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上层建筑在演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形式和新特点，如全球性治理和超国家治理的趋势，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在政治影响上的互动，非政府组织的大量生长并参与社会发展进程，民主管理职能的增强，与经济基础的混合生长以及出现一些复杂与特殊的形式等等。

　　自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高科技的发明和广泛采用，人类社会经济的加速度发展，民族性、地区性的经济朝全球性经济的方向演化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全新变化，促使社会上层建筑的结构和功能相应发生改变，产生出全球性治理这种新形式。它是世界各民族国家通过世界性的政治活动过程中组合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世界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机构和组织及其他机构和组织——典型代表是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来解决全球性问题或局部性问题。这种世界性的交往和合作使当今时代的社会政治结构日益朝全球性的政治结构方向演进，并且与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更加紧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表明，各地区和各国家之间确有许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其他问题需要通过国际性的组织才能更好地得到解决。而这些形式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途径而是一种全球性治理或超国家治理。

　　当然，在上层建筑愈来愈跨出国界而具有世界性的趋势时，它的不同民族特质仍然稳固存在。世界各民族国家，无论是它们的国家权力机构，行政管理机构，司法机构，各社会事务管理机构及其外事部门，还是军事力量，社会治安力量等等，由于有现代科学技术的装备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它们的职能和效率都比以往成百上千倍地增强了，它们的管理力量所达到的范围也空前扩大了。但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推动着人类社会政治结构朝全球性方向演进，这使国际社会对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形成国际社会与民族国家在政治影响上的互动。一方面，除全球性治理和超国家治理机构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发生巨大影响外，国际政治联盟、国际舆论也会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发生巨大影响，表现出国际社会的政治影响力对单个国家的政治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各民族国家鉴于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也都积极参与全球性治理和区域性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会获得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尤其当经济全球化的力量使得各个国家让渡部分经济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比以往任何时期遭遇更加严峻的挑战的时候，各个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互利合作更有利于自己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在人类社会政治的发展趋向全球化过程中，另一类社会治理的组织形式即非政府组织（NGO）包括国际社会中和各民族国家内部的非政府组织亦飞快地生长起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大量涌现出来的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新的有特色的上层建筑形式，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和各民族国家内部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治理或政治参与形式。这种非政府组织又称第三部门，是指那些与政府部门持有距离的民间组织,也是与商贸组织持有距离的非营利组织。这些组织既广泛存在于国际社会，亦存在于各民族、各国家、各区域内。它们与各国政府、与联合国等治理机构处于一种既有合作、又有建设性批评的伙伴关系中，是一种得到迅速发展并广泛存在的新的治理形式，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上层建筑在使自身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的同时，它内部的民主管理职能变得突出起来。社会经济活动的民主化加速推动了政治活动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这使得暴力成份在现代社会政治结构及其所发挥的功用中逐渐减弱，民主因素逐渐扩大，法律正在不断地内化为政治规范，民主决策正在成为世界潮流。并且，上层建筑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中，它与经济基础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也大大加强了，现今世界各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联合国及其职能部门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比以往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联系日益加强，上层建筑内部的民主管理因素日益增多时，它与经济基础便日益混合生长起来。这种混合生长不仅突出地表现在建立法治社会已成为世界潮流、法律已内化为人们经济活动的规范，也突出地表现在国家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增强或对经济的直接服务，这种混合生长形式在以往的历史中曾长期存在，只不过在当今时代表现得特别突出。由于现代经济活动变得异常复杂，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各经济部门分工非常细致并形成新的产业部门。尤其是信息产业以及其他新产业的比例迅速扩大，使得在当今时代要把经济基础领域的一些活动与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截然分开存在着困难，它们之间的一些界限变得模糊起来。突飞猛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不仅能直接转化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同时又被直接用来为社会行政管理服务。各国政府及联合国等机构中的许多经济管理部门的设立，表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日益混合生长，即人类的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在社会巨变的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功能复杂的组织，出现了许多特殊的情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一些中间环节，一些亦此亦彼的中介物正在大量涌现，并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当代社会上层建筑新形式和新特点的出现恰好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的正确性。马克思当年在用发展的眼光和系统的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时，已预先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发展和形成世界经济的历史趋势。他注意到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会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这样，民族的历史便转变为世界历史，人类政治活动范围便世界性地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