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邓小平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文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概况时,对列宁的建党学说作出了科学的评价,指出:“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列宁的建党学说形成和发展于十月革命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内容既丰富又完整,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党的建设的重要的思想宝库和行动指南。

一

列宁的建党学说,是列宁积极参加革命实践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是帝国主义矛盾的一个集合点,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正处在本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前夜。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积极参加革命实践,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与俄国的实践相结合,在批判俄国的民粹派、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错误观点的基础上,写下了《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为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从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一)党必须有自己的纲领和章程

工人阶级要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设新社会,必须有统一的目标、统一的思想、统一的组织、统一的行动。一句话,必须有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统一的纲领和章程。在列宁看来,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善于在任何转折时期始终坚持自己的路线的有机体。同样,一个政党“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2-1]。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章程是党的根本法规。它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确立党员的入党条件和手续、党的组织原则和机构、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党的纪律,等等。这些具体内容,随着党的理论水平的提高而提高,随着党的实践经验的丰富而丰富。党的纲领和章程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制定的,它反映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状况,反映工人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进程,反映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熟程度。党的纲领和章程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党的纲领和章程是同“学会”及空想革命团体相区别的重要标志。1847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努力下,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政党产生的标志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制定、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大会没有制定出自己的纲领和章程,党作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实际上并不存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统一的纲领和章程,建立了俄国工人阶级政党(列宁有时称该党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党”或“俄国社会党”)。从这年起,布尔什维主义就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一种政党而存在。

党的纲领和章程是党行动的指南。在列宁看来,党的纲领和章程在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后,就要求每个党员,不仅包括一般的党员,而且也包括党的负责人员,都要严格遵守和执行。

(二)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部队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3-1]。“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3-2]列宁这里说的“革命理论”和“先进理论”,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观点的体系,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最完整的理论形态。只有按照这种理论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设新社会,实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使劳动大众获得最终的解放。

列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阶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但他从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他认为,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不能盲目地照搬照抄和不作分析地加以滥用。他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4]列宁的这一思想,是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三)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

“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2-2]。这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政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由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以及全体党员组成的有机整体。党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整体,那它就是一个涣散的、不定型的、徒有虚名的组织。党只有结成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纪律的有组织部队时,才能团结和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战胜强大的资产阶级,实现其伟大的历史使命。

有组织的部队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作为正式的、由党的决定加以合法化的原则用语,最早出现在1905年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的文件中。在代表会议的决议《党的改组》中指出:“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认为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工作领导的全权,同时,各中央机构可以撤换,它们的活动应广泛公布并应遵守严格地作工作报告的制度。”[5-1]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把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写进了大会通过的党章中。党章明确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5-2]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一条原则写进党章之中,这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上是第一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

(四)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但是,工人阶级并不是只有党这一个组织,除了党组织外,还有工会等组织。列宁认为,党组织和工会等组织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工会是工人阶级联合的初级形式,是一般的群众性组织。党是工人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党同工会的关系,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党应当并且将力求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行业工会中去,使工会接受自己的影响”。“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2-3]。

在党同工会之间的关系上,列宁曾同普列汉诺夫等人发生过争论。普列汉诺夫认为,党同工会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工会应当“中立”。针对这一错误观点,1908年2月,列宁写了《工会中立》一文,在批判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强调了党必须加强对工会的领导的思想。

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但这并不是说它可以脱离群众组织。相反,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才能实现其正确领导。在列宁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党组织不仅包括党的基层组织,而且还包括党的职业革命家组织,都不能脱离群众。不然,党的组织就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就会走向毁灭。因此,列宁指出:“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2-4]

(五)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列宁十分重视党的团结。在他看来,党的团结是实现党的纲领的重要条件,是党的生命。但是,党的团结并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通过斗争来实现的。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列宁为寻求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

1905—1907年俄国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这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对革命产生了严重的动摇。他们用革命词句作掩护,宣称只有走上街垒的人才是革命者,而留在国家杜马中的人不配称为革命者。他们反对列宁的正确路线,要党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利用合法形式进行工作,并要求从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因此被称为“召回派”。孟什维克被反革命暴力所吓倒,对革命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背弃革命纲领和口号,号召工人阶级同反动政府取得真正的和解。他们力图取消党的秘密组织和停止秘密的革命工作,主张党组织只能在合法的范围内活动,因此被称为“取消派”。列宁同“召回派”和“取消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第一次把党内的错误政治思潮分为“左”右两种倾向,并把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明确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1909年6月,列宁在《“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中指出:“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同两种取消主义,即右的取消主义和左的取消主义进行斗争。”[6]列宁在这里把来自“左”的和来自右的思想运用到党内,提出了要同党内“左”右两种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的重要政治原则。

二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1918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从1917年夺取政权到1924年列宁去世,在这不平凡的6年多时间里,列宁写下了许多光辉著作。他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同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上,第一次全面地精辟地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宝库。

(一)执政党要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

党执政后,列宁始终把党的建设同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党的任务的确立和实现,使党在思想上得到提高,组织上得到巩固,作风上得到锻炼。

革命胜利后,俄共(布)面临的任务千头万绪,纷繁复杂。这些任务中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对此,列宁作了明确回答。他指出:“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7]

为了迅速把党的首要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列宁和俄共(布)中央曾先后作过三次“转移”。第一次“转移”是1918年春,第二次“转移”是1920年春。但是,这两次“转移”都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由于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武装叛乱,使“社会主义祖国处在危急之中”,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夺取战争的胜利又成为俄共(布)的首要任务。第三次“转移”是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开始的。革命战争的胜利,终于使第一个挣脱了资本主义锁链的俄国人民得到了长期的和平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必须“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这一经济建设上去”。1920年12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全国实现电气化的宏伟计划,列宁把它称之为党的“第二党纲”。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讨论和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经济政策”。由此,俄共(布)的首要任务在列宁时期就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

俄共(布)首要任务的三次“转移”,集中反映了列宁的一个思想: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不失时机地把党的首要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用列宁的话说:只有这样,十月革命以来我们在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中取得的一切经济成果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国有化的一切措施,才能巩固;也只有这样,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胜利结束,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巩固。

(二)执政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俄共(布)夺取政权以后,列宁认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这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是由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也是俄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

在坚持党的领导问题上,列宁同党内的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提出的取消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明确指出:“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8]。列宁这里说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是从总体上指出了执政党领导的对象。具体说来,根据列宁的思想,执政党的领导对象应该包括:必须坚持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必须坚持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必须坚持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必须坚持党对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

列宁在论述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还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思想。他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9-1]列宁这里说的“总的领导”,主要是指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列宁认为,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只有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明确党的领导的主要职能,实行党政分工,党才能领导好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一步步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三)执政党必须要求共产党员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业务管理知识

革命胜利后,俄共(布)的地位和任务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业务管理知识,不断提高党员骨干的领导素质。

为了使广大党员学习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业务管理知识,俄共(布)中央十分重视办好党的各级各类党校。1919年3月,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如何办好党的高级党校和地方党校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由于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对党校建设的高度重视,到1922年,全国(除乌克兰外)从中央到地方,共建有各级各类党校242所,在校学员22 000人。学员们在校不仅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学到了业务管理知识。

根据当时经济建设任务紧迫而繁重的情况,列宁还要求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这时,有许多党员对这个问题想不通,认为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是一种耻辱。列宁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是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的傲慢行为”。共产党员必须反对这种“心理”和“行为”。他强调指出:“凡是熟悉实际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要管理就要懂行,就要精通生产的全部情况,就要懂得现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就要受过一定的科学教育。”[10-1]列宁这里提出的四个“就要”,是经济建设时期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否则,党就不可能取得实际上的领导权,就不可能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

(四)执政党要善于纯洁自己的队伍

革命成功后,由于党成为胜利的党、掌权的党,“执政党的引诱力”使一些非无产者加入了党的队伍。这样,党员人数快速增加,党的社会成分变得复杂起来。1921年初,俄国(布)党员人数增加到70多万(1919年初党员人数只有30多万),其中工人不到半数,农民约占四分之一,另一些则是其他社会成分的人。这时,党内明显地暴露出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列宁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不“使人有些担心”,因为“这里存在着极其实在的危险”。鉴于这种情况,俄共(布)在列宁的正确领导下,曾在1919年和1921年开展了两次清党工作。通过清党,党员数量明显地减少了。“党员数量上的这种减少意味着党的力量和作用的大大增加。”[11]在列宁看来,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

列宁和俄共(布)中央领导开展的清党工作,是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伟大创举,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使俄国共产党(布)在思想上得到提高,组织上得到巩固,作风上得到锻炼,而且还为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整顿党的组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主要表现在:加强思想教育;重视非党群众的意见;全面考察人;防止诬陷和打击;不顾情面;严格吸收和使用党员;等等。

(五)执政党要努力锻炼出一个好的作风列宁认为,革命胜利后,党处于执政地位,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这时,党的思想作风上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要防止骄傲自大,避免胜利冲昏头脑。

列宁指出:“我们党目前也许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来。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我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10-2]1921年10月,列宁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把共产党人的“骄傲自大”作为党的“三大敌人”之一(其他两大敌人是文盲和贪污),号召人们必须自觉地同骄傲自大行为作斗争。

党的思想作风上另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夺取政权后,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中逐渐地产生和蔓延开来。到了国内战争结束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它已经发展得很严重并遍及全国各地。列宁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他认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把我们党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列宁极力主张对国家机关进行改革。1922年12月至1923年3月,列宁向党中央写了许多有关改革国家机关的书信和论文,明确提出了精简机构,选拔人才,建立个人工作责任制,实行检查和监督,改进工作作风等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党的作风还集中表现在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上。革命胜利后,由于执政党地位的确立,党内有的人脱离了人民群众,丢掉了这一作风,这是“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为了防止“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列宁亲自制定了国家机关的立法制度。他要求把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定期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领导干部亲自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作为全党的生活准则。列宁还要求领导干部下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把长期担任苏维埃和党的工作的共产党员派到机床和耕犁旁去工作。列宁经常教育共产党人,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9-2]

党还有一个自己的独特作风,就是能够自觉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党处于执政地位后,它所领导的是史无前例的崭新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党组织还是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顽固地坚持错误。为此,列宁把能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衡量党是否对人民负责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12]。列宁认为,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总是在矛盾和斗争中求得前进和发展这一原理的,是党的生命力之所在。只有揭露错误,改正错误,从错误中得到有益的教训,才能不断前进。

俄共(布)在列宁的正确领导下,其先进性和战斗性不断得到增强,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1922初,全国的匪患全部肃清。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苏维埃政权掌握着大工业、运输业、银行、土地、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等国民经济的全部命脉。农业发展很快,吃粮困难这一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党使俄国人民摆脱了旷古未闻的经济破坏、贫困和饥饿,走上了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康庄大道。这就为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后,如何领导人民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

三

1991年8月,邓小平在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时,得出了一条十分宝贵的结论,这就是:“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并语重心长地指出:“老祖宗不能丢啊!”[13]

老祖宗不能丢,包括列宁的建党学说不能丢,苏联共产党的解体就是明显的例子。苏共的解体并不是列宁建党学说的过错,而是苏共一些领导人长期以来逐步丢掉它的必然结果,教训极为深刻。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党内领导近30年。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功过,毛泽东说要“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党内又领导近30年。他们对斯大林不是作历史的、全面的和辩证的认识,而是进行了不分是非、全盘否定的评价。斯大林长期担任党的领袖,对他的评价,已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斯大林的名字是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盘否定斯大林,不符合历史事实,起到了丑化和削弱苏联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作用,为后来埋下了隐患。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领导6年有余。在此期间,他对列宁的建党学说进行了全面的“革新”,主要表现在:在党的纲领方面,放弃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奋斗目标;在党的性质方面,要把党建设成为“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员的自愿联盟”;在党的指导思想方面,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在党的组织原则方面,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方面,放弃并最终在他手上丧失了共产党的领导权。苏联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是一个拥有100多个民族的大国,在复杂的国情和世情下,戈尔巴乔夫骤然丢掉了列宁建党学说这一老祖宗,这样,在各种矛盾的恶性演化下,到1991年发生“8·19事件”,一个具有88年(执政74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被彻底解体,一个具有69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被最终崩解,亡党亡国在苏联变成现实。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已有85年的光辉历史。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我们党之所以经受住了各种风险的考验,立于不败之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使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就是没有丢我们的老祖宗,没有丢列宁的建党学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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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全集:第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87[-1],252[-2],259[-3],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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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列宁全集:第4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64[-1],109[-2].
[10]列宁全集:第3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0[-1],354-355[-2].
[11]列宁全集:第3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
[12]列宁全集:第3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7.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