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宁的经济建设思想:务实且渐进而非脱离实际与激进

二十世纪初,特别在十月革命过程中,俄国孟什维克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俄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不应该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列宁主张十月革命,他们认为列宁是一个思想脱离实际的、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的立场上,他在政治遗嘱中写道:“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我不止一次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以及迷恋于他们的空话和错误口号的人,在革命行动中不要仓猝行事,不要犯冒险主义。我过去和现在都说: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自觉程度而言还没有作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1]。普列汉诺夫的论断,在孟什维克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中极具代表性。

另一方面,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在解释列宁的思想时,也对列宁和列宁思想作了“激进化”的理解。如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进行了国有化建设,苏联理论界认为这体现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即认为在十月革命胜利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列宁立即提出了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1938年审定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写道:“苏维埃政权在缔结了和约和取得了喘息时机后,就着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从1917年11月至1918年2月这个时期,列宁称之为‘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时期。”[2]1960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中写道:“1917年11月底,苏维埃政权开始把资本主义大工业收归国有。资本主义关系遭到根本的破坏。收归国有的企业成了苏维埃国家的财产,成了社会主义企业。……用列宁中肯的话来说,这是‘用赤卫队来进攻资本’。”[3]上述论断力图肯定,列宁1917年11月底即提出了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

在中国理论界,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国内战争时期列宁领导采取非常措施,证明他希望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使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如有论著提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是战争造成的特别困难的环境和直接过渡思想双重影响的产物。……列宁和俄共(布)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战胜饥荒,赢得战争,而且是把它作为保卫和发展十月革命的成果,作为争取深刻而重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作为‘顺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尝试。”[4]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列宁的思想上有脱离实际的“左”的倾向,或者说他的思想具有激进的性质。

笔者通过研究认为,列宁关于苏俄经济建设的思想不是脱离实际的、激进的思想,而是务实的、渐进的思想。

第一,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列宁反对立即将俄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将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上,体现出他务实的、渐进的思想。在1917年《四月提纲》中,列宁提出了由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的任务,并且具体地规定了第二阶段必须采取的革命措施。他指出,第二阶段应采取的革命措施主要是:由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掌握政权,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政府;土地国有化,银行国有化;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对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显然,采取这些措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列宁当时明确地指出,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政府,不等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公社的真实本质不在于实施社会主义,而在于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国家类型。他还指出,土地国有化、银行国有化以及资本家的辛迪加国有化,不等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是同资本主义相容的措施,是战时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实行了的措施。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更为清楚和明确的,因为《四月提纲》第8条指出:“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5](P116)把这句话的前后顺序倒过来就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勿庸置疑,《四月提纲》里所说的革命的第二阶段,正是十月革命的阶段。可见,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列宁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列宁认识到俄国是欧洲落后的国家,生产力水平低,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比较差,所以他反对立即将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1917年4月党的代表会议上,他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间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5](P442)在《论策略书》中,鉴于一些人指责他“指望”使俄国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他反驳说:“这是不对的。我不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直接提醒不要有这种想法”[5](P146)。由此看来,列宁当时所谓由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是指将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上。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指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介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历史阶段,是俄国革命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由于列宁反对立即将俄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将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上,所以应该确认他在十月革命过程中的思想是务实的、渐进的思想。

第二,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关于“计算和监督”的思想,是务实的、渐进的思想。所谓计算和监督,是指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前提下,由工人组织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企业生产和经营的账目进行计算。1917年4月,列宁在《四月提纲》中论及当前革命的任务时提出:我们的直接任务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起草《工人监督条例草案》,随后领导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正式的《工人监督条例》,展开了工人监督的活动。需要强调的是,“计算和监督”的思想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思想。也就是说,列宁当时并未形成和提出剥夺资本家财产的思想。如列宁十月革命前夕说:“甚至对大多数资本家,无产阶级不仅不打算把他们‘剥光’……,不仅不打算剥夺他们的‘一切’,而且相反,打算让资本家在工人亲自监督下去做有益的和光荣的事情。”[6]11月5日即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列宁在《告人民书》中谈到苏维埃政权当时的措施时说:“除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把以前所规定的捐税全部征收上来外,政府不打算再采取任何其他措施。”[7](P62)即苏维埃政府不打算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列宁主张不剥夺资本家的财产,意味着他否定激进发展的措施,主张采取渐进发展的措施。这说明他当时的思想是务实的、渐进的思想。

第三,列宁关于国有化的思想不等于建立公有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是脱离实际的、激进的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开展了国有化的工作。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5月,苏维埃政权基本完成了银行国有化、铁路国有化、商船国有化和大工业企业国有化的任务。可是,在列宁的思想中,国有化的意义仅仅在于它有利于巩固苏维埃政权。如前所述,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领导实施了“计算和监督”的措施。可是,一些资本家采取种种办法反对苏维埃政权,如他们不服从工人监督,隐匿生产资料和产品,投机倒把,亏欠税款,销毁账簿,克扣工人工资,停工停产,等等。他们的活动,危害到苏维埃政权的安全。因此,有必要通过国有化,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巩固苏维埃政权。列宁在1917年1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讲到采取银行国有化措施的原因和意义时指出: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力图实行工人监督,“为了实行监督,我们曾经把银行家找来,同他们一起制定了他们也同意的办法,以便在实行充分的监督和报表制度的条件下领取贷款。”[7](P174)然而,银行里的敌人却在进行危害苏维埃政权的罪恶活动,这就使得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国有化的措施。他还说:“我们本来想走同银行妥协的道路,我们给它们贷款以便向企业提供资金,可是它们却暗中策划了规模空前的破坏,实际情况使我们不得不采取另外一种办法来进行监督。”[7](P175)他要求立即通过和实行银行国有化的法令,“如果现在不批准这个法令,那只会使银行采取种种措施,来加倍地破坏经济。”“立即实行这个法令,不然反抗和暗中破坏就会毁灭我们。”[7](P175)在起草《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中,他明确地写道:“粮食的紧张状况,投机倒把、资本家和官吏的怠工以及整个经济破坏所造成的饥荒威胁,使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革命措施来同这种祸害作斗争。”[7](P176)于是,列宁提出了银行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措施的任务。这说明,他关于国有化的思想是以“采取非常的革命措施”来同“祸害作斗争”为出发点的。

在这里,不能把列宁关于国有化的思想看成为建立公有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上,建立公有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位置。1918年4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论述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史的几个阶段和党的几个任务。他指出,第一个阶段和党的第一个任务,是准备革命的阶段和发动群众的任务;第二个阶段及党的第二个任务,是进行革命的阶段和夺取政权并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第三个阶段及党的第三个任务,是当前转变工作重心的阶段和组织对俄国管理的任务。显然,在列宁的思想上,从十月革命至1918年4-5月间,党未执行过建立公有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既然这样,就不能把他国有化的思想看成为建立公有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由此确认,过去人们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四,1918年4月列宁关于停止国有化和重新将“计算和监督”置于最重要地位的思想,是务实的、渐进的思想。1918年4-5月间,苏维埃政权基本得以巩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镇压敌对势力反抗的政治斗争告一段落,列宁提出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上。列宁转变工作重心思想的内容之一,是停止国有化,重新将“计算和监督”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但是在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的那些企业、经济部门和经济领域中,我们还没有做到计算和监督。”“不能以继续向资本进攻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规定当前的任务。”“为了今后进攻的胜利,目前应当‘暂停’进攻。”[8](P158)“如果我们现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而这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8](P159)这里的意思十分清楚:由于计算和监督落后于国有化,即无产阶级主要的、重要的任务落后于次要的任务,所以要停止国有化,全力开展工人监督,完成无产阶级的主要的、重要的任务。他的这一思想,也是同俄国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的、渐进发展的思想。

第五,1918年春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的思想,是务实的、渐进的思想。在当时,俄国小私有者占劳动人口的大多数,小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优势。相对于这种状况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可是当时小私有者从经济利益和习惯出发,反对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党内某些同志也对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持否定态度,散布了许多消极的言论。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在这年4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将国家资本主义同小生产相比较,深刻地指出:“我说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划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我们正好缺少这些。”“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都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8](P236)众所周知,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政权有一定联系的资本主义,是国家政权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对生产过程进行引导和干预的资本主义,可是它仍然是资本主义。因此,列宁主张国家资本主义,并且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证明他当时的思想不是脱离实际的、激进的思想,而是务实的、渐进的思想。

第六,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关于非常措施的思想不属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不能由此推论他这一时期持脱离实际的、激进的思想。国内战争时期,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如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配给制、劳动义务制等等。战争结束以后,列宁评价战时非常措施对于保证对前线和对城市的粮食供应,对于保证军用物质的生产和运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它是保证国内战争取得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措施。然而他认为,这些措施又是迫不得已的、临时性的办法。如他在论及余粮收集制的必要性时说:在战争时期,“我们已处在被包围的要塞中,不实行余粮收集制,我们就不能维持下去”[9](P141);“除了实行无偿的余粮收集制,别无他法。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别的出路”[9](P142);“‘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9](P208)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措施不是苏维埃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所必要的政策,“并不是我们已经有了一种经济体制,有了一种经济方面的施政计划,而这个计划是我们在可以对这种或那种经济体制进行选择的情况下采取的。不是这样。”[9](P142)可见,列宁认为非常措施是迫不得已的、临时性的办法,企图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使俄国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七,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是务实的、渐进的思想。众所周知,1921年3月以后,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将苏俄的发展转到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利用商品货币的作用,恢复和发展经济,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逐步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他的这一思想,是务实的、渐进的思想。

二、列宁的政治领导:倡导民主且作风严谨而非权力意志与奴役群众

西方一些学者提出,列宁是一个尼采主义者,追求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有奴役群众的思想倾向。他们说,在1903年党的二大上列宁和马尔托夫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党员的争论,“实际上问题涉及的是列宁本人,涉及他关于建立一个严密组织的思想、领导岗位的人员配备计划、他本人担任革命领导人和他谋求运动领导权的问题。”[10](P194)“列宁要求别人对他绝对忠诚,可是他们对任何人都不忠诚,甚至对他那些最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亦是如此,他可以毫不痛苦地抛弃他们,或者把他们当作某种行使权力的统计数字来操纵。他的脾性是君主式的、孤僻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和非常傲慢的。”[10](P207)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学者也提出,列宁是“有限民主”的代表者,“他对人不是说服而是训斥,要求别人服从。他不仅是个过分严肃的领导者,而且是惩罚措施、监狱乃至集中营的拥护者。”[11](P141)应该说,上述结论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第一,列宁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具有严密组织性,符合俄国的实际,而且即便建立起这样的党也因为它不是执政党所以无多少个人权力和利益可以追求。在俄国党的二大上,列宁和马尔托夫就党章草案的第一条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列宁提出:“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12]马尔托夫则认为: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从字眼上看,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列宁强调党员必须“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而马尔托夫没有赞同这一点,即他认为党员可以不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个区别体现了他们在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上有重大的原则性意见分歧。列宁强调,党员必须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党应该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组织,应该有固定的党员,应该领导和组织党员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每个党员都要服从党组织的领导,自觉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积极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可是,按照马尔托夫的意见,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也可以否认自己是党员。这样党组织就会成为一个不定型的、松散的团体。党的二大以后,党内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攻击列宁的建党学说,是希望建立的党是一个大工厂,“厂长”是中央委员会,工人是“小轮子和小螺丝钉”,意即党内领导者特别是中央领导者与党员之间处于不平等地位。对此,列宁则撰写《进一步,退两步》有力地回击了孟什维克的攻击,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性和必须坚持集中制的思想。

回顾当时俄国社会政治条件,革命面临着专制制度的残酷镇压,人民没有合法斗争的权利,统治者以阴险手段从内部瓦解革命组织等等。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是组织严密、权力集中的党。只有这样的党,才有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才有战斗力。严酷的社会政治条件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不可能实行“广泛民主原则”。因为实行“广泛民主原则”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条件是公开性,另一个条件是一切职务经过选举产生。可是,在专制制度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恰恰不能实行公开性,不能一切职务都由党员选举产生。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就暴露了党的秘密,党的组织就有遭到破坏的危险。再者,当时的党是革命的党,不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者和普通的党员一样,只有英勇斗争和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献出生命的责任和义务,没有谋取个人利益的条件和权利。由此看来,西方学者针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严密性思想而提出的观点,特别是他们所谓列宁追求个人权力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列宁逝世前夕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体现了党内高度民主的精神。在逝世前夕,即1922年12月-1923年3月,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献中,列宁就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增加党中央委员的人数,巩固党中央的团结和稳定性极具重要性。当时,由于列宁病重不能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党中央委员会产生了不团结和不稳定的苗头。党中央主要的两位领导人如果不能处理好关系,则有可能导致党中央委员会的分裂。如果增加了中央委员的人数,中央委员会形成决议的力量就会大大增强。如果中央委员会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开展工作,就可以依靠大多数人的力量克服某几个人的意见不一致所产生的分裂苗头。这样,党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和稳定性就有保障。鉴于此,列宁指出,国内外敌人把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注押在党的分裂上,“在这种分裂方面”他们又把赌注押在党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上,现时中央的两位领导人的某些表现“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13](P339)。“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13](P337)这个思想说明,列宁在逝世前夕,把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即党中央的团结和稳定性的问题,寄托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中央集体领导的原则上,寄托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较多和形成决议的力量大大增强上,寄托于新进入中央委员会的那些中央委员身上。这实质上是一种由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党的命运和前途的思想,体现了党内高度民主的精神。

这一时期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选举工人党员进中央委员会,以利于改善党的工作机关。苏俄国内战争结束时,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随后到来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不能很好地适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新形势。对此,列宁着眼于改善党的工作机关,要求必须选举工人党员进入中央委员会。他说:“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13](P341)为了改善党的机关,必须加强对机关工作的检查,“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13](P341)按照列宁的意见,拟选任中央委员的工人党员,不应该是担任国家政权机关领导职务的人,而应该是普通的工人党员。在他看来,这些人作为工人群众的代表,能够认真地对党的机关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使党的机关真正摆脱官僚主义,而且他们生活在工人群众中间,真正了解工人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能够把工人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中央委员会,有利于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显然,这个思想也体现了党内高度民主的精神。

第三,可以从列宁身上看到高度民主的工作作风。作为党的缔造者和最高领导人,列宁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党组织。在党的二大上,列宁和马尔托夫就党章草案第一条的内容发生了意见分歧,但是大会却以28票对22票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意见。这说明,列宁的正确意见没有为大多数代表接受,同时也说明列宁没有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党的代表大会,而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接受了这个事实。直到1905年党的三大时,列宁关于党章第一条才作为重要的组织原则在俄国党的党章中确定下来。十月革命胜利时,围绕着苏俄要不要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党内再次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当时,在苏俄代表团同德国代表团就停战及和平问题举行谈判中,德国代表团提出原属俄国的大片德占土地归德国所有,否则不予缔结和约等苛刻条件。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列宁提出必须接受德国的条件,缔结和约,退出战争。党中央另一些领导人组成“左派共产主义者”,强烈反对列宁的主张,要求中断谈判,宣布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1918年1月21日、24日、2月1日、17日、18日,党中央连续举行5次重要会议,列宁在会议上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希望“左派共产主义者”转变观点。2月21日以后,列宁在《真理报》上连续发表了《论革命空谈》、《论疥疮》、《和平还是战争?》、《不幸的和约》、《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奇谈与怪论》、《脚踏实地》、《严重的教训和严重的责任》等文章,劝导“左派共产主义者”接受正确的意见。直到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列宁关于批准和约的决议案才为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这个事实除了证明党内就某个重大问题达到共识需要一个过程外,进一步证明了列宁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其他同志和强加给党组织的民主的工作作风。

1920年11月至1921年3月,俄共(布)内发生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那时苏俄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及时调整阶级关系,巩固苏维埃政权。在11月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在工会中废除军事行政命令手段,改进工作方法,发挥工会的教育组织作用,吸引工人参加经济建设。与此相反,托洛茨基却主张在工会工作中强化战时措施,实行工会军事化,“把螺丝钉拧紧一下”,用工会来代替国家机关管理经济的职能并在报刊上公开挑起了一场有关工会性质、任务和作用的大辩论。12月24日,俄共(布)中央决定把工会问题提交全党讨论,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大上统一认识和作出决议。此后的3个月内,党内先后有8个派别提出关于工会问题的提纲,参与大讨论。这个事实除了证明党内的意见不统一特别是全党的公开的争论会给党的事业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外,还证明列宁的工作作风十分民主,能够容忍党内的意见不统一和全党公开的争论而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党组织和其他的同志。列宁坚决反对和抵制个人崇拜,更有力地证明了高度民主的工作作风。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的消息传遍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慰问电和赞扬列宁的文章,以表达对领袖的关心和爱戴之情。当列宁尚未完全康复就回到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看到大量赞扬他个人作用的文章时,他极为不快,责问办公厅主任:“这是干什么?我读了这种报纸心里感到很沉重,……您看一看到处写的都是我。我认为突出个人的做法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极端有害的……这种做法很不好,这样做是完全不允许的,也是毫无必要的。”[14]他要求停止报刊上发表赞扬他个人作用的文章。1920年7月20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发表了阿·马·高尔基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表达了对领袖的爱戴和无限崇敬的心情,但也有歌颂个人作用的内容。列宁看后十分生气,在杂志上写下了批评意见。在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列宁发表声明,抗议《共产国际》第12期发表高尔基的两篇文章是极不妥当的,因为这两篇文章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今后此类文章绝对不得在《共产国际》上刊登,并代表党中央起草相关决议。列宁反对和抵制个人崇拜,体现了崇尚民主的思想品质和民主的工作作风。第四,列宁善于团结同志特别是善于团结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同志一起工作,展现出无产阶级领袖的博大胸怀和引领事业发展所必需的政治素质。托洛茨基在党的二大期间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反对列宁的建党思想和主张。俄国1905革命失败至1917年间,他站在“中间派”立场上,力图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矛盾和分歧,受到列宁严厉的批判。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在要不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他作为苏俄代表团的负责人,提出“不战不和”的主张,即既不支持列宁立即签订和约的主张,也不赞成“左派共产主义者”对德国进行战争的主张,实际上产生了负面的作用和影响。在1920年底工会问题的争论中,他主张在工会工作中推行军事化管理办法,用工会代替国家机关管理经济的职能,反对列宁的正确主张。对于托洛茨基这样一个在革命发展各个时期都反对过自己的人,列宁仍然团结他一起工作。列宁晚年,托洛茨基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和陆海军部长(国防部长)的职务。列宁在《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说,托洛茨基具有杰出的才能,是现在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同时批评他过于自信,过分热衷于以行政手段办事)。

布哈林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要不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他也反对列宁的主张,主张对德国进行战争,以战争支持德国革命。这造成了列宁和党中央工作上的很大困难,延误了签订和约的最佳时机,使苏维埃政权面临极为不利的军事局面,增加了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和困难。1918年春,布哈林反对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要求立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批评他教条主义严重,只会搬弄马克思的词句,不会灵活地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布哈林组成一个“缓冲派”,力图缓和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他说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托洛茨基是“从经济上”看问题,两者都是正确的。列宁批评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可是,列宁仍然团结布哈林一起工作。在列宁晚年,布哈林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真理报》主编的职务。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认为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最大的理论家,而且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同时指出他的理论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夕反对武装起义,并且把党准备武装起义的计划泄露出去,列宁咒骂他们是工贼和内奸。可是,在列宁晚年,他们都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还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职务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加米涅夫也担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说,关于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夕的那件事,不要怪罪他们,即要求原谅他们。上述事实说明,西方学者批评列宁暴君式地对待身边的人,要求同志们对他忠诚而他可以随意抛弃同志们,主张对同志们采取惩罚甚至采取集中营的措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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