主义,但一个全新的革命运动显然已经开始,在这场革命运动中,组织的作用是次于动员的。过去8年中,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明显地表现出来。组织即使是次要的,但它是存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篇调查报告,而不是一个政策宣言,读者受众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中国共产党。《湘江评论》隐含的“城市———世界主义”的倾向已经被一种“乡村———地方”的关注所取代。最为重要的是,先在“共同高呼”的是阶级斗争,其主题是要“矫枉过正”。大众不仅知道他们的革命目标是违法的,甚至确切地说纯粹只是为了报复,而且也明白反对统治阶级的暴力斗争是新社会诞生的必要标志,而不是旧社会遗留的恶习。教育宣传已经被革命运动中的自我教育所取代。

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形势急转直下),国共合作以及农民协会彻底崩溃,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残存的力量不得不转向秘密活动。毛泽东对全国革命的宏大憧憬被艰苦和孤立的农村环境下严酷的生存现实所打破。组织和建立独立武装力量的优先性终于被确立。不过毛泽东1925-1927年的转变,对于毛泽东后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主张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当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尽管与1927年毛泽东所经历和分析的有所不同,但仍然预言了农村革命的前景。

三　毛泽东与范式革命的结构

评述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发展可以展现毛泽东思想具体的传承和演变过程,同时,也可以作为探讨在政治方面意识形态变化的结构基础。在政治范式与托马斯·库恩所描述的科学范式之间有两个主要区别:第一,一般的科学与其范式变迁之间的对比不是政治上的两分;第二,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研究的“假设”的特点被实践意识形态上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真理所取代。实践意识形态意味着证实与修订的过程被一个更加复杂的关于成败的过程所取代。

毛泽东五四运动中的民粹主义与他1927年的农民民粹主义之间的相似所体现出的,不仅仅只是范式与“问题—解决”的方式的分歧,这里有更深刻的意识形态结构上的根源。尽管毛泽东1919年以后的列宁主义思想可以被解释为寻找一个非暴力革命途径的手段,但事实上,它是毛泽东五四运动所期望的憧憬破灭之后的产物。当政治动员的机会再次出现的时候,它引发了比中国共产党纲领发表的意义更为深刻的政治行动。1927年农民协会的失败,促使毛泽东进一步转向中共和马列主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民粹主义思想再一次出现。同样地,尽管毛泽东自己从1937-1942年对他农村武装革命路线的陈述作为中国共产党行动的一种范式而发挥作用,但这些陈述只是对革命、具体的、个别农村情况的论述。

在更一般的情况下,政治范式可以被视为一系列适应性的行为。从更抽象的优势或者从更动乱的时代的立场来看,具体政治行动中适应性的价值和结构自身,看起来却像是“平常的政治”。虽然范式的作用与解决问题的效果之间存在一种显著的一致性。但是,这种一致性可以被视为一组“属-种”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在当时任何层面上都是能动的,但他们向上看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框架,当他们向下看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实践。

科学范式与政治范式之间的第二个最大区别在于,尽管它们在探索未知领域的时候,都是试验性的,但科学范式是一种假设。一个科学的实验是对假设的验证,同时,也是对使假设具备意义的范式的检验。理论上讲,自然科学家只要实验是成立的就可以了,他们并不关心假设是否成立。但政治实验最根本的关注是成功,而不是对范式的检验。看起来似乎很矛盾(实则不然),行动越是创新越是不确定,在指导行动方向的范式中越需要信念。埃瑞克·胡佛尔(Eric·Hoffer)曾指出:“真的信徒”,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都对极端的意识形态有着心理上的需求,而且比立场不明确的中间派更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18]。但是,可能是对激进行动紧迫性的感受而不是对激进理论所带来的愉悦感,导致了在思想上接受一种敢于为变革活动提供方向框架的意识形态。毛泽东的个案就反映出这样的情况,从1912-1920年,中国的持续分裂动荡使毛泽东从保守(但不是改良主义)的支持旧秩序的恢复走向主张变革和革命。毛泽东不是一个需要行动的激进理论家而是一个需要理论思考的激进革命活动家。

成功的实践总是倾向于强化范式的合理性。然而,如果成功的实践改变了它本身的内容,那么对重新定位的需求,将会促进实践者在意识形态的更深层次上的思考,并且很可能导致新的实践的产生。毛泽东最明显的例子是在1957年,早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就转向了左倾[19]。毛泽东不得不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他在共产主义道路上的摸索,所能依靠的指导只有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为数甚少的论述以及他自己关于群众运动的经验。

尽管意识形态会导致相应的行动,但实践不一定是意识形态的检验标准,失败并不意味某一意识形态会马上失去其有效性。最直接地,失败就是失败。尤其对于革命而言,失败可能导致出现危机,紧迫的环境需要作出立即的行动。危机可以缓解行动的意识形态指导上的压力。在失败之后,“什么有效”成为行动的评价标准。失败并没有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反思,而是并不批判意识形态的紧急行动,这里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大跃进的结果。而即使在五四运动中,并没有体现出组织化的必要性,毛泽东转向推翻当时统治者的实践任务上,这看起来显然没有思考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这一点也就并不奇怪了。

“二七”惨案以后,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的转变更为典型,尽管他们推动的工人运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无产阶级的作用为指导的,但是失败并没有导致他们质疑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而是进一步地服从于共产国际,接受了国共合作的建议,同时毛泽东离开了湖南,开始成为一名党内的官员。政治失败的最后一种类型是并没有引发危机,而是导致了沮丧和对更大目标的失望。毛泽东在1924年作为一名党的官员之一经历了沮丧的时期,我怀疑如果没有五卅运动的发生,他可能简单地转向在上海或广州做一辈子的官僚而了却一生。毛泽东的失望的最明显的例证是1963-1966年当党、人民和世界的主流看起来已经偏离了革命的时候,他所经历的失败。

回顾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发展,他基本价值观的延续与他政治实践与经历之间的回应令人印象深刻,从他早期高扬个人主义到后来信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不同,总体上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剧变,是一个“圣保罗运动”,当他牵着他的马去北京的时候,却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前进。他关注实践的、可行的行动使他脚踏实地,同时,他对群众运动的效果的信念导致了他政治实践的一般取向。这里有一个关于范式的演变,而不是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也许,这种实践的操作性层面上的调和是他1957年以前取得成功以及后来所产生的悲剧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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