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把列
宁的阶级分析理论奉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分析
的唯一经典。这一理论认为,“区分阶级的根本标志,是
看其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否占有其
他集团的劳动。”[1](P181)由此,一些学者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是一元论”。[2]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列宁阶级分析理论的提出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并有着鲜明的时代性。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人类社会已从当时的工业社会初期进入了向信息化社会即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转变的开端。而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使得社会阶级结构的状况更具特殊性。所有这些,都是列宁始料未及的,因而也不可能提出适用于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分析的具体设想。因此,探讨列宁的阶级分析理论及其在当代的不适用性,建构适合于当代社会尤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社会阶级结构的阶级分析理论,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什么是阶级以及怎样划分阶级

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没有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进行过全面的和系统的论述与分析,只在一些著
作中为后人留下了关于阶级分析的基本思路。正是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划分的基本观点,列宁在1919年
6月撰写的《伟大的创举》中给阶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
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
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
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
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
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
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P11)这个定义,后来被写进各种教科书,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经典定义。

列宁关于阶级的上述定义表明:
第一,阶级产生的根源存在于社会的经济结构之中,而不在其它什么地方。
第二,列宁阶级定义中所说的四个“不同”,实际上是提出了划分阶级的标准,即阶级划分应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首要标准的基本观点,并进而把这一基本观点具体化为四个“不同”。第一个“不同”,是各个社会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这是从总体上提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个“不同”又具体体现在三个“不同”上:一是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二是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三是领取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在这三个“不同”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不同,即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因为正是由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才使得人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不同。所以列宁曾明确地指出:“区别各阶级的基本标志,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4](P30)
第三,列宁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分化最明显的结果,是“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即一个阶
级剥削另一个阶级。他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说:“阶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允许社会上—部分人占有别人
的劳动。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
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
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
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3](P290)以上,就是列宁关于什么是阶级以及怎样划分阶级的基本观点,通常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运用这一理论去解释历史、分析社会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但是,应当看到,列宁的阶级分析理论具有革命的、批判的性质及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是针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目的在于揭示阶级剥削
和阶级对立的关系,引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分清敌友,
正确地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达到
破坏旧世界,夺取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奋斗目
标。因此,这一划分阶级的标准适应了当时苏联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借鉴这一理论,也顺应
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及建国初期的国情。因而,这
种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划分阶级的理论具有其历史
合理性。现在的问题在于:能否按上述阶级定义和划分阶级的标准,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关系?

二、列宁的阶级分析理论在当代的不适用性分析

(一)列宁的阶级分析理论无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中间阶级”和“政治权力寻租”现象。

按照列宁的阶级分析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时,阶级关系就变成了简单的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也因此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诸如“新中间阶级”、“政治权力寻租”等现象,使得我们在运用列宁的阶级分析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时,“面临着一个真实而无法解决的问题”。[5](P15)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是日益简单化为两大阶级,而是产生了一个新中间阶级,包括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官员、国有和私营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其他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从事咨询、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员,而且这个社会集团的人数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扩大。西方学者早就对这一新现象作过许多研究,看法上差异很大。有的从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受雇于国有或私营企业,仍是雇佣劳动者出发,称他们为新工人阶级;有的则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收入、知识、生活习性等等同工人有着很大的差别出发,不同意将他们归入工人阶级,认为他们就是一个中间阶级。我国学术界也大体是这样两类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他们是“五颜六色衣领的工人阶级”[6];另一种观点认为将他们简单地划入工人阶级是不可取的,无助于从理论上解决变化了的实际问题。对这
一问题的研究,关系到对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重要问题的
认识,诸如政党、工人运动的战略与策略、社会运动、未来发展等等,无疑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问题。

笔者认为,简单地从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判断新中间阶级的阶级归属是不能说明问题的。首先,自列宁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股份公司出现并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资本组织形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了分离,加之信用和金融系统的发达,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野变得复杂化了。一方面,资本所有者并不直接控制、支配生产和经营,而不拥有资本所有权的管理者、技术人员、政府部门的官员即所谓新中间阶级却拥有对生产资料和劳动的控制、使用、支配的权力。这部分人既是雇佣劳动者,又在生产中具有支配资本和劳动的地位,他们不是对生产、经营的局部而是对全局具有影响的作用。这样,他们同资本的关系就具有了双重职能:既执行资本的职能,使资本增值,又执行工人的集体职能,生产剩余价值。他们一方面同工人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使他们同工人相分离;另一方面,他们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又直接削弱了资本所有者对财产的绝对权力,使他们同资产阶级相矛盾。从另一个角度看,新中间阶级由于收入较高,他们又随时可以把自己的货币收入转换为股票、债券而成为资本拥有者,成为一个企业的股东、生产资料的部分所有者。尽管我们不能把这些小股东称为资本家,但把他们看作无产阶级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在金融信贷高度发达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储蓄(主要是长期储蓄)与投资已没有严格的界限,有的只是收益和风险大小的差别。此时,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拥有量的大小一般与财产的多寡成正比,而财产的多寡一般又与收入的多少成正比,正因为如此,财产或收入就成了从经济方面衡量阶级地位的间接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用单一的尺度———占有并控制生产资料来衡量新中间阶级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就有可能产生混乱。因为他们虽然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但并不拥有法律意义上的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其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知识和技术在社会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知识作为资本越来越成为不争的事实。而新中间阶级都是有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他们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变将越来越重要。当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中间阶级中部分知识和专业技能不高的人将被新技术革命排挤沦为失业者、无产者,但是从总体来看,他们通过更新知识巩固自己的地位还是可能的。

最后,由于上述原因,新中间阶级的财产收入、社会地位、生活水平、价值取向、政治态度,甚至生活习性、爱好都同传统的产业工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主观上也决不会认同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更多地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在最初并没有掌握国家权力,它的产生是纯经济因素。资本主义确立自己统治地位的初期,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不干预经济。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特别是国家大量介入、干预经济的条件下,用纯经济因素来看待阶级的形成和变动是否还符合实际呢?运用列宁的阶级分析理论是否还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凡是国家干预经济较多的地方,都产生了大量的“政治权力寻租”活动,权钱结合、黑金政治,从国家官员中产生出大量腐败分子。最典型的国家如意大利、日本、韩国,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也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国家权力资本化的事实。这说明,现代社会的阶级形成和分化虽然仍然是经济现象,是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的,但它离不开政治权力的介入,政治因素同经济因素的结合才能更好地做出解释。

(二)列宁的阶级分析理论无法解释当前我国社会的“暴富阶层”现象。

至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它是一个消灭了阶级、国家已自行消亡的社会,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只存在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因而,他们不曾料到,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个由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掌握和配置全部社会资源的现象,也没有对此作过论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资源的配置通过指令性计划实现,但当时不存在市场经济这个平台,权力难以转化为资本。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并进而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使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这一切也对列宁的阶级分析理论提出了挑战。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社会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就分化出一个新的暴富阶层(这里并不包括合法存在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正常的收入差别是显性收入,而且有一个积累过程。而暴富阶层属于非正常的隐性收入,几乎没有过程,一夜惊变。“当前我国已有300万户到400万户的最富有阶层,其中百万元以上资产的已约有100万户,千万元、亿万元富翁也不乏其人。其中一部分人是依靠非法收入富起来的,这种非法收入不属于政策允许的收入倾斜之列,属于禁止和反对的范畴。”[7](P264)2003年第4期《新财富》杂志公布的2003年中国400大富豪,“拥有财富3031亿元,相当于2001年贵州省GDP的3倍。”[8]2003年,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算的一笔账更能说明问题:“我国前50名富豪的财产等于5000万农民的年收入,300万百万富翁的财产等于9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9]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认为:“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比1995年高出1. 7个百分点。”[10]“南开大学陈宝胜的研究认为,如果加上灰色收入,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达到0. 59。”[11]国际上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4—0.5之间表明贫富差距过大。无论从上述哪个统计数据看,我国的贫富差距都处于差距过大的状态。可见,我国的贫富差距不仅巨大,而且财富积累时间很短,并有“明显扩大的趋势”。[7](P264)这些仅靠劳动积累是绝对办不到的。

已有许多文章和专著列举大量事实,用实证方法描述了这个暴富阶层产生的途径:即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当政府部门仍然掌握着庞大的社会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时候,所有的重大改革措施,诸如企业的承包制、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土地批租等,都会被一些掌握权力的人所利用,通过大规模的“寻租”活动,进行权钱交易、权钱结合、官商勾结,对国有资产进行掠夺、瓜分,诸如“‘炒批文’、‘炒贷款’、‘炒产权’,以及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私贩私、侵吞公产”[7](P264)等,从而迅速产生了一个暴富阶层。如原四川省乐山市东能集团的董事长,曾以0. 98亿美元名列2004年福布斯排行榜第167位的富豪。“以王德军个人在商业方面的能力,他并不能算作商界大鳄,但他很会利用行贿手段疏通关节。他曾经以138万元的超低价买得价值8330万元的两座煤矿,还以4000万元换来4. 6亿的国有
资产,王德军公司的身价在一夜之间飙升了4个多亿!这些一本万利的‘大手笔’,均出自他的‘看门绝招’——行
贿。”[12]由此可以说,“腐败是引发分配领域无序的主要原因,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因素”。[13]这种权力市场化、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及其结果,最典型地说明了当今我国社会阶级分化的特点乃是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产物,而非纯经济原因。可能有人反驳说,权力得以资本化、市场化,正是由于政府部门掌握了社会稀有资源的配置,这仍然是经济权力,是经济现象。然而,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非经济部门的政府官员,党政机关、立法机关、执法部门中的一些不法分子同样可以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政治资源发财致富。而在银行信贷和金融系统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任何货币形式的收入或财产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能带来额外收入的资本,如股票、债券等。称他们为腐败分子,是相对于他们本应是廉洁的人民公仆而言的;而从他们的财富来定位,理应属于社会的暴富阶层。正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使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迅速集中,造成了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以超常规的速度迅速扩大。“权力市场化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过国民收入初次、二次分配所造成的差距。”[14](P247)事实说明,我国现阶段的阶级分化、变动并非单纯经济因素的作用,政治权力因素在阶级分化、变动中的作用已十分彰显。

(三)列宁的阶级分析理论无法预见未来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分化和变动。

未来社会是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即知识社会,它同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存在着根本的差别。知识、技术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而工业经济中的生产要素诸如劳动、资本、设备、资源等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而且这些生产要素都必须通过知识来更新。资本的主要形式是人力资本、智能资本而不是实物资本。正如工业资本的冲击使土地不再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那样,知识资本的冲击也将使物质资本不再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而,通过对物质资料的占有从而形成财富的作用越来越小,而对知识、技术的拥有则成为拥有财富的最主要的标志。国外已有人提出, 21世纪将开始一个以认知能力为决定性力量划分阶级的世界,现代社会对认知精英的需要越来越大,金钱和权力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他们身上。我国也有学者认为, 21世纪社会分层的断层线很可能划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不过,知识、技术作为资本的主要形式,同物质资本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知识具有共享性、开放性、分散性以及较强的变动性,不像物质资本那样具有可独占性和相对稳定性。而且,未来社会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快,知识爆炸,知识更新速度极快,一个人所拥有的新知识、新技术很容易被贬值甚至被淘汰掉,拥有财富的人群的流动性比较大,不会像以往的社会那样相对固定。因此,对于未来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分化、变动,沿用列宁在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已不完全适用。与此同时,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未来社会将是怎样的,经典作家当年的预测还有哪些适用,哪些已不再适用有待发展,更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研究和回答的迫切问题。

三、结语

无疑,列宁的阶级分析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是我们分析社会阶级结构的主要依据。但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无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对于正在到来的一个崭新的、与工业社会有着根本不同的知识社会,财产、收入、知识、政治权力等因素在阶级分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彰显,任何单一划分阶级的标准都已无法解释越来越复杂的阶级现象。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应根据新的情况做出新的判断,提出新的理论根据。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3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告诫我们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5](P248)这应成为我们考察列宁阶级分析理论当代不适用性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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