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和经验反思:重提生活方式研究生活方式是一个回答人们“怎样生活”和“生活怎样”问题的概念;生活方式研究就是在这种“应然”(“怎样生活”)和“实然”(“生活怎样”)之间游走,在对人们的现实生活状态的不断反思中寻求“对美好生活的定义”,探索人们的生活幸福之道。因此生活方式研究始终彰显着人性的光辉和体现着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存在方式与人类社会的本质。在当今世界,一个社会是否重视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研究,往往同人及人的生活在社会发展中地位的客观情势和价值立场连在一起。

在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现代化发展史中,并不是所有时期都具备把生活方式研究提到日程上来的客观基础和学科发展背景。改革开放前近3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和僵化的意识形态影响,是不可能提出生活方式研究课题的,不但如此,当时还把讲究生活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或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改革开放伊始,生活方式的研究就被提了出来,并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迄今为止在其他领域很少出现的研究热潮〔1〕。当时出现的生活方式研究热在消解僵化的和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唤起人们为改善生活而积极投入现代化建设中的热情方面,起到了某种思想启蒙和发动作用。进入90年代后,我国加速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促进了经济的快速成长。但应当看到,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同时,也陷入了“市场迷信”之中,市场经济的作用范围大大超出自己的边界而进入人们的公共生活和日常生活领域,形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人们的生活方式诉求被纳入了压倒一切的GDP考量之中。其结果是,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着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在城乡差别和收入差距以及就业、医疗、教育、生态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社会价值目标缺失、“生活方式失衡”和“有了钱却缺少幸福”的生活异化现象。在GDP崇拜、金钱崇拜的社会思潮中,生活方式研究所特有的对“对美好生活的定义”的功能自然被排除在外,这构成90年代生活方式研究热潮退去的主要原因。近几年我国相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和发展任务,这些实际解决的是发展的异化形式问题,这就为重新提出生活方式研究问题提供了客观需要和政治、政策条件。

在今天,我们重新提出生活方式研究问题还有全球化的发展背景。当代世界由发达国家引领已开始了由现代性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同这种社会转型相适应,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发生了“从最大限度地推进经济增长转而通过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最大限度地保证生存幸福”、“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活质量”的转变〔2〕。解决个人和集体“如何生活”的问题已经上升为主要的政治问题即“生活政治”的高度,而全球化的实质则被表述为“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3〕。全球化的文明进程不能不对中国现代化的性质和发展模式选择构成影响。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的发展趋势都要求我国的现代化把民生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因此,无论是全球化中的社会转型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都表明生活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而生活方式研究的重要性正是由这种变化决定的。

这就给生活方式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课题:要提高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自觉,必须首先给予生活在社会整体系统中以准确的定位。但是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相关的理论资源,倒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会给我们许多理论启迪。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后人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存在许多曲解和误读,我们需要拂去灰尘,重新发掘这份理论遗产。本文采取经典话语解读法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体系做一些再解读和重构工作,并与后代现代社会理论相映照,重新认识生活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两个结构层次”与“生活世界”的本源性地位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社会理论、发展理论的基石。长期以来人们在阐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时,主要做的是物质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理论概括。在这个理论概括中并没有准确表述马克思的思想。上述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概括主要依据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语,所以我们就把这段话与重新引用一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展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

我们发现,人们根据这段话在概括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时忽略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这一理论预设。此外,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多次把自己的历史观、社会观表述为“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5〕、“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6〕、“社会生活的生产”〔7〕以及“生产生活”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共同完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是明确地把自己所建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表述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8〕。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重要范畴,但马克思把生产方式表述为人们“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或“生活的生产”,等等。

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思想的不同语境中表述有所不同,但概括起来就是“生活的生产”。这是马克思在阐述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唯物论理论思想时一个预设的重要理论前提和理论内容,这一理论前提和理论内容的核心就是生活与生产的关系和生活世界的本源性。马克思说过,“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主要是针对当时各种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的历史唯心论观点,也是基于传统工业文明的时代条件,马克思强调“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式”,强调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和着重阐释了生产方式的理论结构与体系,而对“生活”概念是作为前提性规定加以设定的和在特定的语境下并没充分展开论述,但通观马克思的全部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生活”范畴、“现实的生活世界”恰恰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话语中未经充分阐述的“生活的生产”理论预设,实际上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基本架构的重要方面和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正是在这样一个理论预设前提下才去谈论人们是如何进行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的结构形式的,离开了“生活的生产”这一理论命题的规约,就不能完整地解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社会理论思想。

因此,站在今天的实践条件下,我们在阐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时应当看到,在马克思所阐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理论结构体系之上,还耸立着一个理论结构,这就是“生活的生产”。前面所说的理论结构讲的是“生产何以可能”和回答的“生产是如何进行的”问题;而在这之上设定的理论结构实际讲的是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回答的是“生产为什么”的问题。马克思讲过,“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9〕。因此,这两个密切关联的结构层次加在一起才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

为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归纳概括为两个结构关系层次:第一层次为以理论预设形式存在的生活与生产的结构关系层次;第二层次为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关系层次。这样,我们就提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或社会理论体系的“两层次说”。在这两个理论结构层次的关系中,“第二个层次”是对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表述,但这一结构层次又不能离开“生活的生产”第一层次的规约,正是它为整个社会生产运行系统设定了“生活”这一本源性前提。马克思这一未经充分展开论述的理论预设和理论结构恰恰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结构体系中具有统领性的地位。

因此,今天我们在表述马克思社会理论核心内容时,不能丢掉“生活”的内容和必须要把“生活”、“社会生活”作为重要范畴。那么,以往人们在通过文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进行解读时,为什么会忽略“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这一重要的理论预设前提呢?原因之一是同马克思当时论述所强调的重点有关,即后来恩格斯在晚年所说的,马克思和他都有同样的“过错”,当时过多地强调了被论敌所忽略了的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而对其他方面“强调得不够”〔10〕。而后人们却把马克思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中强调得“过多”的思想变成“过分”,把马克思在表述中“强调得不够”的内容完全忽略掉,其结果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被解读成“经济决定论”、“生产本位论”的观点,完全用“生产”消解了“生活”,科学的历史发展观被解读成了“唯物化”、“见物不见人”以及“遗忘生活”的历史发展观,并在发展实践中摆错了生产和生活、人和物的关系,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现实后果。今天我们必须依据新的发展情势,发掘马克思社会理论中关于生活的思想,并重新阐释生活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而在这方面,哈贝马斯等后现代社会理论大师们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论恰恰延续马克思的话语“接着说”了。

三、“生活/生产互构”的社会发展解释框架与生活方式的功能定位

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中,还有一种观点需要我们讨论:有的学者在批驳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成“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时,却把马克思的理论包括“生活的生产”的思想归结为“全面生产”的理论〔11〕,这并不符合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命题所表达的含义,同样没有摆脱“生产本位论”的窠臼和生活活动的独立地位与价值。

其实,马克思既然说的是“生活的生产”,就表明生活是不同于生产活动的独立的活动领域,即使在哲学意义上的生产概念也不能取代生活概念。依据马克思提供的有关思想,本文要提出的基本观点是,生活和生产这两个各自有独自的概念特性和发展要求的人类活动实体,在社会整体发展中体现为互动生成关系。不是“生产本位论”,正是“生活/生产互构”过程,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和核心,成为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解释框架和研究范式,从而也为认识和阐发生活方式的功能地位提供理论基础。

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一个“活动”概念。“活动”是马克思揭示人的个体存在、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规律的逻辑起点、本质和“共同实体”〔12〕。根据马克思的思想,人的生存方式可做两大基本类型的划分,即生活活动和生产活动,或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那么,这两大类活动的相互关系怎样,在社会整体运行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呢?我们仍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经典话语进行解析。马克思说: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以应有的重视”〔13〕。

马克思的这段话提出了三个“第一”:“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社会生活;“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和“第一个历史活动”:社会生产“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由生活和生产活动所构成的“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这“三个第一”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的理论出发点。

我们首先辨析一下生产和生活两个基本概念。生产或者说社会生产是社会经济概念,指人们通过直接的体力与智力支出实现与自然和社会资源的变换,创造和增加用来满足人的各种生活需要的产品的活动。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定义中我们改变了以往只限定用“物质生产”定义生产概念的方法,不仅强调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也强调对社会资源的创造转换关系。而“生活”则是同“生产”相对应的概念,主要指生产活动相并行的人们通过一定的文化选择所从事的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本身、方面的活动,如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活动、满足精神生活的活动、以及家庭与日常生活活动、社会交往活动等等。对生活、生产的概念特性可做如下比较:

(1)生活和生产在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整体系统中的地位比较。生活是人的生命形态的特有表现形式,人的存在就是生活的存在,人的世界就是现实的生活世界,因而对于人的生命存在来说,生活具有本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生活是人的“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又说:“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这就是说,由于生活具有本源性,因而人们对社会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是以生活为圆点和出发点的。当代的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发生的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向,正是对生活本源性的理论表现。

同生活活动相比,生产活动则是人类生产自身生活的前提活动,因而马克思才说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那么,马克思又为什么说生产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呢?这是因为,人的生活和生命活动与动物的适应性生存不同。马克思说:“动物和自己的生活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他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而人的生存是文化生存,人一旦开始使用工具从事了生产劳动,才在真正意义上把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因此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生产创造生活,构成生活的基础。但人类的生命存在只能是注入文化的生活存在,人类的生产只能是生活的生产,为了生活的生产,离开了生活的生产只能是异化的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具有目的规约性,生产既是生活的基础,又是生活的手段和条件。同时,根据我们对生活的定义,生活不仅为生产提供价值目标,而且本身就在社会发展中有独立的功能。如果说生产是为生活提供基本条件即“生产生活”的话,那么人的生活活动则通过对生产提供的生活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实现人的需求的满足,从而生产和再生产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是生活的生产方式,而生活是人自身的“生产方式”。

(2)生活和生产的主体性比较。从主体的特性角度看,生活活动的主体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作为人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研究生活就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因而生活概念具有感性化、具体化和个人化的特点。而生产的主体是作为“工人”、“农民”等等生产要素的人,常常是作为“人力资本”加以研究的,反映的是人的职业属性,确证的是主体同产品的关系。生活和生产的研究都涉及到“人”,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生活中的人是作为目的的人;而生产中的人是作为手段的人。

(3)生活和生产结构关系链比较。如果剥离开生产同生活的关系,进行“纯”生产和生活的考察,那么生产活动所建立的结构关系链是:“生产者———生产对象———产品:即通过生产者同生产对象的相互作用所追求的结果是“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为产品生产的最大化和利润的最大化。在“纯生产”的关系链中,人的消费活动也是作为追求生产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从生活出发所建立的结构关系链是:

“人———需要———人”:在这一结构关系链中,社会所生产出的产品是为满足人的需要服务的,它所追求的最终结果不是“物”的扩张而是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回归于人本身。

这两个结构关系链一个是客体结构的关系链,一个是主体结构关系链。如果两者不融通交叉的话,生产追求的是自我“物”的增值;而生活由于无法获得生活资源的供给而难以实现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

(4)生活和生产研究的逻辑起点比较。由于生活和生产的概念属性不同,因而对两者研究的逻辑起点不同。生活研究涉及的主体是具体的个人,其逻辑起点奉行行动优先原则,突出的是个人化、个性化特征;而生产研究涉及的是客观结构关系,奉行的是结构优先原则,突出的是对生产要素做结构功能分析。

通过以上对生活和生产概念特性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认识:

第一,如果说“活动”是人、社会和历史的现实存在和基本构成要素的话,那么有着各自独立的活动指向和诉求的生活和生产两大活动是相互交织和密不可分的,正像不能离开生活讲生产一样,也不能离开生产讲生活,两者的相互聚汇、相互作用,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动力学系统。

第二,以往的研究往往用“生产本位论”、“生产至上性”、“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解释社会发展,其结果必然导致一系列的理论片面性和现实发展的不良后果。这里的关键在于没有把“生活”视为一个有独立诉求的活动领域并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建构功能。因此,对社会的研究要从“生产本位论”的观点转移到“生活/生产互构论”的分析框架上来。平衡生活和生产的关系,全面地发挥两者互构和互动生成的作用,体现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因此“生活/生产”互构,可以成为对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范式的创新性诠释,发挥生活方式的建构性功能,正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三,我们提出的“生活/生产”社会理论研究范式,同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理论新的研究成果的努力是一致的,具有重要的研究范式创新的意义。当代的“新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对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生产决定论”的观点进行了解构和重建,哈贝马斯和安德烈·托塞尔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生产/行动”的研究框架,试图“将生产活动同大量而又琐细的日常生活行动结合起来”,摆脱仅由生产决定行动或由行动导向生产的僵化模式,从而“展现一种通过多种中介因素而不断地为生产与个人自由之间相互开放的互动的广阔可能性前景〔14〕。这种探讨和我们提出的“生活/生产互构”的研究范式是一致的,都是对生产本位论或生产决定论观点的解构和重建。我们的研究由于突出了人类生存的两大活动生产和生活的互动生成关系,特别是突出了生活方式的建构作用,而使“生活/生产”分析框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解释力。

四、生活方式与社会学:理论的融通与互动建构

以上我们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重新解读和学术资源的发掘中,阐释了生活在社会整体系统中的地位,以及生活、生活方式作为框架性分析概念在社会发展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建构功能,这就为生活方式研究确立了重要理论地位,同时也为社会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建构因素。

如前所述,在传统的“马克思学”中由于存在着误读现象以及忽视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生活、生活方式论述的重要学术思想,因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被曲解为“见物不见人”、遗忘生活的社会理论。而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产生于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工业时代,其理论框架是按着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世界观建立起来的,并主要采用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领域的问题,如孔德把创立的社会学称为“社会物理学”,迪尔凯姆奉行的是物化社会现象原则,用物理学的立场观察人类社会生活。这种学科化使对社会的研究成为科学,但其研究也把人的生活世界物化、抽象化、客观化、外在化了。对此当代学者多有指出和进行理论批判。比如,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就指出,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基本上借用了上个世纪物理学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是机械论式的,同时也是决定论式的。因为它是按照一种直线性的因果关系,研究对孤立的对象产生影响的规律和规则。……这样的审视从社会学的领域排除了一切设想事件参与者、主体、责任、自由的可能性”,在这样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学“专业化所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对现实世界、对社会、对人和生活的思想贫乏之极”〔15〕。还有的西方学者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理论的世界观基础进行了批判。比如胡塞尔指出,“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都受到实证科学的规定”,但因此却使“极为重要的问题被轻描淡写地抹去了”〔16〕,这种研究只关注事实,却不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生活的意义。他还指出,由于人们的全部思考已经习惯于以理念世界作为自己的基础和出发点,真实的生活世界却被掩盖了〔17〕。如今,全球的发展已进入了“后现代化”时代,以获取物质财富为主要动机的“生产本位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已经淡化,人自身及生活正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抽离了人的生成过程和生活实质的物化世界观、主观同客观对立的思维方式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发生着向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转向,主张用人的生活说明人,解释社会;在研究方法论上也抛弃了把丰富的社会生活解释为外在客观结构论的观点,如吉登斯就建构了社会结构与个人心理结构双向建构的结构化理论分析框架,寻求对生活的本体论支持。

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建设是从外部引入的,正如费孝通所说,经过了“匆忙的、被动的借鉴的过程”,迄今为止尚未经过很好的消化和创新。从社会发展进程上来说,虽然中国尚未完成现代化,但其发展已具备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转型的“新型现代化”特性,以人为本、关注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高,同样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和发展要求,这既对生活方式的研究提供了客观要求,对社会科学学科建构的方向和“边界”的扩大提供了时代条件,同时又对两方面研究的相互融通和建构提供了可能。目前的生活方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外在于社会学主流体系而处于边缘化地位,这固然有生活方式自身理论不成熟,尚是没得到水晶鞋的灰姑娘;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学目前尚未摆脱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学术立场有直接关系。而在回归“生活世界”中,两者应相互融通与建构,这既会使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得到改造和创新,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生活方式研究的学科化水平。

生活方式研究属于跨学科的领域,它同社会学研究的互动建构涉及许多理论探索工作,但以下方面的理论尝试是有益的:第一,把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生产本体论情结转换到生活/生产互构的理论框架上来,为社会学研究确立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的和复杂生成关系的研究范式提供基础理论依据。第二,依据新的发展实践,在借鉴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如生活世界)理论的基础上,对已有的社会学主要范畴概念的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如社会结构概念其实质内涵应是“社会生活结构”。第三,适应对生活在社会发展中本源性地位认识的提高,应从日常用语和准学科概念基础上逐步提炼新的学科概念,如“生活结构”、“生活力”、“生活关系”等等。比如,根据本文的论述,“生活力”就应是同“生产力”相比同样重要的概念。


注:
〔1〕王雅林:《生活方式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
1995年第4期。
〔2〕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变化中的价值观:经济发
展与政治变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1996年第3期。
〔3〕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
社. 2001年版,第114-11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
1962年版,第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41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
1971年版,第374-37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6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4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5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5册),人民出
版社. 1962年版,第42页。
〔11〕俞吾金:《作为全面生产的马克思哲学》,《哲学研究》, 2003年第8期。
〔12〕〔保〕尼科洛夫:《人的活动结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8年版,第1-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79页。
〔14〕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第1109-1110页。
〔15〕埃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3-4页。
〔16〕〔17〕E.Husser.l 1982.DieKrisis derEuropdtischen W issenschaften a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aenomenologie. Fe-liaMeinerVerlag, P. 4,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