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举民主:被阉割的民主化

上个世纪末,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惊呼,“突然间每个人都发现了民主!”他看到,“今天的政治思想家,不论在什么意义上,有谁不是民主主义者呢?”[2]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堪称20世纪的“绝唱”:在影响范围上,大约有120多个国家形成了所谓的民主政治,几乎所有的国家受到了这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1]在发展速度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创造了“奇迹”:民主化在波兰用了十年,在匈牙利用了十个月,在东德用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十天,而在罗马尼亚则只用了十小时。[3]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范围和速度方面创造的奇迹同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方,民主的源头在古代希腊,雅典民主的精神以“基因重组”的方式经过古代罗马传给了现代西方。经历了长时间的“接力”与“磨合”,西方社会才形成了今天自由民主的“杂交优势”。即使这样,普选权的实现在英国用了近两个世纪;在美国,这一进程也并不比英国短。

自由民主的来之不易使全球化时代喜气洋洋的西方学者在审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喜忧参半。人们看到,就民主选举等程序性的制度来看,像土耳其、印度、斯里兰卡以及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确实可以称为民主国家,但是,它们的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差距却也不容忽视。西方学者发现,“此”民主非“彼”民主。民主化研究的权威亨廷顿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非西方国家的民主通常是吝啬的民主,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4]在民主化研究方面颇负盛名的美国学者拉里·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也不得不承认,“在选举民主与自由民主之间的这种差距,已经成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差距将对理论、政策和比较分析产生严重后果。”[5]

对这次民主化的反思使得西方学者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悲观。戴尔蒙德指出:“在九十年代,选举民主的持续增加和自由民主的停滞,这两种不同现象的齐头并进标志着民主在第三波后期变得日益空虚。”[6]在新兴的民主化国家,日益增加且旷日持久的骚乱、政府部门的无效率、腐败、军人政治等等现象并没有因选举民主的实行而得到遏制,甚至选举民主本身也越来越空洞:选举得到普遍实行,但这种选举是伪装的;民主得到空前认同,但这种认同是表面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发现,尽管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如火如荼,然而,西方所谓的“自由国家”在“民主国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增加了,反而是减少了。也就是说,并不是那些实行了民主制的国家均接受了西方式的民主。在西方学者看来,更为糟糕的是,所谓的“民主国家”在数量上停止不前,在质量上却急剧恶化。让人担心的是,“许多国家民主被逐步地空洞化了,只剩下一个多党选举的外壳。”[7]西方文明并不能代替发展中国家民主文化的培养。正像亨廷顿看到的那样,“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Magna Mac)(‘巨无霸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8]从民主制度的巩固来看,发展中国家仓促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化与法制体系,这使得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化面临困境,进一步的稳固与发展举步维艰。

选举民主的标准既没有注意到民主制度的巩固,也没注意到民主文化的培养,只是民主化的底线。按此认识,人们倾向于将民主化的巩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最高标准,即“巩固的民主”,它预设了“一个长期社会过程的存在,以对大多数公民灌输民主的价值”;另一个是最低标准,即没有出现对制度的合法性的挑战和重要政治团体对行为规则的系统性违背。[9]民主的程序性认识厘清了民主化的两个不同层次,即民主的制度化进程和民主文化的培养。

尽管西方学者的分析是基于自由民主中心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透视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种种缺陷。由于割裂了民主的有机组成,20世纪晚期的新兴民主国家无法整合民主的制度与文化,从而面临双重困境:从内容上看,民主确立了,但保证民主制度稳定、健康运行的制度法律体系却并没有扎根;从结构上看,民主的政治制度得以建立,但民主的政治意识却并没有随之形成。人们越来越发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成了一场被“阉割”的民主化。[10]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现代民主的运行不但需要全体公民参与到政治选举与政治决策当中去,同时,它还需要有效地组织参与,保证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行。这样,保证稳定的法治秩序就显得至关重要。就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公民通过选举民主的建立取得了进入国家领域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还没有划清,法治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在那些刚刚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宪政体系的建立绝非一日之功,民主权力与法治秩序的契合更需假以时日。

从政治意识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局限于选举程序的确立。然而,民主制度的运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举过程,而是需要附以能够深入人心的民主文化。在这方面,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并没有取得合法性地位,西方观念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水土不服,其结果是“民主繁荣了,宪政自由主义并未昌盛。”[11]另一方面,新兴民主国家也并没有形成本国特色的民主文化,或是在照搬西方文化的同时导致了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或是对先进文化全盘拒斥,无法走出传统文化的误区。这使得支持民主制度运行的民主文化出现空位,民主化的进程貌合神离。

就政治文明的结构来看,它是这样的一个复合体,既需要以明确的制度、法律体系来完成民主的制度化,从而为民主参与提供途径;同时还需要政治意识的血肉来填补政治制度的骨架,使民主制度得以运行。由这一理论框架分析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教训,其原因就显得格外清晰。首先,由于缺乏民主的制度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稳定,民主制度土崩瓦解的情况屡见不鲜,它昭示了民主化的制度难题,成为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巩固与发展面临的第一重困境;其次,尽管民主制度得以建立,但是,既符合本国国情,又适应民主制度的政治意识却并没有扎根,它昭示了民主化的意识难题,成为民主化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第二重困境。

二、政治文明:综合推进的中国民主化进程

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一次访谈中明确指出:“鼓励创新与促进信息自由流通的机制以及法治应该在中国尽快确立起来。美国的民主政治不是惟一合理的制度,更不是最好的制度,‘第三次浪潮’可能会带来一种新的政治形式。”[10]事实上,托夫勒的预言正在被某些国家变为现实,“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主模式,像“东亚式民主”、“南亚式民主”、“伊斯兰民主”、“非洲民主”、“管理民主”、“有指导的民主”等等,并且作为民主化过程的产物得到了人们的认同。[11]

其中,中国的民主化模式格外引人注目。经过民主的制度化以及民主文化的培养过程,中国的民主化道路逐渐形成了综合性的政治文明体系:既强调民主,又注重民主的制度化,进一步表现为民主与法治的均衡;既强调政治制度文明的核心地位,又注意到政治意识文明与政治行为文明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体现为三者的相辅相成,相互支援。也就是说,中国民主化的政治文明模式既注重民主制度化的硬环境,将民主参与保持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同时又注重公民文化的培养,为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提供了软环境,这构成了中国民主化的两个重要维度,塑造了中国民主化的基本样式,同时亦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

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构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这为中国民主化模式提供了制度之维。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邓小平特别强调了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2]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政党法制化、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化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取得成功,得出了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等重要结论,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巩固与健全提供了理论基础。

加强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制建设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均得到了体现和进一步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作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13]更为有意义的是,融合了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文明”概念被正式写入党章,并通过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写入宪法,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任务,这不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统筹兼顾、科学发展的要求,同时也表明了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打造了民主化的制度之维。

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相比,民主文化的培养不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然而,创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之与民主制度相适应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在《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一书中,我国学者李路曲指出,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文化上和政体上的多样性已经表明了它面临着发展一种新型的文化和民主的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14]在适合本民族特色的民主文化培养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积累了一些重要的成功经验。在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区,华人文化圈产生的民主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在民主文化建设方面,我国在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取向的同时亦成功地实践了“四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公民道德教育、普法教育以及“以德治国”等新的形式与方法。根据新时期的时代特点,我们党提出了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为我国的民主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民主文化培养上采取了既突出本民族特色,又坚持开放精神的科学态度,为中国特色民主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全球化背景下的民主文化创新需要走出“全盘西化”和“闭关锁国”的误区。,走出那种姓“资”还是姓“社”,姓“中”还是姓“西”,是“马”还是“非马”的教条的两分法。实际上,“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包含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15]

事实上,中国模式的民主化进程已经积累了许多重要的经验,比如,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思路、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的整体化方案等等,这些经验与强调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重视民主文化的培养构成了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成功经验。然而,中国的民主化模式还是一个未竟的模式,仍然处于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民主制度化方面,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民主的制度化也得到了巩固与发展。然而,如何进一步加强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形成健康的法治秩序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进一步吸纳公民社会,加强参与,实现“善治”,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问题涉及到民主制度的巩固与扩大,这本身就既是制度改革的过程,同时又是观念转变的过程,同整个时代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民主文化的建设方面,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创新思路已经奠定,新型的民主文化正在随着公民的成长而逐渐形成,然而,如何在强调本国特色,与传统文化相接榫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还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对公民政治意识的准确把握不但缺乏细节实践,而且更少理论研究,这实际上可能会使已经形成的文化发展大战略受到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也必将发扬政治文明,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虞崇胜.论政治文明的普遍性和特殊性[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2][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4][美]塞缪尔·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J].李俊清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1).
[5][美]拉里·戴尔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C]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7][美]尼基佛罗斯·戴蒙都罗斯.南欧民主化的成功故事[C].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佟德志.民主化与法治化的互动关系初探[J].理论导刊,2004(7).
[9][美]马克·普拉特纳.自由主义与民主:二者缺一不可[C].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0][美]阿尔文·托夫勒:《我对未来很乐观》,http://www.southcn.com/it/itpeo-ple/200111301024.htm。
[11]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4]李路曲.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5]俞可平、庄俊举.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