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作为一种主观心理，幸福在客观上很难具体衡量。但幸福并非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应该放到社会政治体系中去考察。幸福政治学正是以政府如何实现公民的真正幸福为研究的科学，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不丹的“幸福新政”

　　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领土面积不足4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百万的不丹可谓是“小国寡民”。然而，这个几乎曾被世人遗忘的佛教国度却因其率先提出“国民幸福总值”而走在了时代的前列。1972年，刚即位的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国王宣布，政府计划的成功与否必须以国民幸福感的提高为评价基准，衡量不丹发展的尺度不再是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而是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不丹的国民幸福新政主要包括四大支柱。

　　支柱一：善治与民主化。旺楚克国王认为，只有民主才是长久幸福的保证。因此尽管面对来自臣民的反对，受到广泛支持的国王还是通过向选举产生的议会移交权力使国家逐步走向民主，议会组建部长委员会作为行政机构，实现司法独立。在旺楚克国王及其继任者的努力推动下，不丹通过了新宪法，在2008年首次产生了由国民选举的新议会。

　　支柱二：稳定与平等的经济社会发展。因为不丹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所以政府积极鼓励和促进经济发展，但并不急功近利，而是要实现渐进、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发展成果要平等分享，例如实现普遍的免费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

　　支柱三：保护环境。不丹不惜在经济增长方面不断做出让步和限制，以保护其自然美和子孙后代的权利。例如，严格限制旅游发展，禁止使用塑料袋，禁止出售烟草，用税收手段鼓励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技术的发展和进口。为保护森林资源，政府广辟国家公园，将至少60%的国土列为森林保护地。

　　支柱四：文化保护。政府不仅采取措施保持不丹传统文化的独特因素，而且努力提倡良好的价值观念。例如，服务他人的志愿者精神，宽容合作的态度，实现家庭、工作、休闲的和谐平衡。

　　不丹政府不仅提出以上指导原则，而且制定了衡量发展的72项具体指标，以确保政府的各项政策都围绕实现这些目标而施行。目前，不丹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印度，平均预期寿命从1982年的43岁增长到66岁，婴儿死亡率从0.163%下降到0.040%，识字率也从1982年的10%上升为现在的66%，政府治理水平正在稳步改善。

　　将幸福作为国家目标

　　尽管不丹仍然是目前唯一正式采用人民幸福作为政府原则目标的国家，然而将幸福作为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一种新思想。许多思想家都建议将促进幸福作为个人和公共道德的标准。

　　康德曾经写道：“人生的目标和责任是什么？这就是：自我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法国1793年宪法宣布“社会的目标是普遍幸福”。在美国，杰弗逊将追求幸福写入独立宣言，一半以上的州宪法中也有相同提法。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则因宣称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确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少痛苦而获得了崇高的声誉。他甚至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写作关于幸福的科学，认为政府通过恰当的计算能够衡量公共政策所带来的预期幸福和痛苦，从而可以选择能够带来最大幸福的方案。

　　幸福受很多因素影响，例如婚姻、家庭、工作、健康、收入、宗教信仰、社会保障、政府管理、社会秩序、环境治理等。美国幸福专家伊利诺伊大学的迪爱讷教授提供了一个综合性定义：“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经常经历高兴和满意的事情而很少经受不高兴、痛苦和愤怒的事情，那么就是幸福的或者幸福度高；反之如果生活中满意、高兴和感动的事情很少而不如意、不愉快、焦虑不安和愤怒的事情却很多，那么就是不幸福的或者幸福度很低。”研究发现，尽管相对来说富人比穷人可能会幸福一些，但公民收入的增加和平等程度并不能明显影响其幸福感，国家在社会福利、医疗和失业保险方面投入的增加也不能根本决定幸福。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早已指出，“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别的什么理由”。显然，他暗示了财富不是幸福与快乐的唯一源泉。

　　以幸福评判政府绩效

　　201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的新书《幸福政治学》。作者发现，带给我们幸福的是一些特别平常的东西，比如稳固的婚姻、深厚的友谊、参与慈善活动、生活在稳定的民主国家等等。尽管幸福很简单，但人类对什么是幸福却缺乏最基本的判断能力，比如很多人相信财富越多就越幸福。然而，幸福并不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水涨船高。1957年，英国有52%的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只剩下了36%。但在这48年里，英国国民的平均收入提高了3倍。

　　博克希望政府能引入其他的政绩标准，比如不再把培养高效率的劳动力作为教育的目标，而是把激发人们的热情、潜能和创造力作为目标，这样教育才能令人们感觉幸福。而不丹的“幸福新政”理念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的重视。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要将国民福利作为一项衡量整个国家发展的标准。在英国，首相的战略研究机构已经准备了一份关于将幸福指标纳入公共政策的影响的研究报告，同时卡梅伦首相宣称“我们应当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在人民的口袋里放更多的钱，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人民的心中有更多的欢乐”。澳大利亚等国也在考虑除了通常的经济衡量方法之外，将幸福指数作为考察政府绩效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

　　尽管“金钱并不能代表幸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道理，但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经济是最大的政治。一个不把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放在首位的政府是不负责任的政府。因此，不能只讲空洞的幸福政治，而忽视政府组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指出，假如有一个人所处境况很差，他贫穷、受剥削、过度劳累并且还生着病，但却因为宗教、政治宣传或者文化之类的强大影响让他一直对社会给予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这个时候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因为他“感到”幸福和快乐就断定他的生活水准很高。

作者: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曹文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