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并提出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p.689)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认识,进一步准确把握其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国内最早完整提出并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概念的是毛泽东。他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中指出,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p.797)在他看来,科学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从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2](p.801)

显然,毛泽东使用这一概念的目的主要出于批评当时党内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没有完整使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概念之前,毛泽东就一直倡导对待马克思主义要采取科学的态度。早在1929年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3](p.92)以纠正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①一文,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3](p.111)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是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对于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学习”一节中,毛泽东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强调指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一定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这里,毛泽东虽然仍没有完整使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概念,但实际上已经蕴含有关于这一思想的完整表述。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体现出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毛泽东和马克思恩格斯是根本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术语,但反复阐明了对待他们所创立的思想体系的科学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强调:“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p.248)同时,他们还告诫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5](p.681)他们反复告诫他们的同志:他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那种“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的想法是一种“误解”。在这里,他们一方面肯定了一般原理和方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则强调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说明了理论必须跟随实践发展的极端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原则,决非出于自谦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特殊品质决定的。科学性、实践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决定了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和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在用发展的观点观察世界和指导改造世界的同时也以同样的观点认识和对待自己。他们始终认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生成中的时候,才会产生。[6](p.33)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历史自身发展的法则发现历史自己提出并可能解决的任务,并按照历史辩证法的逻辑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马克思主义以自身特有的品格粉碎了任何教条主义者所有懒汉般的幻想和企图。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谈得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实际地科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并成功实践的是列宁。虽然列宁也没有明确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概念,但他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特点时,从侧面揭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活的灵魂”,就在于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相联系,它反映了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7](p.60)他甚至说:“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8](p.13)斯大林深刻理解列宁的这一态度。他说,列宁之所以能够发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就在于他没有做字句的奴隶,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斯大林主张,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要求在保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保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条件下根据新的经验来改善和丰富旧公式”。[9](pp.272-273)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角度吸取实践的新经验,就谈不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可见,在实际问题面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排斥以教条主义的态度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答案的做法,而是透过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个具体结论的表面,捕捉住深蕴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和实质,以之为指导来正确说明和解决现实运动中的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和实质,被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一般情况下,理论的创新可以因条件的变化表现为话语的转换,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则是创新的灵魂和根本原则,是任何意义上浓墨重彩的创新色调的底色。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不是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10]正是通过对这种底色的识别来加以判定的。

但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论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可谓众说纷纭,在当前理论创新的任务十分繁重的形势之下,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显然,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新就有可能失去正确的方向,篡改和倒退就可能会在创新的旗帜下招摇过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有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事实证明,仅仅从认识论或方法论的意义上探寻,可能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正确答案渐行渐远。换言之,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实际上也存在着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选择问题。只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高度,才能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真正形成关于这一概念的科学阐释,并准确把握蕴含其中的精神实质。

立场问题是价值观问题。在阶级社会中,立场是一个具体的存在,并不是抽象的。它主要通过主体的政治态度、阶级道德、价值标准表现出来,最典型的表现为政治态度。“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p.857)毛泽东的这一论断业已表明了立场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2](p.848)的宣言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的准确概括。马克思主义始终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紧密相连。与资产阶级思想家极力掩饰阶级性、宣扬所谓“普适性”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讳言他们以及他们所创立的学说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属性。他们公开宣称:“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5](p.258)正是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穷其一生的精力和智慧,探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道路。“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7](p.89)如列宁所言:马克思“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11](p.311)

观点问题属于真理观问题的范畴。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当下理论界分歧最为明显,讨论也最为热烈。如何辨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呢?笔者认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理论发现作为恩格斯对马克思独特理论贡献的经典概括,应是我们判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观点是对基本原理的抽象,因而更具有根本性。前者是人们对后者经过头脑消化吸收后形成的主观认识和看法,而后者则是前者形成的理论基础和依托。比如人们经过对唯物史观阶级理论的学习形成了关于阶级的观点,经过对剩余价值学说的学习形成了关于剥削的观点等。需要强调的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和革命性所决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既拒绝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错误理解和不适当的附加,也排斥只与一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个别论断。区别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必须立足于实践的基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单凭主观想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哪些观点要坚持和保留,哪些观点已经过时需要加以抛弃或修正。

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的意义,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pp.742-743)在辩证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等诸多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中,最核心的当属辩证法这个被恩格斯称为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2](p.532)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p.112)其实质是基于唯物主义观点之上的历史主义和总体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高度统一的总体性范畴。我们尽可能抽取其中一个方面作为讨论的重点,但需要明确的是,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必须与其他两个方面相联系,否则,就有可能偏离甚至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和实质。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做出的正确选择。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观点问题并不仅仅是真理观的问题,辩证法也不仅仅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辩证法仅作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或者把它看作论辩的技巧、工具,而忽视辩证法要有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明合理的价值取向作为支撑,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辩证法的本质”。[13](p.195)其方法论意义在于,探讨理论的创新,仅从立场的角度看,就不仅严格区分“可为”和“不可为”,而且还要在“可为”中区分“工具意义上”的可为和“目的意义上”的可为。[14]强调生产力标准的重要性也要同时考虑群众标准的意义,因为马克思郑重指出:人民群众能否得到解放,社会状况能否得到改善,“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4](p.771)

三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三个范畴的有机统一,不仅完整而准确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和实质,集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赋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阐释。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也正是由此,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在一致性。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中,邓小平深谙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极端重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邓小平首先确立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他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5](p.43)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15](p.118)

如果说毛泽东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高度概括的话,那么,邓小平则第一次用“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了集中诠释,并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邓小平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15](p.45)1978年5月30日在与胡乔木等谈准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时,他概括道:“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完全对立的,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16](p.319)之后,邓小平多次论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15](p.114“)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5](p.143“)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17](p.382)对于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第一,邓小平突出强调实事求是,着眼点确实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但他所反对的并不仅仅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而是排斥一切与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相背离的教条主义。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始终不渝地坚持上。“左”和右两种社会思潮分别表现为对待马列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和对待西方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从本质上说,它们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要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就不能不同时严肃对待右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干扰。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5](p.173)1990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金日成时斩钉截铁地说:“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决不会放弃。”[16](p.1321)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告诫全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7](p.379)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表述。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警示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5](p.143)在他看来,不能解放思想,就无以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之所以被纳入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被突出强调,并和实事求是作统一性的理解,主要是针对当时存在的“两个凡是”而提出的,这样就使得思想路线的表述反映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性要求。

正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邓小平的视野中,坚持是为了发展,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邓小平晚年说过:“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7](p.382)他明确要求全党:“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16](p.1332)这是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谈的。在邓小平那里,不能丢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邓小平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换言之,只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讨论,折射出的是在中国社会变革背景下思想理论领域的深刻变化。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的差异,必然首先在所依托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反映出来。这样,对这一概念的不同解读就不足为怪了。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由于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等重大问题存在着密切关联,因此党中央之所以在今天如此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认识,其意旨也是十分明显的。

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贯穿这个科学思想体系的活的灵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基本方面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1](p.645)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重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18](p.8“)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18](p.16)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鲜明表态。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正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成果。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中,无论是突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的的“以人为本”,还是高扬社会主义价值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以及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五个统筹”,处处都浸透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本精神,对于我们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可谓是一部现成的教材。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9]斯大林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0]赵剑英.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再思考[J].南京大学学报,2005,(6).
[1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3]刘奔.当代思潮反思录[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14]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5).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