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书写很多,对于马克思的书写更多。立足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的研究成果,依据对语言的不同理解和运用、对批判的不同理解和操作,可以归纳出三种书写马克思的方式:政治性书写、教程性书写和修辞性书写。政治性书写泛泛而谈,一切书写都是政治性书写。不过,这里主要讨论马克思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毛泽东等对马克思的书写。领袖人物的政治性书写,首先体现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所做的抉择。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能量,正是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政治性书写。在观看革命历史影片时,我们每每为领袖伟岸的身躯和强有力的召唤而感动。摆动的手势乃至躯体是至关重要的,肢体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姿态本身就是一种书写。按照语言哲学的说法,它属于一种“行动的语言”。

十月革命前,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考茨基,对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许多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俄国革命只有在同西欧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俄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领袖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主要成员之一查苏利奇等俄国很多社会主义者,也都坚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比较弱小,俄国农民还没有应有的觉悟,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时过早,俄国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或是西方革命成功,对俄国进行先进生产力的补充,等待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成熟以后,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当普列汉诺夫听到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时,极力反对把俄国的革命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十月革命”违背了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俄国无产阶级也没有成长和成熟为一个能够掌握政权的阶级。①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使得西欧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产生了怀疑。葛兰西发表了题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的文章,提出“十月革命”表明“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的明确行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像的和已经被想像的那样僵硬”②。不过,葛兰西同时认为,十月革命虽然否定了《资本论》的某些具体结论,但却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相反,却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思想绝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主张“历史的主要因素不是粗糙的经济因素而是人,社会的人,相互作用的人”。葛兰西的这种认识,显然属于“书生意气”,没有认识到列宁作为伟大的理论家、实践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

对列宁来说,在新的形势下,旧的统合方式已经不再有效,他被迫去重新“发明”马克思。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③“列宁主义的立场是要实现骤变,置身于形势的矛盾之中,抓住机会,即使形势‘不成熟’,也要加以干涉,其赌注是:正是这‘过早的’干涉会根本改变各种力量的‘客观’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最初的形势是‘不成熟’的———那会破坏有关情况告诉我们的形势‘不成熟的’那个标准。”④我们应时常想起面对新的问题时,列宁那一针见血的话:“关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说过一个字。”⑤借用齐泽克的论述,列宁的伟大在于,他对马克思的“重复”,就是去区别马克思已做的和他所打开的可能性,去发现那个“在马克思之中又超越马克思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重复马克思不是去重复马克思所做的,而是去重复马克思所没有能做的。

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列宁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论辩家。他发表过无数次精妙绝伦的演讲与论辩,以深邃精湛的思想、严密锐利的逻辑、生动形象的比喻、丰富贴切的语汇等语言技巧,充分地展示了天才般的论辩魅力。例如,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大量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如设问、反问、排比句式,表现了其论辩语言启发诱导、气势如虹的特点,拟人、夸张、委婉、反复,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一章第四节“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中,列宁这样形象地描绘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和维利这三位经验批判主义代表:“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三位经验批判主义的算命先生,他们正满头大汗地竭力把自己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调和起来,把唯我论的一些漏洞弥补起来。”如此辛辣入骨的笔法,着实令对手无言以对。

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思想阵营大论争的情况下,列宁善于运用对照手法来陈述利弊,决定取舍。例如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二节“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一文中,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标准与马赫的实践标准对照如下:“马克思……说:离开实践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客观的〉真理性’的问题,乃是经院哲学。”“恩格斯反驳不可知论者时说:‘我们行动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物的对象〈客观〉本性相符合的。’”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而马赫却认为:“世界是否真的存在着或者它只是我们的象梦一样的错觉……但是,就连最荒唐的梦也是一个事实,它同任何其他事实比较起来并不逊色。”两相对照,马赫思想的真实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堪与列宁媲美。在毛泽东身上,农民的质朴率真、学者的渊博儒雅、政治家的胸襟胆识、诗人的激情浪漫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其个性突出的语言特征。毛泽东并没有学过语言哲学,却强烈地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⑥他善于运用语言艺术,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中国古典文学典故和民间故事,阐明马列主义的思想核心,由此给予了马列主义以中国的民族形式、中国的风格和气派,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把马列主义变成自己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在大量论著里展示具体的语言理想和要求,而且决心改造语言,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就发起了整顿文风的“反对党八股”运动,呼吁全党改进文风与语言,将文以载道的优良文化传统继承下去。在毛泽东看来,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说:“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革命领袖的政治性书写有正面的榜样,也有反面的例证,如斯大林的政治性书写。柯拉科夫斯基批评说,斯大林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的表现,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能够实现人类社会的完全统一的“幻想”、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神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必然导致一种“极权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内在地包含着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归宿。⑦柯拉科夫斯基的这个批评未必妥当,但却提示我们,斯大林主义的书写模式,是政治性书写的一个特例。在这种书写中,真理=无产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党的意识形态=党的领导人的思想=领袖的决定。

另外一种值得关注的“伪政治性”书写,就是“官话”。1982年的杜拉斯词典对它所下的定义是:“由前苏联及原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所使用的一种用语。”⑧在官话中,动辄引用马克思,似乎一切政策举措都可以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到依据,获得保障。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身影和声音无所不在,其实,这种对于马克思的援引,将其抽
离了原来的语境,置放在任何需要它的地方。它被恭敬地放在被瞻仰的地方,然而却成为塑像。在这种书写中,马克思的思想是以“在场”的方式“不在场”的,成为意识形态。这种书写禁止交流,禁止讨论,毋须解码,它需要的只是不断重复。它规范刻板,但却畅通无阻,可以充当意识形态的工具,也可以充当论战的手段。关于“官话”,萧乾的小说《“上”人回家》有很好的刻画。小说中写道,“上”人先生是鼎鼎有名的语言艺术家。他说话不但熟练,词儿现成,而且一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他的语言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概括性———可就是听起来不怎么具体,有时候还难免有些空洞嗦;其二是民主性———他讲话素来不大问对象和场合。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自认有一套独到的办法。他主张首先要掌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究竟与生活里的语言有什么区别,以及他讲的是不是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这个问题他倒还没考虑过。总之,他满口离不开“原则上”、“基本上”。这些本来很有内容的字眼儿,到他嘴里就成了口头禅,无论碰到什么,他都“上”它一下。于是,好事之徒就赠了他一个绰号,称他做“上”人先生。

教程性书写所谓教程性书写,泛泛而谈,也就是原理教科书的写作方式。众所周知,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科书特别是哲学原理教科书发挥了极其独特的思想教化作用。按照孙正聿先生的说法,哲学原理教科书在1949年至1978年三十年间的中国社会生活当中起到了四种作用:“第一是区分你是不是搞马克
思主义哲学,第二是用教科书来规范哲学所有的二级学科,‘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以此来框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美学、宗教学、伦理学等等。

第三,扩而大之,这本哲学教科书又变成了规范我们整个
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一种范式。第四,用
来规范我们国家整个的社会生活。”⑨教程性书写是从恩格斯开始的。虽然恩格斯不曾有过写教科书的明确意图,但的的确确,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为教程性书写提供了基本意象和叙述风格。他1876年5月底至1878年7月初写作《反杜林论》这部论战性的著作,目的是批判杜林的思想体系。为了回应杜林的挑战,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反杜林论》之所以分为三编,就是根据杜林思想体系的内容来设置的。杜林分别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恩格斯也就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反批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版序言中交待说:“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遗憾的是,后来的研究者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恩格斯的这一交待,把《反杜林论》这部论战性的著作当成了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著作。列宁191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显然受到了《反杜林论》的影响。此后,前苏联版及其影响下的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例如,在我国学术界影响较大的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宗明义地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学说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⑩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因袭了《反杜林论》,从而也就是因袭了杜林的划分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惯于批评的苏联模式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也是因袭了《反杜林论》“哲学编”。今天只要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
四大板块结构,这个根深蒂固的模式就是源自恩格斯《反
杜林论》的“哲学编”,此编是恩格斯在哲学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恩格斯在“哲学编”里谈论的问题,归纳起来,也就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这几大类。而从细目看,恩格斯在“哲学编”里也无非是讲了物质观、意识观、运动观、静止观、时空观、真理观、道德观、自由观、辩证法的规律观等内容。《反杜林论》里集中阐述的这些问题,在传统的教科书里可以说囊括无遗。至于《反杜林论》“哲学编”里语焉不详的问题,诸如实践观、哲学价值观、人的本质观等,在传统教科书里也是踪迹全无。杜林“在笼子里谈哲学”,即是在“黑格尔的范畴模式论的笼子里谈哲学”。恩格斯接受了杜林的挑战,“跟着走”,自然也就有了现在的形式。

早在1965年,毛泽东就向我国广大哲学工作者发出“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11的号召,要求“不必抄斯大林”。
然而40年过去了,突破这一教科书体系的努力很难说有
多大成效。在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课教学中,
已使用过的教科书版本据说已有300多种,似乎都无法摆
脱苏联教科书的范式和板块结构的阴影,所谓的革新往
往只是排列组合不同而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批评
者深刻地认识到,这些教科书陈陈相因,了无新意,其变
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在激进的批评者看来,哲学
原理教科书的概念之混乱、表达之贫乏、思想之教条、内容之混杂,令人叹为观止;依据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框架去学哲学史,无异于按图索骥;依据它去思考哲学问
题,往往是缘木求鱼,徒劳无功。教科书体系的命运之所
以如此,当然不乏时代的政治背景方面的原因,对此学术
界已经有很多的探讨。在重构体系方面,也有很多的尝
试,特别是从强调物质第一性,到现在强调实践原则的首
要地位,重心发生了很大的偏转,遗憾的是,教科书的结
构性稳定依然如故。如果说种种新的体系让我们感觉到
些许的激动,这更多是因为,不同语词表现出的活力和能
量是不同的,实践这个词显然比物质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跳跃性。用实践置换物质,显然具有更多的生动和鲜活。然而,结构没有转换,词汇的单向度没有改变,实践显现出的自由就依然是相当有限的,甚至是虚幻的。这就提示我们,教程性书写的革新中,内容更新当然
是重要的,但仅仅更新内容是不够的。苏联模式的教科
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
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不仅仅与其表述的内
容有关,也和它的表述方式直接相关。如果不彻底更新
教科书体系的书写方式,体系重构的目标就很难达到。
在结构主义和叙事学获得充分发展的语境中,教科书体
系的结构和叙事方式,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教程性书写属于宣告式书写。在书写之前,真理已经被发现,已经在握,不再需要探索,只需宣告出来就可以了。宣告真理的是一个匿名的主体。匿名的然而又是大写的。它似乎在这个世界之外宣告,它的声音来自另外一个天空。宣告的姿态自豪而凝重,沉着而无畏。它咄咄逼人,但又努力不表现出盛气凌人的样子。它循循善诱,却又无意倾听读者的心声。

在教程性书写中,问题其实是不存在的,在提问之前,答案就已经给出了。这里的秘密在于,语汇是严格定义了的。唯心主义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表明了其愚蠢,不可知论本身就已经表明了其无聊。面对语义明确的词汇,我们选择什么,拒绝什么,是那样的一目了然,任何犹豫都是不必要的。答案自然和问题一样简单明确。所有的语词都是透明的、自然的,甚至是那样亲近,就像日常用语一样。这样的词汇似乎指示着世界是透明的,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面对这样的语汇,任何不解都显得愚蠢,任何质疑都显得滑稽。

理论姿态和叙事风格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有什么样的理论姿态,就有什么样的叙事风格,而叙事风格又直接塑造了理论姿态。在教程性书写中,书写者和马克思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中,书写者本身始终是谦恭的,他明白,他不是在表达个人的意见,而是在宣示时代的真理。然而,在膨胀马克思的幌子下,达成的是绝对的自我膨胀。书写者似乎全知全能。教程性书写中,哲学不再是沉思,不再是智慧,而仅仅是一大堆条理明晰的知识,是百科全书,是词典。它透露了社会、世界和历史的全部秘密,或者说,它告诉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秘密存在。教程性书写是封闭的。从绪言到结束语,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不言自明。教程性书写中,时间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透明的,一切都是完成了的,或者至少在思想中是完成了的。教程性书写惯于概括和归纳,例如,我们很熟悉这样的句子:希腊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虽然各有自己的发展脉络,但都普遍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基本形态。二元对立、爱憎分明是教程性书写的普遍特点。

在教程性书写中,概念和历史似乎是同一个东西,抓住了概念就是抓住了历史和真理。在教程性书写中,很轻巧地就从马克思过渡到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被视作超时间的绝对真理。尽管在每段理论后面总要不失时机地联系一下实际,也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地更新一些数据与实例,但是理论本身早已成为教条。体现在定义上,就是对“是”的依附,对本质、真理和规律不加反思的依附。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世界似乎无比高大,实际上业已丧失了神秘感。

在教程性书写中,哲学成为科学,科学又成为什么了呢?教程性书写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开放的和发展的学说,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开放性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分不开的,批判不仅要吐故,同时也意味着纳新。然而,对于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对于科学和党性原则的关系,语焉不详,似乎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其实则留下了诸多的缝隙。按照孙正聿先生的划界,到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放弃了建构体系的努力,进入了后体系时代。○12后体系时代,也就是后教科书、后教程性书写的时代,其用意在于释放被教程体系所束缚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学说,要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要不断有新的范畴、新的研究范式补充进来,不应作茧自缚,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严密的体系”中。以僵死的概念、范式剪裁丰富的生活,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必须改变对于语词、语汇的态度。教程性书写的封闭性,首先表现在对语词的态度上,诸如语词的单义性,对字词、思想的迷信和虚妄,等等。

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教程性书写也是一种叙事方式、一种构造,其中不乏虚构和想像,但它完全否认了这一点。巴特对马克思主义写作的批评,准确地说,主要适用于教程性书写。“对这种写作来说,形式的封闭既非来自一种修辞的夸张,也非来自突出某种叙述方式,而是来自一种像技术词条一样专门的和可发挥功用的词条。在这里甚至连隐喻也是被严格编码的。”这种写作从根源上说,“表现为一种知识的语言,它的写作是单义性的,因
为它注定要维持一种自然的内聚力。正是这种写作的词
条身份使它能强加于自身一种说明的稳定性和一种方法
的永恒性。”○13

修辞性书写阿多诺的朋友克拉考尔抱怨说,阅读阿多诺的著作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阿多诺恼怒地回答:“真正的哲学是抵抗释义的思想典型。”○14的确,阅读阿多诺的文本,读者往往感觉晦涩难懂,这在相当程度上和他的文体自觉有关,这种文体甚至抵抗任何卓有成效的翻译。与政治性书写和教程性书写相对,可以将这种书写方式称作修辞性书写。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普遍采取了一种彻底的否定性姿态。这种姿态在阿多诺的作品中获得了最为纯粹、完整的表述。在从美国返回德国不久,阿多诺出版了《最低限度的道德》一书,这部充满格言警句的极端个性化的作品,其片断的、格言的风格不是偶然的。就文
体来说,它是阿多诺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正如该书副标
题“来自破碎生活的反思”所标识的,该书结合了琐事、文化断片和个人经验,通过零散的文体结构拆解了哲学著
述的宏伟构筑。黑格尔宣称“真理是总体”,阿多诺则宣
告“总体是虚假的”。面对虚假总体难以抵挡的力量,阿
多诺努力在个体性和特殊性的断片中寻求真理,这些个
体性和特殊性抗拒被整合到整体之中的企图。他认为,
真理只能通过尝试性的不完全的方式来表达,整体是虚
假的,批判思想因而也就必须把握那些特殊性的方方面
面。在《最低限度的道德》结束部分,阿多诺写道:“面对绝望,只有哲学能够保护尊严,它凝视着所有的事物,就
像从拯救的立场来表达的那样,来消除人类的基本痛苦。
在奥斯维辛之后,真理性的碎片仍然能够保护尊严,它凝
视着所有的事物,就像从拯救的立场来表达的那样。”○15为了与宰制社会的系统化思想做斗争,阿多诺采取
了谨慎的自我意识策略,这是造成他的风格迷惑人的主
要原因。阿多诺坚持,表述对于哲学而言不是外在的,语
言形式和通过语言表达出的思想具有同样的价值,在哲
学中,发挥决定作用的不是命题、立场或单轨的思考过
程,而是精心的组织。因此,讲述一种晦涩的语言是必要
的,这是针对语言变质的世界的反策略。反抗社会就包
括反抗其语言。《否定的辩证法》正是出于反体系、反逻辑的需要,有意保持论点的模糊,显得缺乏形式,保持一
种散文体的结构。该书晦涩的文风和混乱的形式,正好
体现了他对哲学体系的否定和破坏精神。阿多诺写道:
“从一开始,辩证法的名称就意味着客体不会一点不落地
完全进入客体的概念中,客体是同传统的充足理由律相
矛盾的。”○16矛盾表明同一性是不真实的,即概念不能穷尽被表达的事物。矛盾就是非同一性。阿多诺的著述执意保持未完成性和断片性,就是为了让读者放弃对于容
易理解之物的期待,充分体会生活世界的矛盾。

黑格尔逻辑学的范畴和概念运动的总体性就意味着体系,“这种哲学的体系概念高耸在一种纯粹科学的系统学之上,这种系统学要求有秩序地组织和表达思想,要求各专业学科有一种一致的结构”;体系作为“一个使任何东西概莫能外的总体的表现形式”,使得思想绝对化了,对于“一切断然的哲学”来说,它们的“一个共同的命题是:哲学只能被当作一个体系来追求”。○17批判理论的核
心就是对封闭的哲学体系的厌恶,阿多诺自述,他的《否
定的辩证法》就回避一切美学论题而言,可以叫做一种
“反体系”。其实,早在1931年,在题为《哲学的现实性》的教授资格就职演说中,阿多诺就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哲学解释方案。他认为,哲学应当把自己看作是一种解释,它应当从解释细微的特殊之物开始,而不是试图编织任何事物都无法逃脱的“抽象之网”。

阿多诺的理论表述中这种不可抑止的反体系冲动,与本雅明“星丛认识论”的影响密切相关。本雅明对语言和文体也很关注,他确信每个句子都存在着多重意义,认为形成某种特定的表述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他迷恋布莱希特的“间离”,曾打算写一本完全由引文所构成的著作,即通过把马克思的语录重新组合而成,就像电影蒙太奇捕获形象那样,使所有意义得到确切的保留,同时加以重新理解。所谓星丛,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和内在对抗性的“力场”,其中每一颗星都是一个契机或要素,它们互为中介,彼此关联。星丛之间彼此撞击和影响,其布局既可以横跨不同历史周期,也可以只是在同一个瞬时框架的内部。对于事物处身其中的星丛的意识也就是“对这个星丛的译解”○18。“星丛”作为一个由多种不同的概念、模式、观念或其他材料组成的系列,意味着一种没有结构的
结构,意味着在异质性的事物之间所充满的那种无法以
调和或综合来终结的矛盾和张力,比如勋伯格打破十二
音阶制的“无调音乐”。这种音乐中革命性的东西与阿多诺在中学时代就萌发的“瓦解的逻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旨在打碎传统的思想范畴,刺激读者进一步的反思。由于不愿意赋予力场或星丛中的一个因素优于另一个因素的特权地位,阿多诺的文本中往往呈现一种不
用连接词的排比特征,这种排比拒绝将各种见解和意见
以等级有序的方式排列起来。这样,阿多诺可以提供一
种对流动现实形势的既构造又解构的否定的辩证法。在
那里,理性的统一性将为每一个特殊瞬间之间的空隙所
取代,每一个特殊瞬间都向无法预料的下一个特殊瞬间
开放。这样一种政治秩序将远离某种“总体性”的统治,
正如单子的随意分布或完全流动的差异性一样。

在对总体性和同一性的批判中,阿多诺重写了马克思的相关思想。他指出,历史的客观总体性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中形成的,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19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为可通约的和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换言之,通过交换价值的抽象等价中介,一切对象、一切人都被还原为没有质的差别的纯粹定量的等价物。在这个意义上,总体化是一种暴力过程:“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奥斯维辛集中营”。○20种族灭绝是绝对的一体化,而真正地“获得了解放的人类决不会是一个总体”。

本雅明坦言,他的著作之所以晦涩,应归咎于德国缺乏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21这同样适用于阿多诺。他思考的是某种具有革命性的开放的哲学,这种哲学拒绝由以下任何形势做出的保障,例如方法、定义式的确定、框
架、最终根据、演绎式的完整性。○22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展开了对同一性原则的批判、对表意性语言的批判、对普遍性概念的批判。同一性的表象按照其纯粹的形势包含于思维本身,思维就意味着同一,思维想理解什么,概念性的秩序就会心满意足地将自己送上门来。在阿多诺看来,所谓个人意识的统一性、由同一性生出的逻辑普遍性、思想对象与自身的等同、主体与客体的和谐一致,都显然过于虚妄。他强调:否定的辩证法始终是对非同一性的意识,辩证法的结果是主张思想形式不再把它的对象变成为可改变的东西、变成始终如一的对象;思想是一种否定的行动,是抵制强加于它的东西的行动;对真正的哲学来说,与异质东西的联系实际上是它的主旋律,哲学的目标、它的开放和不加掩盖的方面像它的解释现象的自由(哲学将这种自由和被解除武装的问题结合一起)一样是反体系的。换言之,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非概
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所有哲学的原罪就在于它千方百
计地通过概念的手段去把握非概念的东西,而否定的辩
证法竭力通过概念来超越概念。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语词被精确化、概念化了,而由精确的概念架构起的语言体系代表了现代社会的特征,成为建构现代社会技术合理性的有机组成。阿多诺强调:“改变概念性的这个方向,使它趋向于非同一性,是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23概念的觉醒是哲学的解毒剂。辩证思维努力把思想作为异质性的东西来掌握,就像思想本身是异质性的一样,“在思想中把客体就像它的内在矛盾一样再生产出来”。辩证思想挖掘客体在它错误的自我同一状态中所丧失了的东西,因而在绝对理念苍白的阵营中冒着把客体消灭掉的危险;阿多诺对这个问题的暂时性回答,是对不可表达性采取一种游击战术,这是一种用概念来框住对象,却又以某种理智的杂技在瞬间使概念化的同一性滑动起来的哲学风格。他的文本中的每一个句子都因此而被迫超负荷;每一个短语都成为辩证法的奇迹和杰作,在思想即将消失在它自身矛盾中的那一瞬间把它固定下来。○24

和阿多诺一样,詹明信的著述也是精致的散文体。不同的是,詹明信修辞考究,文体华丽,甚至显得矫揉造作。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的序言中,他承认自己的文体与学院教授清晰流畅、新闻报道式的风格不同。在谈到选择这种文体的原因时,他再度援引了阿多诺,指出在阿多诺的作品中,语言的不透明性本身就是一种不妥协的行为,勃然杂陈的抽象措辞和相互参见,目的就在于背弃周围廉价易懂读物的环境,告诫读者真正的思考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这种文体的含混性,是超越个别经验现象及其意蕴所必需的。在詹明信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天地中,严肃的作家必须运用语言的震惊效果,通过重新结构习以为常的事物,或诉诸心理的更深层面,再度唤醒对事物漠然置之的读者。阿多诺的文体,虽说是出于抵抗的意图,却也带来了愉悦。詹明信无法想像,凡是对现实的辩证性质稍有感受的人,有谁能对阿多诺语句中的纯形式愉悦无动于衷?对詹明信来说,辩证思想正是辩证语句的精心发挥。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詹明信说:“我写作这些文本时的愉悦,有一些个人的因素:这种愉悦是和我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文体的独特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一些最低限度的满意,我是不会写它们的。并且,我希望我们不能过于疏离或工具化,以便为通常称作手工艺的满足,留出小小的空间。”詹明信的意思很明确,以令人难以理解的文体写作,就是一种小规模的激进行为;令人难以理解,也就是令人愉悦的。詹明信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文体,是出于抵抗和愉悦的双重考虑。读者在阅读詹明信的作品时,也不能不同时感受到抵抗和愉悦:一方面,詹明信的作品抗拒读者既有的阅读经验;另一方面,它又召唤和吸引读者的接近。赞扬者认为,詹明信创造了一种“MTV马克思主义”,即具有大众市场的、为大众所欣赏的马克思主义形态。批评者则认为,詹明信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例如,伊格尔顿承认詹明信把后现代主义扬弃为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有助于他去分析新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指出,“这样做却往往牺牲了他的理论的一致性和中肯性。他的著作很好地说明了一种折中的多视角理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试图将大量的观点结合起来,但其中有些视角却互不相容,彼此处于一种紧张状态。”○25当然,对我们来说,不能因为詹明信理论内部具有这样那样的紧张状态,就简单地否定它的意义。相反,这种紧张状态提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程充满风险和张力。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的“序言”中,詹明信主张:“在今天的世界上,应该存在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同思想反映其具体社会情况的原则完全一致,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都满足了其自身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之后,对马克思的修辞性书写有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依据伊格尔顿的观点,“解构与阿多诺之间有着特别惊人的相似之处。早在解构流行之前,阿多诺就强调那些悄然穿过概念网的异质断片的作用,而抛弃一切同一性的哲学,认为阶级意识具有令人不快的‘肯定性’而加以排斥,又否认意味的意图性。的确,当代解构中的主题几乎都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26。相似归相似,德里达毕竟不同于阿多诺。

不同之处特别体现在德里达对马克思的态度上。在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针对各种马克思主义“终结论”言论,毫不客气地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死亡”的断言无非是一种“自相矛盾、破绽百出、违反理性的共识”,对于这种“糟蹋人的共识,必须予
以抵制”。读者很自然地把该书视作对马克思和马克思
主义的一种维护。在阅读《马克思的幽灵》中,大家喜欢
征引这些句子,诸如:“今天的人,即使是从未读过马克思
著作或不知道马克思姓名的人,甚至那些反共产主义者
或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论他们承认与否,都自觉或不自觉
地是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人。”那么,究竟要继承什么呢?
依据德里达的观点,只有好的马克思主义才值得人们去
继承。所谓“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首先是批判和自我
批判精神,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评的步骤。他随即
又把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解构精神区别开来,强调后者
不再单纯是一种批判,而且它向一切批判发问,甚至向一
切问题发问。那么,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解构到底是什
么关系呢?德里达说了,一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精神就是一种解构精神。这样,德里达通过解构主义的
阅读和重写,收编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使之成为一
种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假借而
已。所谓德里达和马克思、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
遇,其实也就是德里达将自己的解构对象指向了马克思
和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开篇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
灵,在欧洲游荡。”马克思所使用的幽灵概念与欧洲的传
统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系。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经
常借莎士比亚剧本《哈姆雷特》中的幽灵来表达思想,人
们都知道马克思非常喜欢、并且非常熟悉莎士比亚剧本。德里达象征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类比为过世的哈姆雷特的父亲,由此产生哀悼和继承的问题。“幽灵”在《共产党宣言》中毕竟是一个富有政治意味的词汇,代表的是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威胁。在共产主义运动业已解体的今天,这意味着把昔日的马克思主义者召唤到解构主义的旗帜之下,接过“幽灵”一词就象征着继承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政治遗产。只不过,德里达所追寻的只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按他自己的条件舒服地占有了的马克思主义”,他只想把马克思主义用作一种批判,一种异端,进行痛斥的便利工具,而不大愿意涉及它的肯定性内容。○27因此,德里达转向马克思主义既是出于对晚期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敌视,又表现出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对德里达来说,马克思最重要的
地方是,他使我们注意到正义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是资
本主义召唤出来的一个毁灭自身的幽灵,这个幽灵的形
象在延搁着一个哀悼活动的提前到来。

领袖的政治性书写高度重视语言的工具性功能,明确提出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的语用要求。教程性书写对于语言和表述方式缺乏必要的重视。在修辞性书写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个自明真理的封闭系统,它径直向读者的反应发起挑战,顽强地抵制人们将其思想通俗化的愿望。毫无疑问,修辞性书写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对单向度思维的警觉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的。当代社会由于技术思维的习惯,语词和概念被同化了,而概念则被看作是事物的名称、存在和作用方式、性能、过程及其机制的表征。语言由此失去了丰富性,成为纯粹可操作的实用因素,为历史理性留下的空间就极其有限了。即使是马克思的追寻自由和公正的思想概念,一旦被转换成操作术语,其批判性力量也便被削弱了。政治性书写和修辞性书写都提示我们,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说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时,曾经用了两个很形象的词:一个叫“老祖宗”,一个叫“说新话”。○28我们既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根据新的实践,把“老祖宗”说的加以丰富、完善和发展。因此,在对马克思的书写中,需要记取马克思的教导:“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9

①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62~466页。
　②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页。
　③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④齐泽克:《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版,第87页。
　⑤参见齐泽克《哈特和奈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
吗?》,载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⑥参见王勤《毛泽东的语言理论和语言实践》,载《湘潭大学学
报》1993年第4期;李传书《试论毛泽东按语的语言风格》,载
《长沙电力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陆惠解《毛泽东的语言
观》,载《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6期;王永盛、张伟《毛泽东
的语言艺术》,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永盛等主编《毛
泽东的语言艺术》,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⑦参见卢之超主编《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
　⑧参见阿莫西、皮埃罗《俗套与套语》,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版,第135页。
　⑨孙正聿:《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他———关
于文科研究的几点体会》,《学术界》2005年第2期。
　⑩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
　○11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34页。
　○12参见孙正聿《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载《长白学刊》1994年第1期。
　○13巴特:《写作的零度》,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14参见马丁·杰《阿多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15Theodor W.Adorno, 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London: Verso,1974, p.247.
　○16○17○18○19○20○23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
版,第3、23~24、160~161、143、363、11页。
　○21Walter Benjam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Chica-
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530.
　○22参见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
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0页。
　○24参见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340~341页。
　○25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
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251页。
　○26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译林出版社
2005年版,第187页。
　○27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28《邓小平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