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历史的研究,多年来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先求局部突破,再行总体创新;一是先行整体定位,再求各个突破。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即必须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提到首位,才谈得上其各个分支(哲学史、哲学原理、哲学原著等)如何深入开展研究的问题。就马克思主义而言,虽然我们通过其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自我更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但同时也遭遇到以“尖锐化”方式出现的新挑战。

与以前不同,现在的形势是“底线碰撞”,即问题已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具体观点能否改变,甚至也不是某些重要观点和方法能否修正的问题,而是老祖宗还有什么不能丢、创新马克思主义还有没有底线、底线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过去说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它支撑了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厦,现在则出现了一些关于唯物史观只是“生产史观”、是对生活和人的生存的剥夺的指责,出现了一些关于剩余价值学说是辩证法虚构的规律、是人为制造的劳资对立的指责;过去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现在则有人把辩证唯物主义视为旧理性主义本体论哲学的产物,是垄断真理的独断论和阻碍精神自由的一元论的祸根,认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必须摈弃辩证唯物主义。可见,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一般学科所遇到的共性问题,比如说主题转换、视域拓展、范畴更新,等等,而是这一学科的根本定向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追问:一是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追问又可分为有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有,它是什么?二是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它与哲学、历史及马克思主义等学科的关系如何?毫无疑问,上述追问是一切提问的前提。如果哲学只有一种、是单数,那么就不能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此类推,哲学史也就只能是一种、是单数,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不能成立,一切关于马哲史研究的其他问题就都成为了多余;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与改造世界无关、与政治无涉的人文关切,甚至只是一种“个人独白”,那么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历史,讨论作为科学来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便成为多余。必须看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底线碰撞”问题,就因为原有理论还不能完全有效地包容新情况、解释新问题。因此,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深化问题,就要从“构筑底线”这一角度切入,才能奠定一个讨论的平台,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争论触及到了“底线碰撞”问题,这就必然要“回到马克思”,要进行“源头清理”,因此,这些年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和意义的讨论成为一个理论热点。当人们以为把物质本体论归入传统的形而上,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因而纷纷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问题上进行价值重估时,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无论是实践唯物主义、人学辩证法还是单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概括,其缺陷绝不比它所否定的原先概括少,而且所有的替代方案几乎都笼罩着当代西方某些哲学思潮的阴影。因此,虽然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舆论很多,却鲜有能真正将其否定的论点。我们必须承认,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拓展和更新,可能比目前为止的任何新框架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更能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前进。无论如何,马克思所实现的人类思想史上的最伟大变革,终究是产生了一种崭新的唯物主义,即列宁所称的“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世界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这一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不仅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而且克服了以往哲学无视人的真实生活和历史的弊端,使哲学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历史性飞跃。它从人、人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确定的前提出发,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为视角,透彻地阐发了贯穿始终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关系及其历史趋势,合理地解决了自由与必然、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类、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似乎无法统一的矛盾(这些问题仍然处于当代视野中)。与自然科学和人类知识走向相一致,与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趋势相一致,与人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相一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属性。

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辩证法这一“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同唯物论的结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今天,无论人们怎样不断重新评价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始终是这一变革的实质。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巨大飞跃。作为世界知识体系和人类思维方式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全人类。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蕴是工人阶级世界观,因而其历史必定与工人阶级解放(其特征是“人类解放”)的历程同在,必定与具体的、历史的实践需要共进,必定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集体话语。这就注定了无论对它怎样“除蔽”,也不可能将其经验基础完全蒸发;无论怎样要求它回归“生活世界”,也不可能使之成为“个人的独白”。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就意味向一切哲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任务,即实现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统一、改造世界和彰显生存的统一。如何解决好这两个统一,马克思走的既不是价值中立的客观知识之路,也不是偏好人的抽象价值的人文复归之路,而是以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为基础,在阶级意识中达到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在争取“人类解放”中达到个性自由和社会进步的统一。

在今天,关于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已具有特殊的意义。从理论上看,它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想特征(可将其归结为彻底的批判精神、彻底的实践精神和彻底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等三大主题。从实践上看,其一,它关系到我们观察中国和世界的根本立场与方法。例如,当代世界历史是否已经“终结”?历史有没有方向、有没有坐标、有没有规律?如何确定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等等。其二,它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指导。例如,如何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什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还是精神自由和文化繁荣的障碍?等等。其三,它还关系到当代中国精神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定向。例如,文化有无先进与落后之分,价值观念有无对错与是非之辨?人性、个性、人权和人的自由是历史之迷的解答还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如何确立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信念以及共产主义信仰?等等。一句话,没有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整座理论大厦将失去根基,我们也将陷入全面的思想混乱。因此,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否定,实质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否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定位,把传统形而上的本体论扣在唯物辩证法的物质统一性上是非常不妥的,因为这种“物质”不是先在的构成理性观念。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世界的根本存在方式,即对立统一。在它看来,存在是生成,生成是过程,过程是自我运动,自我运动是矛盾的对立转化和普遍联系,矛盾的对立转化和普遍联系是客观实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1](P327—328)存在与不存在还不是真正的本体论,客观实在和非客观实在才是更根本的存在,因此,世界的统一性不在于其存在,而在于其物质性,即客观实在性。这是一切科学认识的基础,也是一切观念感知的
源泉。

正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其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及其规律)、主题(从工人阶级世界观出发回应不同的时代主题和国情挑战的理论成果)、范畴体系等才是确定的,其作为学科建设才是可能的。通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矛盾及其转化运动趋势的把握,揭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根本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交叉、综合和整体性。它要研究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及其基本原理,但以历史再现的动态方式研究,寓逻辑于历史中;它要研究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经典著作,却把其置于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思想体系中加以把握,寓文本于逻辑中;它要面对感性的历史,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史料,而其本质上是哲学,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概念生成,寓理性于感性之中。相对于逻辑,它是历史的,而相对于历史,它又是逻辑的;相对于史学,它是理性的,而相对于哲学,它又是感性的;相对于文本,它是实践的,而相对于实践,它又是文本的,如此等等。只有充分体现这一整体性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才有自己的学术立脚点。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异军突起,一度成为高校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不仅在于它向师生们展示了一个活生生的、形象丰满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它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置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域进
行整体性透视,极大地深化了这一研究。近年来这一学科所遭遇到的困境,当然有大背景等诸多原因,但根本在于其史学与哲学交叉、历史与逻辑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感性与理性交融的整体性特点未能保持和发扬,在于其作为学科方法论支撑的唯物辩证法的被消解。

在今天,从世界观上消解唯物辩证法的思潮主要有三种:一是以形式平等和抽象人权为特征的人性论思潮,恩格斯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经典世界观”的“法学世界观”。在恩格斯看来,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用以取代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经典世界观,在对于市场契约平等、法律形式上平等的崇拜背后隐含着对国家的崇拜。二是以身体需求和生存本能为基础的后现代思潮,表现为颠覆传统理性和一切“形而上”的解构主义,希冀在颠覆一切理性构建中彰显肉身的存在。它并不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但无疑包含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辩证法的解构。三是以“和合”、“中庸”、“多元共生”为理念的和合文化思潮,矛头直指对立统一和一元世界观,将其视为当代各种冲突和危机的思想源头。这里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的根本思维方式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还是“多元共生”的和合学?我们之所以要把对立统一视为宇宙的根本规律,因为“对立统一”是异质性事物的统一,有对立统一,才有质变、飞跃,新事物的诞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因为“对立统一”不仅揭示了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而且从纷繁复杂的世界理出了头绪和方向,因而历史才有规律和价值坐标;因为“对立统一”揭示了事物的客观状态,历史、世界和人才能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因此,不能让和合学取代辩证法作为根本的思维方式。

辩证唯物主义一元世界观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思想体系的基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体系的基础。今天,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倾向就是制造马克思主义传统同当代的对立。最为根本的一条是,我们今天所作的事情与“老祖宗”所创立的理论根本一致,还是完全不相干。如果是后者,那么讲坚持马列主义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今天的确有人认为马列主义只是一种“革命”理论,从其开始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民主法治国家,甚至不可能有和谐社会和建设理论。这当然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法治,但也确认西方的所谓“法治”只能保证形式平等和微观交易的公平,即具体交换领域的公平,但却无法保证整个社会的公平,无法防止私有财产权转化为对于他人的奴役权,无法防止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因此,我们所要建立的法治社会,必须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保障。同样,马克思主义从未否定市场经济的历史作用,但决不陷入“市场崇拜”;从未否定社会和谐的价值,但决不回避矛盾、粉饰太平;从未否定历史前进必要的“阵痛”和“代价”,但在根本道路的选择上,决不让步。正是在这一根本精神上,“老祖宗”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