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0月革命后苏联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现代发展的一种特殊模式。一个国家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依靠自身的力量在不到20年的期间内建立了现代的工业和国防力量，其发展速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俄两国都在这一巨大的变迁中获得了独立自主从事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建立了一个基本完整的现代工业和科研体系，奠定了两大民族现代化的基础，并帮助其他一些国家摆脱了被西方强国边缘化的命运。苏联和中国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其重要因素之一是其独特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轻易否定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将会导致思想的混乱和发展动力的缺失。我们现代化是在国际共运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正确评估并继承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是我们现代事业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之一。



随着苏联的解体与东欧各国的“非社会主义化”，西方重新完全把握了发展研究的话语权。①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知识界，也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反思出现这一历史剧变的种种原因。由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雄风不再，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俄罗斯向西方靠拢的过程中依然坚定不移地围堵、削弱这个昔日的对手，即便是在俄罗斯内部也开始了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中国是目前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的理论界也在不断地探索苏联解体的种种历史教训。毫无疑问，这些冷静的反思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目前正在从事的现代化事业，都是十分有益的。而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提出了很多发人深思的问题。②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文章将研究的视角深入到这场人类历史上几乎跨越一个世纪，使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在全球性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大多处于弱势和边缘化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条件效仿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结果走上这一特殊的现代化道路几乎是它们惟一可能的选择（包括其他各种我们并不认为是“正统的”社会主义变异形式）。换言之，历史只给这些民族和国家提供了十分苛刻的入场券。只有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才能发现这场运动在人类发展历史过程中所应该具有的意义和地位。因此，本文试图从发展的角度，对这场运动的意义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

自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以后，其不断扩张的势态和随之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就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当资本主义体系于19世纪在欧洲大陆逐渐居于统治地位时，其内部所隐含的种种矛盾也开始激化起来，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形成了一种强烈反差。在进步与贫困，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这种奇特社会背景的刺激下，欧洲主要的思想家都加快了从不同角度探寻社会未来发展道路的步伐。

在19世纪欧洲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主义”热，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本质上都是这种理论探索的结果。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它们都显示出自己理论的强烈科学性。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现了自然界进化的科学规律，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发现了社会和经济范畴内的科学规律，因而，两者都具有某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理性。③这当然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除此之外，达尔文主义提供了西方列强之间进行竞争的“科学”依据，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社会变革最有力的武器。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在具有基督教传统的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很多传教者甚至认为这与基督建立一个正义社会的愿望相吻合。欧洲各国有者不同的国情，也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这些社会主义流派在西方国家对改善贫困人口的处境和工人阶级的地位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并成为推动西欧发达国家实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与此相对应的是，达尔文的思想却在鼓动列强之间弱肉强食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战后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发展的意义上更是如此。由于交战双方都不具备道德上的优势，因此，强调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得到了一次灾难性的证明，战败国被边缘化和半殖民化已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正是在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中，选择以社会主义方式来避免国家边缘化的俄国革命在西方文明圈内成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工业化不是某一国家或社会的专利，它能够在不同的国度和社会里进行；它同样也证明，在不同的国度里，工业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因此，尽管工业化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其涉及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文化传统、价值规范、政治体制、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工业化起步的时机、能够从国外所获得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其地理位置乃至其自然资源等等，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④

因为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差异。按照西方学术界的看法，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集团。第一集团是英国和与它同时或稍后的国家和地区，第二集团则被称为“后来者”，包括19世纪或20世纪初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西欧国家和北美地区，也就是当今的发达国家；第三集团则是由一批“追随者”组成，主要是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这三类国家和地区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三个集团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与合作的关系，而是控制与从属的关系。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控制者其余两个集团的发展命脉，因为资本主义运转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对世界市场和原材料控制，并由此建立的一整套制度为基础的。这就使原来的边缘国家和民族不可能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方强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他们的现代化努力必然产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查尔斯·泰勒教授就此阐述了他对于“多重现代性”观念的理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放弃单数名词的“modernity”（现代性）观念，而使用一个复数名词“modernities”来讨论“多重现代性”的议题。泰勒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对现代性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与解释，但传统学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单一化的模式，看作是一整套制度与文化的变化特征，而制度与文化的变化是不可分离的，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然拒绝。制度层面的特征包括市场经济的兴起，大规模科层组织的建立，工业化和城市化等。而在文化价值方面则包括世俗化，政教分离，个人主义的兴起与（独一无二的个人的）本真性观念的确立等。同时，传统学说也将现代化看作是这个单一模式的线性演进和扩张的过程，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现代性发展阶段，如同一列游行队伍，有些国家走在前面，有些在后面。这种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他认为新教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在最前面，其他西方国家追随其后。而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走在前面，非西方国家走在后面。在这种理论中，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被认为是每个国家都要经历的道路。而泰勒认为，这种现代性理论有严重缺陷。因为过去100年中，现代化的趋势开始扩张，波及全球，不同文化的国家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过程，出现了不同形态的现代性。⑤

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前进，并将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放在一个共同的“发展”范畴进行研究，我们将会对人类历史上这一场空前规模的运动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也是一个很早开始现代化的国家，但由于种种观念和体制因素的制约，直到一战爆发前，俄国依然是一个前现代式的野蛮落后国家。⑥正是由于这个特点，我国学者认为，当时俄国具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基本条件，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却又是不成熟的，十月革命并不是社会发展瓜熟蒂落的产物。⑦从现代化的角度解读这一史无前例的革命，可以这样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试图通过政治革命来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次尝试，也是西方列强中相对落后的大国为了避免边缘化而采取的一种特殊转型。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现实毫不客气地要求弱国和战败国承认弱肉强食的基本法则，而按照西方传统的路子俄国又无法摆脱自身的虚弱状态。于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从中寻找到一条现代化的生路，应该是当时俄国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选择。即便按照西方学者的看法，这一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俄国的力量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革命和内战而严重削弱，其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大国。其人口从1914年的⒈71亿骤然下降至1921年的⒈32亿。制造业下降惊人，1920年下降到1913年的13％：“铁矿石生产仅为战前的1.6％，生铁为2.4％，钢为4％，棉花为5％。”外贸全部中止，粮食口总产及还不及战前的一半，人均国民收入下降了60％。然而，由于这些极端严重的下降主要是由1917—1921年的社会和政治动乱造成的，因此可以说，苏维埃统治的建立肯定有助于各种生产的恢复。⑧

苏联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首先面临着工业化的任务，它不可能越过工业化而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同时，苏联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老路。这是因为：（1）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常用掠夺殖民地、发动侵略战争、向战败国索取赔款的办法来积累资金，实现工业化。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不能用上述的办法来积累工业所需的资金。（2）苏联是世界上为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帝国主义经常掀起反苏浪潮，包括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加上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军备战和战争叫嚣，都要求苏联加速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使自己迅速成为一个具有牢固基础的工业强国。⑨

早在列宁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就确定了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向。在要不要工业化的问题上，苏联高层并没有分歧，问题是如何实现工业化。正是在这后一个问题上，苏联领导人在2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以布哈林为首的领导人认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注意综合平衡，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协调发展，这样可以使轻重工业同步协调发展，也可以使生产和消费的各个领域达到经济平衡，逐步地积累资金来建设苏联的工业国家。但这种方式所需要的时间较长。斯大林便很不赞成布哈林的“乌龟速度”。他认为，“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因此，“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⑩由于斯大林在政治权力的争夺中占了上风，最终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按照斯大林思路进行的。

斯大林模式历来受到人们的质疑，但即便是西方学者，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没有外国投资，苏联不得不靠国内结集资金，以支持庞大工业的发展，同时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既然78％的俄国人口（1926年）仍然从事占国民经济大头的农业生产，而农业的绝大部分又掌握在私人手里，在斯大林看来，为国家集资以及加速实现农业向工业转化，惟一的出路就是实行农业集体化，强迫农民加人公社，消灭富农，控制农产品产量，规定农场公认的工资和转卖粮食的价格。宏观经济的粗略统计表明：俄国用于个人消费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1％或52％，这一水平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其他国家除去进行工业化所需份额外，剩下用于个人消费的份额大约是80％。11这种高积累、低消费的模式就是典型的斯大林工业化模式。它主要提供的是一种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如何通过强大的政治机器加快工业发展的模式。“模式”一词原本是数学用语，意思是一组模型中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关系。本尼迪克认为，“模式”是一个行动心理学的概念，是一个赋予各个行动以意义，并将各个行动包容于文化整体中的媒介。12

按照这样的标准，斯大林的工业化模式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认为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并不能称之为工业化，只有发展了重工业才能保证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经济独立，而这种模式的发展要求本国人民自觉地、公开地忍受各种物质和其他方面的牺牲；第二，只能依靠本国节约来积累工业化资金；第三，必须高速度地发展工业，斯大林认为，苏联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落后了50－100年，苏联必须在10年内完成工业化进程，否则就要挨打；第四，强调培养大量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性，斯大林要求党的各级干部不能满足于各方面都能吹一点的一般干部，而必须是精通某个行业的专家，必须成为内行，甚至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第五，反对平均主义，斯大林认为，只有提高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才能刺激非熟练工人的上进，甚至行政人员也是如此，这是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常手段。13同时，斯大林模式也包括了强制在短期内实现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等过于激进的社会变革方式。

于是，苏联在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下所做的努力产生了两个相反的经济后果。首先是由于富农反对强制的集体化，随后遭到灭顶之灾，因而苏联的农业生产出现了灾难性的崩溃。但第二个后果则是，苏联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14这样，苏联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显著成就： ｜

（1）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1937年，生产资料生产比1913年增长9倍，其中机械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增长近19倍，化学工业增长14.2倍。大批大型企业的投产，为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大规模地更新生产设备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2）形成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使苏联从根本上摆脱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依赖，保证了经济上的独立。苏联相继建立了汽车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炼铅业、仪表制造业、人造纤维、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塑料等新兴工业部门，并对原有的旧工业部门进行了改造。（3）根本改变了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缩小了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4）为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高速度地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使苏联消除了工业技术落后的面貌，而且大大促进了国防工业的发展。增强了苏联的防御能力，为打败法西斯德国的入侵赢得了时间，创造了必需的物质条件。15

甚至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的经济军事成就是一个奇迹：“苏联制造业产量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即使按照较为保守的估计，在工业化的历史上也可说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考察一下两个五年计划（1928－1937），就会发现，俄国的国民收入从244亿卢布提高到962亿卢布，煤产量从3540万吨提高到1.28亿吨，钢产量从400万吨增至1770万吨，电力增长7倍，机床增产20倍以上。拖拉机产量几乎增加40倍。事实上，到30年代末，俄国的工业总产量不仅超过了法国、日本和意大利，而且可能超过了英国。16

不过，斯大林模式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所推行的全盘集体化运动违背了列宁的思想。它不是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而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集体化。实行全盘集体化运动以后，农业生产管理体制过分集权，农民在政治、经济上都缺乏自主权，严重压抑了农民经营农业的积极性。总之，全盘集体化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它是造成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停滞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17而斯大林模式在政治文化体制方面的缺陷则更为明显：（1）全国实行高度集权的党领导体系。苏共一党独存，其他政党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党和国家融合为一体，国家完全隶属于党，党总揽一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2）实行自上而下的负责干部委任制和国家主要领导干部的终身制。（3）实行高度集权的民主集中制，缺乏灵活而有效的人民监督。（4）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中央集权过多，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经、文人权过分集中于联盟中央。（5）在意识形态和国家精神生活领域盛行个人崇拜。（6）文化体制实行高度控制，文化生活整齐划一，思想理论领域教条主义严重，缺乏首创精神。

这样一些缺陷表明，苏联在现代化过程中未能完全解决现代国家的建设问题。18但是，无论存在何种缺陷，都不能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俄罗斯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可能性。人们无法设想，如果没有斯大林时期加速发展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苏联在二战时能够以什么方式抵御法西斯德国的进攻。

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苏联模式已经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仅仅几十年时间，苏联成功将其祖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学者也承认，这种状况不仅对美国和苏联人民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还对全世界亿万欠发达国家的人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二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成为真正的世界性运动，社会主义国家也由苏联一个变成了十几个，在东欧和东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时间上看，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从涉及范围上看，不仅有中国、朝鲜、蒙古、超南、老挝等亚洲国家，还有苏联和东欧各国。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地区“相当一部分民族独立国家的执政党提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或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据统计，从1955－1988年，在93个民族独立国家中就有55个民族独立国家的执政党提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占民族独立国家总数的59％。其中亚洲11国，非洲30国，拉丁美洲14国”。若论人口，世界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卷入了这场社会主义运动。20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实践迫使西方发达国家改变了自己的社会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苏联通过计划经济的模式，在一定时期内集中了全民族的资源，产生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中，对西方冲击最大的还不是其经济效益，而在于它完全解决了失业等西方十分头痛的问题。失业问题的解决，使社会主义对西方的工人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并使发达国家的工人不断地希望通过推翻资本主义体系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尽管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一直有着相当的影响，但真正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只是在苏联成立后才变得现实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方的政治机构一方面通过强制镇压工人运动，加强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压制等方式来避免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另一方面，也开始认真准备社会改革，甚至罗斯福和丘吉尔等人也认为，通过一步步的社会改革，是避免自身社会通过革命进人共产主义体制的惟一方式。1918年，英国内阁副大臣琼斯向首相劳合·乔治提出一份报告，要求政府把推行社会改革计划作为医治社会和政治动乱的药方，并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在真正愤懑不平的土壤中扎下根是危险的。劳合·乔治对此观点表示认同，他承认“我不怕革命，我也不怕布尔什维克，但我害怕它引起的反响”。21

苏联在实施计划经济的过程中，那些潜在的问题在二战结束后也日益暴露出来，历史已经证明，短期内在特定环境下实现特定目标的发展政策，并不适合作为一种长期的、经常性的战略决策。苏联在经济落后、物质缺乏的条件下，为了应对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运用行政手段高度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做法有其合理性，但是战后经济发展进人了一个新阶段，人们的生活也出现了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商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已经不适合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且由此所造成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也开始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哈耶克等人曾指出了这些问题，但只是到了数十年后，当中央计划经济恰恰因为哈耶克所阐述的那些信息问题而开始暴露出大量机能失调问题时，其学说的实证性才得到确认。今天实际上已无人相信：利用甚至最强有力的超级计算机，中央计划者也无法取代自由市场中价格机制的调整功能。22事实也表明，战后的国内外形势已经迫切要求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如果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能够接受改革的意见，顺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进行必要的改革，那么，整个苏联的建设或许将有很大的不同。但苏联错过了这一时机，结果原来那套体制更加僵化，固定为不可更改的模式，并最终给苏联的建设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23

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中央提出的口号突出了和平协商解决国际问题、维护宪法保证公民权利、增加生产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等三方面的内容，这表明新的领导班子要迅速地改变斯大林的传统政策。而赫鲁晓夫上台后，更是提出了“三和”的问题。关于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说：“和平共处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但这决不意味着苏联曾经干涉过或者准备干涉那些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内政。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仅仅是能够共处，而且还应当前进，改善关系，加强彼此的信任，实行合作。关于和平竞赛，赫鲁晓夫说：“当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这决不意味着，胜利将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我们相信，全世界劳动人民一旦相信共产主义会带来怎样的好处，他们迟早会走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道路”。关于和平过渡，赫鲁晓夫说：这是“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社会革命的形式有各种各样。把我们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社会改造的唯一途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够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要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迫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传统的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24

历史证明，赫鲁晓夫关于苏联未来的发展设想过于理想化，在东西方已经成为两个泾渭分明的对立阵营时，这样的设想是不现实的。首先，社会主义建设是一种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经济建设制度，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到政治体制和观念方面的改革，所以，要进行任何一种经济意义上的改革，都不是一种简单的改革，而是长远的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只是从经济部分的调整，不仅不能寻找到一个合适的解释，反而易于造成思想的混乱。从现实的角度看，如果将苏联模式作为一种国家胁迫式的发展模式，那么，在此基础上按现代化的标准逐步理顺各种关系，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这就必须首先进行意识形态和观念方面的调整，用一种合适的观念逐步改变国内的舆论导向，如同中国在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一样，才有可能真正进行相关的改革。第二，在长期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官僚管理阶层己经成为一个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在事实上拥有决定社会改革的权利，并享有在既定体制下的若干巨大权益，这一集团对于改革的态度，也是任何一个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第三，苏联发展模式的转轨，是人类历史一件空前艰难的实践，因此它对改革转型领导者的素质要求，必然是极端挑剔的。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和反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其所需要的政治才能是罕见的，同时，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最后，如何处理各种形式改革的轻重缓急的问题，对于改革者也比革命者尖锐得多。25从这点看，赫鲁晓夫的确很难胜任改革的重任。

在冷战中，西方始终对苏联充满了强烈的敌意，认为冷战就是一场以“人类思想领域”为战场的事关“善恶”、“优越性”和“合法性”的“观念”之争，是“争夺人们思想和心灵的斗争”26。因此，西方除了在策略上与苏联缓和，在战略上从未放弃过对苏联的进攻。赫鲁晓夫一厢情愿地要与西方缓和，一遇麻烦，却又喜欢采取冒险主义的行动，古巴导弹危机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苏联要摆脱过去体制的僵化，就必须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相应的政治改革，以彻底完成现代化转型应该完成的任务。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重塑意识形态，而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个人的同时，依然迷恋斯大林模式（他本人也是这种体制的获益者），对于干部终身制这一体制的重大弊端，赫鲁晓夫根本不愿涉及，这种既要变革又怕牺牲自己利益的内在矛盾是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重要原因。无论从个人的政治智慧、斗争意志，还是从具体执行的政策看，赫鲁晓夫都不是一个领导苏联彻底变革的合适人选。他的个性主观随意，执行政策急躁冒进，他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理论等都是严重脱离苏联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的“左”倾冒进的表现，对苏联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赫鲁晓夫只是一个鲁莽的、不成功的但对苏联今后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改革家。27此后，苏联领导的改革基本上没有脱离赫鲁晓夫的窠臼，以他们为首的官僚机构则日益膨胀，形成了自己盘根错节的特殊利益，完全控制了苏联社会。这些官僚只需讨好上级，其升迁荣辱与民众没有关系，造成了尖锐的干群矛盾，人民越来越把党看成是异己力量，他们认为，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的跳板，但决不是按照思想观念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28这种官僚体制逐渐成为苏联进一步改革技可怕的障碍。

与此同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战后一直充分利用苏东社会内部存在的矛盾，持续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战争。而苏联则由于在如何改革，尤其是在政治民主方面的改革没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也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上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改革之路，在与西方的较量中除开纯粹的军事对抗外，其他方面始终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

1958年10月28日，苏联代表团在驻美大使亚鲁宾（Georgi Zarubin）的带领下，在华盛顿就扩大文化交流的问题与美方进行谈判。经过三个月的讨价还价，双方于1959年1月28日签订了《美苏文化交流协议》，同意双方在所有的领域包括“国际政治问题”方面进行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节目的交流；对于涉及“国际政治问题”内容的广播节目，规定节目的文本必须提前征得双方的同意，如果广播节目无益于改善双方的关系，任何一方都有权拒绝接受该节目。29这个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使美国获取了巨大的利益。第一，它打开了冷战时期苏联的国门，特别是在文化领域。第二，基本确立了双方进行文化交流的内容。约翰逊认为，文化协议是一个“启动的开始”，为美国合法和定期地向苏联渗透美国的思想提供了条件。华盛顿提高了自己用美国的思想、符号和消费文化向铁幕背后的人民渗透能力。30面对西方观念进攻性冲击，苏共除了加紧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以外，却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文化措施以及相应的政治改革措施，这种状况注定了苏联在这场重要观念斗争中会成为最终的失败者。

即便如此，苏联还是当时世界上惟一可以和美国抗衡的力量。如果苏共领导人能够客观冷静地分析形势，认真进行内部自身的改革，完全可以从容应对西方的挑战。然而，为了扩张和争伤，苏联领导人不顾国家的实际情况，大搞军备竞赛，使国民经济严重军事化，结果使原本就潜在的各种社会发展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起来。

在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内，苏联的国力还是有了很大提高。但就其实质而言，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只是对旧体制的修补和完善。他出台的所有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在旧的政治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的，更注重经济体制的外在形式方面，而将其实质和主要的方面忽略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改革进程大大地放慢，对旧体制的冲击也缓和了许多，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僵化、保守和停滞的气氛。在改革的理论上，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倒退了一大步。苏联官方对任何主张利用市场关系的观点都加以痛斥，在市场和所有制关系问题上没有突破，还加强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这样的名词，对这些人监控、流放，甚至送进精神病院。这些措施使知识分子普遍对政治出现冷漠和否定的态度，并出现了要求建立民主制度的呼声。由于对苏联的现实失望，从1971年开始，苏联出现了新的移民潮。1971－1986年间，有25.5万人移居西方，加上其带走的子女，人数超过36万。31这些现象都给苏联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袭上了阴影。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虽然纵向来看，苏联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苏联经济的增长基本上是粗放式的，增长质量并不高，加上苏联对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科技革命反应较为缓慢，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到80年代初，苏联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逐渐拉大了，苏联开始孕育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为后来的剧变和解体埋下了伏笔。。

而持续不断的冷战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冷战意味者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点和弊病的无法遏制的、强有力的增长和加深。国家事实上变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几乎80％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质资源。”33庞大的军费开支，延缓了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苏联不得靠接受外债度日。1985年苏联财政赤字为180亿卢布，1986年为497亿卢布，1987年为571亿卢布，1988年为901亿卢布，1989年苏联财政赤字达到920亿卢布。1990年通货膨胀率超过三位数，1991年苏联外债总额达到1200亿美元，仅利息每年需支付60亿美元。沉重的外债包袱压得苏联喘不过气来，每年的负债率均超过国际公认的25％的警戒线，为了还债，要求人民勒紧裤带紧缩消贫，增加农副产品和其他国内消费品出口，这样不仅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使本来就供应困难的群众生活更为艰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经济危机日益加深，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而且日益困难，这就引起广大群众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对政府失去信心。这样一系列的经济矛盾和经济问题促使苏联走向没落。34

苏联公民应有的权利与义务、政府和党控制权力的合法性等，在苏联一直讳莫如深，而这恰恰是现代国家建设中最重要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苏联公民文化程度的提高，这些问题日益引起人民的关注。本来苏共一直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主义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广大人民享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民主，但在事实上，苏共执政后却长期末能解决社会的民主机制问题，结果，在国家公开宣扬的原则与实际执行的政策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于是，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之际，苏东地区弥漫着一种对社会主义的虚无主义情绪。这一方面是由于改革与公开化的过程中，原有体制下积累的矛盾一下于被揭露出来，与西方社会民主和繁荣的表象相比，社会主义体制显得一无是处，人们的逆反心理极度膨胀；另一方面，在美苏对话过程中，苏联缺乏意识形态的号召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扛起了变革的大族。既然社会主义不能实现民主理想，人们当然认为应当拥抱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言论为这种思潮的形成和泛滥提供了相当的推动力。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改革家，但又是一个缺乏政治手腕和谋略的政治家。首先，他的改革方案脱离实际，过于粗糙，没有一个详细的、系统的规划蓝图。其次，改革的重心转移过快，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一定成效的前提下，仓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造成全民政政治热情高涨，而反对派则群起攻击，最后致使改革逐渐失去控制。第三，改革步骤过急过快。比如，戈尔巴乔夫在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上，“党的领导体系在瞬间便被从上到下地拆除了，而各级苏维埃却缺乏单独行使管理职能所必须的干部和经验，政权的瘫痪无力很快就遍及全国”。35因此，他领导的苏联改革快速地导致苏联的解体，其时间之短暂，甚至超过了对手的估计。36布热津斯基对此的评价是，一方面，苏联的政治制度对俄国的现代化和推进大规模工业化（同时按照其思想路线对俄国社会进行改造）确是起了历史作用，另一方面，苏联科学、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两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苏联社会的继续发展，已不再需要这个高度集权的、思想上是教条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已成了前进的绊脚石。37而体现在经济方面的一个直接因素是，苏联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始终没有转变，苏联的经济规模曾经达到美国的70％，突然崩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单位GDP的资源消耗是美国的3倍到5倍。1997年亚洲各国在增长很快的情况下遭遇危机，根本原因也在于经济增长的粗放。38

三

一个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是，苏联强盛之时，东西方世界对其缺陷以及种种弊端看得十分清楚，但对其在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显然估计不足。长期以来，无论是从社会主义阵营的歌功颂德还是西方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恶意攻击，都未能从一种公允的、现代化的角度认真分析这一奇迹产生的根源及其对人类现代化事业的意义。苏联解体后，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展现的那些应有价值，才开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

首先，俄罗斯陷人了困境。就领土而言，俄罗斯在高加索的边界退回到了19世纪的状况，在中亚退回到了19世纪中叶的状况，在西部更是退回到了1600年时的边界。就军事方面而言，俄罗斯除了依然拥有核武器以外，昔日的霸气早已丧失殆尽。人们经济方面的收入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的下降使俄罗斯的人口比苏联减少了一半，苏联解体时人口为3亿，而今天俄罗斯却只剩了大约1.5亿的人口。除去分离的原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人口损失相当于整个二战。莫斯科大学教授、著名人口学家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霍列夫在2000年接受《共青团真理报》记者的采访时，根据前十年来俄的人口状况断言，如果俄罗斯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的问题得不到重视，俄罗斯民族将在21世纪末从地球上消失。他说：“1999年，俄罗斯出生人口只有121.58万人，但死亡人口却高达214.03万。如果照这样继续下去，至21世纪末，俄罗斯民族将从地球上消失，整个俄罗斯将变为坟墓。39据目前的统计数字显示，俄罗斯男子的预期寿命大幅下降，现在的预期寿命仅为58岁，比中国男子的预期寿命低十岁。俄罗斯每年死亡的人口约为100万人。40而在苏联时期，人均寿命却从1926－1927年的44岁增加到1986年的69岁，增加了25岁。41有鉴于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承认，前苏联解体是20世纪政治上的最大灾难。42


其次，苏联的解体也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重新思考。关于现代化的若干争论中，关键的分歧还是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所可能做出的选择。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其中的主要国家，大都是世界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始国俄国是帝国主义中最虚弱的一个，西方的几个强国，尤其是德意志帝国，始终存有将俄罗斯变为自己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供应国的考虑，而中国则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图家。类似的国家都在困境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在这一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是，有土耳其全面西化的较为成功的例子，也有日本通过变革和对外侵略而挤进西方体系的事实。但通过社会主义的集体力量来摆脱西方强国的控制，独立自主地进行一场现代化的尝试，应该是一种最不损人利己的合理选择。实际上，最近经济学界出现的内发式发展的理论就是这种选择在学术上的体现。与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考虑不同的是，内发式理论强调以下几点因素：第一，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元的；第二，重视人的多方面发展，不仅仅对经济发展，同时也对文化的、社会的发展予以重视；第三，作为发展的核心，与国家企业同样，非营利的市民社会的作用也非常重要。43换言之，发展有丰富的内涵，有多种途径，但落后国家和民族如果不想最终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它们就必须在外部的压力下从夹缝中寻找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而社会主义加民族主义往往是它们几乎惟一现实的选择44。

苏联的解体也表明，原有的世界边缘国家和民族，为了从整体上改变成为世界市场永久打工者命运而进行的奋斗，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中间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因素。尽管这些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有所好转，但依然还是没有改变自己世界工场打工者的地位。因为一百多年前的那些世界现代化强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列强，在一百年以后依然还是列强，其基本成员几乎没有变动。换言之，西方七国集团的成员，百年前就已定型，在这百年中，尽管其他国家也在努力地推进自己的现代化事业，但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挤进他们的行列。这一史实表明，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比单纯的理论推演要复杂得多。落后民族和国家要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既要进行自身的变革，又要突破原资本主义强国的封锁，它们所可能遭遇的艰难险阻，远远超过了率先起步的西方国家。因此，它们的现代化尝试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具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只有从这样的视角，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国际共运史的价值。

从这样一种角度，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国际共运实践加速了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西方列强对世界的争夺和瓜分在19世纪末基本完成之后，尽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尤其是亚洲国家，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出现后，殖民体系彻底解体，第三世界才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力量出现。当然，即便没有社会主义运动，殖民地的解放也是必然的，但这一过程显然需要更长的时间。一个基本的现实是，当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一落千丈，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霸权主义和美国的单边主义的强横，再次使人体验到了原殖民地人民的真实地位和处境。最近，美国基督教联盟创始人和福音派布道家帕特·罗伯逊在主持一挡广播节目时，竟公开要求美国政府派遣特工暗杀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45就是发展中国家地位下降的一个鲜明的例子。

为何查韦斯如此不容于美国？因为查韦斯在最近发表的演说中，提出了解释社会主义的新视角。2004年12月，查韦斯推荐人们阅读托洛茨基的作品，并宣布支持“持久革命”。他曾在巴西召开的全球社会论坛上指出：拓展资本主义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在他看来，不是在资本主义自身基础上拓展，而是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以民主的方式拓展。除了委内瑞拉之外，目前的国际局势也有利于拉美新社会主义的出现：帝国主义在伊拉克、阿富汗、菲律宾和海地都遭遇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困难；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反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民众对资本主义叫嚣的所谓“民主”越来越失望；中左派候选人纷纷在大选中获胜。人类和整个地球正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这个帝国主义也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纳人到了视线以内，就像查韦斯所说：“我们要开辟另外一条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否则我们将被资本主义吞噬掉”。46

这样看法反映出的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处境以及渴求改变现状的心情，是发人深思的。首先，在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西方各国就是要牢牢把握住高端产业和核心技术的控制权，使边缘国家永远处于国际产业链中的从属地位，使其成为原材料和加工基地，以及发达国家先进工业产品的市场，这一点迄今并没有改变的迹象。甚至在不占优势的低端产品市场，发达国家也尽量实行保护政策，通过各种非市场的方式限制发展中国家类似产品的出口。47因此，当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后，这些国家应该如何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下坚持自主的发展，依然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深人探讨的问题。

其次，它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内人民本身的命运，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也与原来不可同日而语。就拉丁美洲而言，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引进以及古巴革命所倡导的国际主义，在这块存在着完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大陆上造就了截然相反的一种现象。将近1／3的古巴人都曾受过大学教育，所有人都享有医疗及接受教育的权利，85％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并不用缴纳一分钱的租金。尽管美国对其实行了多年的禁运，并采取了各种恐怖行动，但古巴仍然取得了如此的进步。同时，古巴还向其他国家输出医生、教师和技术人员，给贫穷国家的人民带去希望。48无论其政治体制的改革成功与否，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起步，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给它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厚实的基础。在俄罗斯更是如此，尽管俄罗斯经济萧条，它的社会福利仍然令人羡慕。相比之下，我国的公费医疗仅仅是对公职人员及国有企事业职工而言的，没有国家编制的工作，就享受不到公费医疗。而俄罗斯却是全民公安医疗，农民，无业者，只要是俄罗斯公民，就一律公费医疗，手术免费，住院免费，治疗免费，惟一不免的只有药费。所有的人得了病，不管什么病，甚至都不管你是不是俄罗斯人，只要在俄罗斯境内的任何人得了病，救护车就往医院拉，就给你治。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了一整套国家的医疗保健制度。其医疗保健费用由国家的预算支出，从1940至1986年，苏联的医疗保健费用增加了20多倍。49其次，居民住房不收费，虽然现在也学我们，开始住房改革，把公有住宅转给私人，但政府规定，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还有，自来水、热水（一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就不收费，天然气和电的计价收费也是粗放型管理的低收费，这种收费对居民来说根本就不算是开支。俄罗斯的经济虽然是多年来处于停滞状态，但它的义务教育制度却依然如故。用我们的话说，叫做“再穷不能穷教育”，学生上学一律免费，教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而且所有的学校一律免费供应全体学生一顿丰盛的、营养充分的早餐或午餐。50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将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从前现代社会拉人了现代社会，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样的成就都是值得称道的。

第三，中俄两国都在这一巨大的历史变迁中获得了独立自主从事现代化建设的能力，都建立了一个基本完整的现代工业和科研体系，这样一种完整的工业科研体系奠定了两大民族现代化的基础。从具体层面看，这样的基础包括：全民的义务教育，现代的交通体系，基本的工业配套设施，大体现代的行政管理机构，民众对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认同等，从而使苏联和中国成为了有着完全自主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完整的工业体系表明，这个国家从装备制造，国防工业，基础研究和科研体系等等，都具有完全自主的科研和生产能力。从宏观层面看，这种基础产生的能力又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事实上，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发展，已成为衡量发展的最新标准之一。50年代，发展问题的含义很单纯，意指不发达国家加速经济增长，追赶发达国家。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由于人口压力使人们把发展开始与经济增长以外的向题联系起来，教育、保健、人口、就业、收人差别、观念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等均作为重要因素被发展问题专家们关注。而70年代后期则形成了把发展问题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结合起来的“新发展”学派。至此，发展在本质上己是一个要求在新的观念指导下，建立人类社会新秩序的问题。而大多数民族国家是否有能力基本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是这种秩序能否建立的关键因素。51从这样的角度看，中俄两个国家具有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强大的政府调控能力，是其避免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拉美化”的重要条件，这样一种基础，不仅对中俄两国的发展，就是对世界保持一种多样性的发展格局，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国际共运作为一种特殊的现代化探索模式，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未能建立起对自身国家机器权力的制约机制。社会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在建国初期必须集中全部的国家资源到政府手中用于建设，但这种强力动员的方式是一柄双刃剑。社会主义国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放松了对权力的制度化制约，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各种建设的失误和决策的失误。可以看出，社会主义至少在行政管理、法治、人事和政治民主方面还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水平。总之，从总体上说，现实社会主义还没有实在、足够的东西证明自己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尚等进一步创造并展现自己优越性的社会，是一个正在努力赶超资本主义的社会。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才可能真正把握国际共运史实践的本义。

不过，国际共运史的百年实践毕竟已经将很多原本十分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从前工业社会解放出来，开始了现代化历程。尽管这些实践有数不清的失误和缺陷，但人们依然无法否认其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果。所以，这些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发展模式转轨的关键时期，对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将要继续前进的道路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应该说，百年国际共运的实践，在本质上是一批边缘和半边缘的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方式，所以，我们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在此期间取得的成就，用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在政治、司法、经济、文化、军事、现代科技、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哪些部分取得了多少进展，哪些部分尚未启动，哪些部分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根本调整，甚至需要另起炉灶，哪些部分只需要适当改革，就可以融入规范的市场体系，都应该分门别类地进行分析，对需要进一步做的事情有一个明晰的清单。总之，我们必须在确保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就基础之上，再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时间表来稳步地推进现代化的改革。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一个或许并非不重要的启示是，无论在实践还是在宣传层面，都不能让发展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雷迅马认为，现代化理论本身就浸透着冷战时美国人的一种信念，即对许多美国人和政策制订者而言，现代化理论最终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天定命运”观念，代表了美国人对本国优越性和道义使命的自我感受。52因此，当现代化的话语权完全被美国掌握时，其余的国家在发展的理论层面上就处于十分被动的位置。国际共运史在实践中的教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当社会主义国家将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时，社会主义的运动和实践就富有活力，而一旦丧失了发展的话语权，则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因此，我们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阶段，必须从理论上重新构建自己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必须将那些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具有共同特性的东西纳入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理论框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吸收全人类发展共同的精神财富的基础上，推进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措施上，适时地稳步地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建设，真正让人民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坚定不移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我们能否在已经奠定的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成功进行和谐转轨的关键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化事业能否成功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历史价值。

①一种发展理论如果希望被重视的话，就必须得到社会力量的认同；而要得到社会力量的认同就必须符合他们的世界观并且反映他们的利益；它必须具有意识形态的作用。然而，要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它还得有本义而且能解释事物。即使使用同一种表征，解释也不是一个中性的行为，解释事物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能让一个农民满意的解释就不会是也能让一个地主、一个银行家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满意的解释。（Jan Ned－erveen Pieterse，Development Theory,SAGE Publications,2001,pp.1-3）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在发展领域的话语权已经被
，西方的“正统”理论完全夺走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意识形态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在如何捍卫自己利益方面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如何摆脱这一困境应是理论界长期关注的课题。

②关于国际共运史研究的学术史，其种种不同的观点可参阅高放先生的著作，其范畴和划分时期也有多种说法。高放先生认为，国际共运史实质上是国际共产党党史，1847年6月2日国际共运的诞生及其一百多年来，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起始时期应该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参见高放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l页）。出于本文主题论述的需要，文中所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期限为从苏维埃俄国开始，并以苏联解体结束的这一期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主要的原因在于国际共运史在这一期间进人了实践阶段并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彤响，在实践的过程中还使一大批原本落后的国家卷入了现代化的洪流。

③C.A.Bayly，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1780-1914，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p．309.

④陈晓律：《世界各国工业化模式》，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l章。

⑤刘擎：《多重现代性的观念与意义》，《文汇报》2003.12.28。

⑥Clive Trebilcock，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1780－1914，Longman，London，1989，p.205．

⑦13 23叶书宗：《苏联的革命与建设》，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162－170、294－295页。现在俄国史学界认为这是具有政治革命的条件．但社会经济条件尚未具备。

⑧11 16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395、396、397页。

⑨⑩14 15 17 27 32杜康传、李景治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09、l11、115、117、220、243页。

12露丝·本尼迪克：《菊花与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18按照通行的国际关系理论，现代国家是一个不断扩充的概念，到20世纪，它已经成为集民族主义、人民主权和民主政体为一体的实体，同时，大多数这类先进国家已经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的融合。参见：巴里·布赞等《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19 52 雷讯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牛可译，中央绸译局2003年版，第139页、中文版序。

20陆商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21from ,Duncan Brack and Robert Ingham，eds.，Dictionary of Liberal Quotations，politico’s publishing，U.K.，1999，p.111．

22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美国《威尔逊季刊》（2004年春季号）上发表题为《哈耶克不完全的胜利》（《世纪中国》网上首发发布日期抱2005－03－18）。

24 沈永光、于沛、朱希淦：《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三分册，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579－580页。

25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7页。

26 w．Scott Lucas，“Beyond Diplomacy：Propaganda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Philip M，Taylor，“Through a Glass Darkly？The Psychological Climate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of the Cold War”，both in Gary D.Rawnsley，ed．，Cold—War Propaganda in the 1950s（London：Macmillan，1999），p.1，p.226。

28 31 左风荣：《苏联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政治体制弊端》，载《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1期。

29转引自张晓霞：《从进攻性的心理战到渐进的文化渗透》，《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四期。

30 Robert F.Byrnes，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1958—1975， Bloomington， 1976，P.42。

33 转引自陆商泉、姜长斌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第39页。

34 李冠乾：《苏联史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

35 薛小荣、王哲：《原苏联政要们眼中的戈尔巴乔夫、苏联改革与剧变》，载《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2期。

36 37 苏共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突然丧失了独家掌握72年的国家政权；苏联也宣告解散，分裂为十几个国家，从此不复存在。这场惊天动地剧变，其速度之快连曾预言苏联解体的布热津斯基本人后来也坦陈始料不及。参见刘新宜《苏共亡党启示录》，《世纪中国》2001年12月21日。

38 “中国经济正陷于悲惨式增长”和讯网（2005—08－28）。

39 陈晓律等：《发展与争霸》，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

40 数据引自宋瑞芝：《俄罗斯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

41 49 朱传一、沈配容主编：《苏联东欧的社会保障制度》，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3—24页。

42 “普京称前苏联解体是21世纪政治上的最大灾难”http://military.china.com 2005—04—26 08：48：24。

43 西川润：《内发式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经济学文献译丛》2005年第l、2期合刊，第68页。

44 至于依附性发展的可能性，由于涉及的理论和实践层面较宽，这里暂不作探讨。

45 参见《如此布道岂能姑息》，载《文汇报》、2005－8－28，第3版。

46 48 拉美发起第二次独立战争：走向“新社会主义”TOM新闻 http://army.news.tom.com 2005年“月13日。

47 John Zysman and Laura Tyson，eds，American Industry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252。

50 “令人吃惊的俄罗斯”http：//www.cmilitary.com，2003年9月30 日04:57:18。

51 Jan Nederveen Pieterse，Development Theory，SAGE Publications，2001，pp.1-3。

作者简介：陈晓律，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