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建立在误读基础上的“新论”———评俞良早教授近年来对列宁的研究》(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的意见,遭到了俞良早教授的全盘否定和坚决拒绝。俞文《关于列宁基本理论认识的分歧与匡正———针对商榷的回应》(与拙文载同刊同期)在对拙文进行尖酸批评的同时,坚持了以前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些“新论”。现就俞文涉及的列宁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与俞良早教授再商榷。

一、十月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俞文认为,俄国二月革命后,列宁在《四月提纲》等文献中提出的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不是指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而是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过渡,这个“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介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历史阶段”;十月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潜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这一革命在当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具有某种潜在的作用,能够使革命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列宁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事实上,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直在为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1917年3月,在《远方来信》中,列宁就指出,二月革命只是完成了革命的第一阶段,现在必须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布尔什维克应把革命推向前进,争得社会主义。他认为:拥有国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无产者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这两个同盟者的俄国无产阶级,“利用目前过渡时期的特点,就能够而且一定能够首先争得民主共和国,争得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以取代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半君主制,然后再争得唯一能给备受战争折磨的各族人民以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1](P12)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1](P14)而国家政权由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1](P25)“七月事变”之后,列宁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俄国要开始社会主义革命。7月底,在《波拿巴主义的开始》中,列宁指出:“一切迹象都表明,局势正以最快的速度继续发展,全国正在接近另一个时代,即大多数劳动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革命无产阶级的时代。革命无产阶级将夺取政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2](P48)8月底,在《政论家札记》中,列宁指出:一场不同于二月革命的新的革命正在成熟。二月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群众反对沙皇制度的民主革命,而即将来临的革命则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2](P251-252)10月上旬,列宁在《论修改党纲》中又指出:“我们正在奔赴战场,正在为我党夺取政权而斗争。这个政权应该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我们在夺取这一政权时,……要毫不畏惧地向社会主义迈进,我们的道路是通过苏维埃共和国,通过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等等走向社会主义。”[2](P364)可见,二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而“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如果按这几个字的直接的和通常的含义来说,正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决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3](P540)俞文却认为,二月革命后,列宁主张在俄国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但反对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违背列宁思想的。列宁在1917年9月底说:马上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只有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才能解决。[1](P287)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列宁主张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因此,俞文关于从二月革命结束到十月革命胜利列宁一直反对将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是没有丝毫历史根据的。

关于十月革命的性质,列宁在1917年11月就指出:“这次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这一切都是导向社会主义的措施。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但这是引导我们大踏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措施。”[4](P95)对于列宁明确无误地肯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这段话,俞良早教授却是这样解释的:“列宁知道当时的革命不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只是由于它具有潜在的作用,能‘导向’和‘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才称其为社会主义革命。可是,李文只是抓住列宁关于‘这次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字眼,绕开完整的句子及其思想,产生错误的认识并批评我的观点。”俞良早教授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说这几个“字眼”的场合太多了,必须全部予以否定。就在这段话的后面,列宁又说:“任何一个政党真正想要成为人民的政党,就必须明确地、斩钉截铁地说: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你把这些“字眼”都说成是不表达列宁思想的“过头话”,那列宁还是个头脑正常的人吗?俞良早教授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实现了“拨乱反正”: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是“必然的结论”这些“字眼”,表达的是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的思想;列宁关于“必须斩钉截铁地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字眼”,表达的是
他的“十月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俞良早教授这种高超的研究方法,确实让人感到望尘莫及,也确实让人怀疑这还算不算科学研究!

拙文指出,俞良早教授不懂得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懂得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只认定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十月革命没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所以它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2月,列宁却明确指出:“工人、农民和士兵所完成的十月革命,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革命。”[4](P168)列宁是在什么意义上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呢?毫无疑问,列宁是在政治革命的意义上肯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俞良早教授指责我将社
会主义革命分为政治革命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革命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是借用了他人创造和使用的概念”;最早“创造”这个概念的是西班牙的克劳丁,然后中国的李忠杰也“使用”了这个概念。我的确不像俞良早教授那样自创了那么多新概念,比如“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潜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东方国家决定论”、俞氏“东方列宁学”等等,我的确基本上是借用了前人和他人创造和使用的概念,但是实在不好意思,俞良早教授所说的克劳丁的书和李忠杰的文章,我却没有读过。我只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看到了相关的论述,而他们的论述比克劳丁的“创造”要早得多!马、恩自不必说,就说列宁。在十月革命
以前很久,列宁说就指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3](P333)“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5](P483)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政治革命,二是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社会革命则是政治革命的最终目的。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明确指出:“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免的”;[6](P551)而可能在一国首先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正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胜利”[6](P554)的政治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列宁也指出:在一国首先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只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即取得了政治革命的胜利,它还要为“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即争取社会革命的胜利而进行自卫战争。[6](P722)俞良早教授指责我“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仅仅表现为夺取政权的过程,并认为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主张在俄国进行‘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错误地理解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含义”。这是毫无道理的。十月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不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而列宁却称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说,列宁认为,十月革命就是政治革命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2月,列宁十分明
确地指出: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10月25日开始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4](P166)“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政治革命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俞良早教授不能理解,从政治革命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到社会革命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所称的“过渡时期”,就是指的这个时期。依照他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后,可以立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中间没有“过渡时期”;或者,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开始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这两难之中,不知俞良早教授作何选择?

为了证明列宁有潜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俞文还引用了列宁在四月代表会议上讲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取得政权不是为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为了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的和具体的步骤”。之后,俞良早教授说:“这里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为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且说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行的’,意思很清楚: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只能采取一些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有利于以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如土地国有化和工人监督等,为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上面的引文及相关论述反映在我的《东方视域中的列宁学说》中,李文对此保持沉默。”拙文对俞良早教授的上述观点作过批评,而他却没有读懂,反倒以为我无言以对而“保持沉默”。我写道,列宁在谈到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只能采取一些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而不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时,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俞良早教授把列宁反对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当作列宁反对将俄国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因而导致了结论上的错误。我还引用了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说的一句话:“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7](P796)然后请教俞良早教授:这句话是否意味着直到1923年3月,列宁还反对俄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对此,他“保持沉默”!实际上,列宁在俞文所引的那段文字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工兵代表苏维埃“这种形式标志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步骤,这种形式是社会主义社会初期所不可避免的。”[5](P354)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标志着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初期它还必然存在!

现在,我想谈一下如何判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俞良早教授分歧的焦点在于:他认为只要没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我认为只要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3](P631)列宁在这里说的是“革命一般”,即指一切革命,自然包括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当然,“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1](P437)。因此,社会主义革命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个创造任务,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俞文为批评我而引用的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说的两段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具有这种创造任务而否定完成破坏任务即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在这两段话中,列宁明确指出:俄国1917年10月25日开始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任何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可是,俞良早教授对此却视而不见。在俄共(布)八大上,列宁还说:无产阶级革命是从解决两个敌对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基本关系开始的。[1](P773)这就是说,这个革命如果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俞良早教授认为十月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一是因为“就事物的全体和本质而言,二月革命没有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8](P282),十月革命还要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二是因为十月革命没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十月革命顺便解决了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而否定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说:“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要去最终完成吗?”[3](P591)俞良早教授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不能理解为什么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会发生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会发生莫斯科工人的十二月起义,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还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一些任务。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列宁又说:“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所有机会主义者“都不能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7](P566)十月革命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同时又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如实行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所以在列宁看来,它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其次,俞良早教授根据他给社会主义革命所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断定十月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实质上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根据。他认为,只要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不是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甚至没有“消灭阶级差别和城乡差别”,就不是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根据他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将来世界上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消灭了阶级差别和城乡差别,而且将来世界上任何单独一国也不能消灭阶级差别和城乡差别。如前所述,列宁是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看待的。也就是说,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束,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俞良早教授将“结束”当成“开始”,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时代”而不是“一次行动”的原理。实质上,这也是俞良早教授在对列宁思想的研究中产生一系列错误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得出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的结论?

　　俞良早教授说,他在《东方视域中的列宁学说》一书中,对列宁文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摘录了列宁的论断共18段,证明了列宁在“一战”期间仍然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他认为笔者只批评他的研究结论,而没有指出他的研究过程、论述过程以及使用材料的错误,所以不能算是科学研究。现在,我按照俞良早教授的要求,就其在这个问题研究上的“六个重要环节”进行分析和评价。

归结起来说,俞良早教授的研究轨迹是这样的。首先,他“阐述”了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含义和列宁所说“少数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内涵,他认为:“在列宁的思想中,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已经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说帝国主义国家,有的国家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有的国家还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在列宁的思想上,所谓‘少数’国家,指西方发达的、力量强的几个资本主义大国,即英、法、德、美等等。”然后,他“理解”了列宁所说社会主义在少数国家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思想,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方“少数”或“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不能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这就是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所说的两段话的思想。而列宁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丝毫的不同。至于列宁话语中社会主义甚至可以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的“字眼”,似乎是对少数国家获得胜利思想的同一性质、同一方向、进一层意思的说明。但是,实际上它没有特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列宁的思想体系中,找不到这个说法的位置。列宁关于“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的“政治结论”,没有“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列宁没有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社会主义可能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列宁是在毫无根据地信口胡言,实际上他当时是否定单独一个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的。而且“就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能够首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而言,当前的学术界恐怕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当然,“真正研究过列宁理论的学者”俞良早教授本人除外,因为他“道理充分”地认定列宁在俄国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提出了包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差别和城乡差别”等等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

俞良早教授是从曲解列宁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出发,来否定列宁根据这一理论得出的结论的。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包括多层含义。俞良早教授当初只知其一,不知其余。他批评斯大林在帝国主义国家的范围之内来理解和解释这一规律,是违背了列宁的本意;他认为列宁只是在包括落后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范围以内来看待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所以得出了西方先进国家同时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论。①他的错误认识受到别人的批评之后,②本应认真梳理自己的研究思路,消除一些对列宁思想的误解。但是,俞良早教授是下定决心要给列宁戴上一顶“同时胜利论者”的帽子的,所以他费尽心思制造理由去维持对列宁的“原判”。在《东方视域中的列宁学说》中,他说: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不是从一个国家的范围内,也不是从同一类国家的范围内,而是从世界范围内提出问题的。一个理由是,他是在论及‘世界联邦’的问题时提到‘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的,说明他是就世界范围来论述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理由是,这里列宁的提法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即他不仅仅论及到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论及到政治发展不平衡。如果论及政治发展不平衡,那就说明论述问题的出发点是世界的范围,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范围或同一类国家的范围。因为只有从世界范围内才能看到政治发展不平衡,即西方国家与其他地区国家之间政治性质上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在一个国家内没有这样的差异,在同一类国家之间也没有这样的差异。”[8](P247)他认为,确认列宁在世界范围内论述“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对于他“正确地认识”列宁的思想(即给列宁戴上“同时胜利论者”的帽子)“十分重要”。我们来看俞良早教授的“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根本不成立。他说列宁是在论及“世界联邦”的问题时提到“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的,说明列宁是就世界范围来论述这一问题的;而在世界范围内来看这一问题,就必然得出少数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的结论。列宁究竟是怎样说的呢?列宁说:“把世界联邦口号当作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因为它会造成一种曲解,以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6](P554)这里根本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认识不平衡规律的意思,根本没有各先进国家“同时胜利”的意思。恰恰相反,在该文中,列宁明确指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列宁明确指出世界联邦口号妨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胜利”,因而是不正确的。第二个理由就更站不住脚。他先设定政治发展不平衡就是“政治性质上和政治制度上有差异”,然后得出结论:同一类国家之间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政治上没有不平衡———大概因为它们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按照这种设定,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上有不平衡吗?如果从“经济性质上和经济制度上”看,它们不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吗?列宁在谈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时,是这样认为的吗?俞良早教授自己也说:“在同一类国家如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速度也是有快有慢,这也是发展的不平衡。”[8](P246)既然你认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发展速度上而不是“经济性质上和经济制度上”,那么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为什么就一定表现在“政治性质上和政治制度上”,而不能表现在政治形式上,不能表现在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等等方面的发展速度上呢?列宁不是明明说过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较之经济形式来说更加各不相同吗?列宁不是明明说过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从来都是不平衡的吗?俞良早教授经过“科学的分析”,终于“正确地认识”到:列宁是在世界范围内来论述“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的”,因此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的结论;而这个结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完全一致”。人们不禁要问:列宁反复论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使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单独一国获得胜利,难道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没有“什么不同”吗?

事实与俞良早教授的曲解完全相反,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战争和战争引起革命的问题时,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之内来论述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就在被俞良早教授认为“没有就‘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含义作明确阐述”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瓜分只能‘按实力’进行。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而变化的。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增强要比英法快两三倍;日本要比俄国快十来倍。”“与美国相比,欧洲整个说来意味着经济上的停滞。”“而要测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实力,除了战争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6](P553-554)列宁正是在分析六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的基础上,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的。1916年3月,列宁又指出:“当前的问题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按照新的力量对比重新瓜分世界,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最近几十年来不但发展异常迅猛,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发展极不平衡。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这种对世界的重新瓜分不通过战争和暴力是不行的。客观形势不容许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解决已经激化了的矛盾,除了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任何别的出路,而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的正是这个帝国主义时代。”[9](P277)所以他认为,由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引起的“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而只能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获得胜利。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中,列宁对此作了详细分析。他说:“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懂得现代科学的人,如果有人问他‘各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平衡地或谐和均匀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他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来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谐和,什么均匀。在每个国家的发展中,都是有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这一方面、这一特征或这一类特点特别突出,有时是另一方面、另一特征或另一类特点特别突出。发展过程从来都是不平衡的。”[1](P792)列宁回顾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指出它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当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宪章运动时,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大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后来,由于英国的腐朽,这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竟落后了几十年;而法国工人阶级在1848年和1871年先后两次举行了反资产阶级的英勇起义,对世界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以后,即从19世纪70年代起,工人运动国际中的领导权转到了经济上比英法都落后的德国。而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当德国在经济方面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时候,由于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被机会主义分子所篡夺,丧失了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力,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俄国人开始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单独胜利是“典型的情况”,而在几国同时发生是“罕有的例外”。[1](P611-612)可见,列宁从各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中,得出的是单独一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论;俞良早教授的“研究”和“阐述”,从根本上曲解了列宁的思想。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究竟表达了什么思想。在前者中,列宁根据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这个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之后,又阐述了这个国家和其余国家之间的关系。列宁说:这个国家“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6](P554)这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抗衡的,将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个国家还要帮助那些已经具备客观条件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去发动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彻底否定了俞良早教授所说的列宁主张“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后者中,列宁在那段表述“一国胜利”的著名论断的前后,还有这样一些话:“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因为“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6](P722)在这里,列宁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取得胜利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先进国家)还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要进行自卫战争以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的进攻。这就不仅彻底否定了俞良早教授通过“大量的研究”得出的列宁主张各先进国家“同时胜利”的结论,而且彻底否定了他所说的列宁表述“一国胜利”论的“几个字眼”是言不由衷的“过头话”。

俞良早教授指责我“在援引了人人皆知的斯大林从列宁著作中摘录出来的两段话之后”,大力批评他的观点。笔者认为,斯大林当然有错误,但不是一切言行都是错的。而在俞良早教授看来,斯大林已经堕落到连一句正确的话都说不出来的地步,甚至已经堕落到连摘录列宁的至理名言都能使之变成谬论的地步!

俞文为了证明列宁主张各先进国家同时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引用了《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中的两段话:“只有西欧和北美各先进国家才已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不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而是少数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无产者,将用统一行动实现社会主义。”列宁在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问题。他当时确实认为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是胜利的社会革命的必备条件(俄国二月革命后,他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像俄国这样的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改变通常的历史顺序,首先创造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大力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创造经济前提)。但是,从这里却得不出列宁主张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论。列宁在这两处讲的都是“实现社会主义”,其含义是什么呢?这就是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亦即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各先进国家无产者的统一行动和共同努力,这是列宁的一贯思想。这怎么能够否定列宁具有“一国胜利”思想呢?俞良早教授断言:从“一战”期间到俄国国内战争期间,列宁一直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列宁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可是直到1922年2月,列宁还说:“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7](P640)这里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即“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按照俞文的观点,列宁岂不是临终还坚持“同时胜利”论吗?

其实,就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指出:美、英、法、德这些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具体经济形式并不相同,而政治形式则更加各不相同。“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6](P777)这就是说,各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在革命具体道路上、在革命政权形态上、在革命发展速度上,都会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各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会“同时胜利”的。

俞文引用列宁1915年9月说的“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革命任务根本不可能单独解决”的话,来证明当时列宁否定单独一个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是不足为据的。因为“革命任务”的含义,按照俞良早教授也同意的观点,不仅包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且包括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革命任务”在一国内不可能单独解决,这是列宁始终坚持的观点。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方面说:“在一个最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经争得了胜利。”[10](P446)另一方面又说:“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
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远不象俄国这样落后”。[10](P357)可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也没有认为一国能够“单独解决”革命任务。因此,俞文引用的这段话否定不了列宁在“一战”期间提出了“一国胜利”论。至于俞文将“列宁从未说过俄国可以单独一国取得社会主义胜利”作为列宁否定“一国胜利”论的证据,更是软弱无力。俞良早教授不是说过列宁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提出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是包括消灭阶级差别和城乡差别在内的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吗?你对此又作何解释呢?你难道真的发现不了大作的自相矛盾吗?我也认为,列宁在1915—1916年期间提出“一国胜利”论时,没有具体指出哪个国家将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恰恰表现了列宁的严肃的科学态度。因为革命在各个国家的发展是难以预料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谁也不能也不想准确无误地预测哪个国家会首先取得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指出:“只有傻瓜才会问西方革命什么时候到来。革命是无法推算的,革命是无法预报的,它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它在逐渐成熟,而且一定会爆发。难道在二月革命前一个星期,有人知道它就要爆发吗?难道在发疯的神父把人民引到冬宫去的时候,有人想到过1905年那场革命就要爆发吗?”[11](P70)可见,以列宁当时没有说过俄国可以单独一国取得社会主义胜利为由,来否定列宁提出了“一国胜利”论,是多么地荒唐可笑。　　

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不等于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

　　俞文的第三部分,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不等于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为题,阐述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它引用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这个革命的发展过程将是怎样的”问题时所作的论述,然后概括说:“在这里,恩格斯将无产阶级建立政治统治、向私有制进攻以及实施十二项经济社会变革措施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来看待。”恩格斯明明说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之后才能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俞文明明也将无产阶级建立政治统治包括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之中,它却用恩格斯的论述和自己的概括来证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不等于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俞良早教授的逻辑混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不等于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俞文还引用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的那段“四个达到”的话,然后概括说:“这里,马克思是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同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旧的观念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看待的。”不知俞良早教授在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革命”是什么含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等于承认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承认了这一点,你还要坚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不等于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吗?俞良早教授说,他的确认为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府不等于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说“讨论这个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巴黎公社革命性质的认识和分析为依据”。这些依据就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说,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终于
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列宁在这里明确指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创造的政治形式,是实现无产阶级经济解放即实现社会革命的政治形式。而俞良早教授却以此证明列宁“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说明他本人也持这种思想”,即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一种政治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巴黎公社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巴黎公社是一种可以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就肯定巴黎公社将来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创造社会主义社会。可是,他们绝不认为巴黎公社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事物,绝不认为巴黎公社革命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说,巴黎公社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实现社会革命的政治形式,将来还有可能创造社会主义社会,但巴黎公社革命绝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试问: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能够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是什么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

俞文为了证明巴黎公社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还引用了列宁在《论策略书》中说的话:在有的人看来,“似乎巴黎公社想‘立刻’实施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可惜的是公社迟迟没有实施社会主义。公社的真实本质……在于它创立了一种特殊的国家类型。这样的国家在俄国已经诞生,这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俞文用这段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结果适得其反。列宁在这里正是为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创造的政权机构,却迟迟没有实施社会主义的措施,即迟迟不去追击凡尔赛军队、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没收法兰西银行、剥夺资本家的财产而感到惋惜!

俞良早教授说:“我没有从经典著作中找到‘巴黎公社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巴黎公社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的话语,不知道李心华教授能否从经典著作找到这样的话语?”现在,我就满足他的要求,找两句这样的话语给他看看。马克思在“经典著作”《法兰西内战》中说:“光荣的3月18日工人革命”即“无产阶级的革命”;[12](P46)列宁在“经典著作”《国家与革命》中说:“1871年巴黎公社”是“最伟大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1](P124)而“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7](P566),“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7](P563)。虽然巴黎公社只在一个城市里存在了几个星期,没有来得及实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不容否定。

俞文说:“李心华教授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等于社会主义革命或者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逻辑,将导致人们错误地认识历史。1931年,在瑞金建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和建立了新政权。按照李心华教授的逻辑,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最终夺取了政权和建立了新政权。按照李心教授的逻辑,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可是,中国所有的政治理论书籍中都没有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1931年或者1949年的说法,难道李心华教授能够在有关书籍中找到这样的说法吗?”俞良早教授的这段颇具气势的排比和诘问,真是惊世骇俗!说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一点必须搞清楚,这就是:它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而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而来的。因此,它与前者有所不同。俄国的十月革命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1949年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本身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它的胜利只是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俞良早教授不懂得这一点,他说自己读了“中国所有的政治理论书籍”,都没有发现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1949年的说法。与博学的俞良早教授相比,笔者深感惭愧。我恐怕连“中国所有的政治理论书籍”的万分之一都没读到,只读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等少量的中国书籍;而这些书籍在俞良早教授看来,还算不上“政治理论书籍”,因为其中有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1949年的说法。1953年12月,毛泽东指出:“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13](P315)毛泽东的论述完全符合列宁的思想。列宁说:“苏维埃制度就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明证或表现之一。”[7](P566)1956年1月,毛泽东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4](P1)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15](P205)1957年6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19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后,我国革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6](P583)1980年1月,邓小平指出:“1949年到1957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17](P243)在这里,邓小平明显认为1949年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他所说的“进入社会主义”,明显是指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像俞良早教授理解的那样指进入社会主义革命。1987年10月,邓小平又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之后,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18](P253)“社会主义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建设”[1](P378)的略语;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在这里,邓小平再次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如果说,俞良早教授是一位专门研究列宁主义和俄罗斯问题的专家,因而可以不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著作和中共代表、中国人大会议的主要文献的话,那么,有一点却让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出版了“学术专著”———《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发展史》的俞良早教授,竟然未读《邓小平文选》!够了,足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主要领袖的论断足以回答俞良早教授提出的“难道李心华教授能够在有关书籍中找到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1949年的说法吗”的诘问了!

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1931年的说法,我确实未曾听说过。俞良早教授读了“中国所有的政治理论书籍”,不知他从哪部书中找到了“1931年,在瑞金建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和建立了新政权”的说法。我却认为,1931年在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不是革命在全国胜利的产物,充其量不过是革命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产物,因此不能标志中国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和建立了新政权,不能标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当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却认为,革命在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19](P283-284)对此,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批评说:“他们不懂得,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20](P111)在《谈话》中,毛泽东还对《教科书》中关于像中国这样的非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之后,还不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段话,进行了批评。毛泽东的话涉及到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性质的认识,我把它完整地引出来。他说:“这一段值得研究,对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讲清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土地国有令,但是完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差不多,而封建经济则是更大量地存在。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20](P113)读了毛泽东的这些话,不知俞良早教授作何感想,是否仍然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不等于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是否认为毛泽东也和列宁一样在说“过头话”?是否认为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潜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俞文说:李文引用列宁关于“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是哪个阶级的反革命”的话的意思是:“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可是李文应该搞清楚,中国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即1921年就已经开始了,难道能够说中国从1921年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吗?”我还是请列宁来回答俞良早教授的问题吧! 1918年10月,列宁指出:“在1917年,从4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们夺取政权以前很久,我们就已公开说过并向人民解释过:现在革命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国家前进了,资本主义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1](P657)列宁的这段话,可以驳倒俞良早教授的两个观点:一是列宁在1917年4月提出的俄国革命向第二阶段过渡,不是指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而是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过渡;二是俄国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俞良早教授让我搞清楚,中国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从1921年就已经开始了,难道能够说中国从1921年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吗?真是太遗憾了。时至今日,我还是搞不清楚:1921年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包括富农)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怎么到俞良早教授那里,就变成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包括富农)的革命了呢?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清楚的:中国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的。对于这一点,我不敢说俞良早教授也应该搞清楚。

最后,我想就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问题与俞良早教授交换一下意见。俞良早教授批评我“对列宁学说了解不够和研究不够”,我完全接受。我承认自己对列宁学说了解不够和研究不够,而且承认自己离“对列宁学说了解够了和研究够了”相差不止十万八千里。今后我一定认认真真地读书,扎扎实实地研究,仔仔细细地作文,争取有一点进步以不辜负俞良早教授对我的期望。在这里,我也想奉劝俞良早教授几句话。首先,要学点基础知识。昧于政治常识,昧于历史常识,昧于逻辑常识,是谈不上什么正经的“列宁研究”的,更谈不上创造“不同于前人和他人”的正确观点。至于创立“东方列宁学”,恐怕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完成的任务,甚至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即使真有所谓的“东方列宁学”,也不只是“中国列宁学”)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去爬那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而要脚踏实地地去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其次,要懂点研究方法。遵照恩格斯“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12](P374)的教导,我们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去追寻正确结论,而不要从既定结论出发去搜集材料和制造证据。而你采用的却是“中外学者不曾采用过的研究方法”,即提出结论之后,将原著中明确无误地表达作者观点但不符合既定结论的“字眼”斥之为“过头的说法”,而将原著中根本没有的只是自己臆想的东西认定为作者的“本来思想”。你用这种研究方法,确实能够得出你想得出的任何结论,但是,你将来必定要为这到底是搞研究还是耍儿戏的疑案竭尽全力进行破解。所以,我建议你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标新立异,最好还是采用恩格斯倡导的、也是中外学者一般采用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可能做真正的学术研究。对于我这些发自肺腑的话,不知俞良早教授能否像我接受他的意见一样予以接受?

注释:
①参见俞良早:《评二十年代联共(布)对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的误解》,《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6期。
②参见李心华:《究竟谁在误解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论—与俞良早同志商榷》,《苏联东欧问题》1989年第6期;高放:《关于社会主义“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辨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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