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讲过：中国的发展道路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在我看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就是以多数人的利益为本位，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从最初发展到现在不断壮大的一条根本经验。今天，在我们纪念建党89周年之际，要认真总结并高度重视这条根本经验。

我党的政治优势是怎么取得的？

关于我党政治优势的取得，我这里从历史的角度讲两点史实。

第一个：孙中山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发表了一个宣言，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他1905年提出“旧三民主义”之后，经过18年的思考才提出的，但一经提出，就遭到国民党元老的集体反对。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拿不定主意，到底是发这个宣言还是不发？他就去征求鲍罗廷的意见。鲍罗廷对孙中山说：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确实是中国境内的革命者，它应该能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它屡战屡败的原因是你们的政党是一个空洞的政党，所谓空洞的政党，就是说所有的社会基础它一概没有，本来工人、农民、小商人和工商业者是你们的社会基础，他们应该是支持你们的、帮助你们的，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到目前为止，这三部分人都是反对你们的。我刚从前线下来，通过翻译，我就问士兵，你们为什么不打仗、退下来？他们说，农民不给我们饭吃，工人反对我们，工商业者发动暴动、袭击我们。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就是你们作为一个政党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一直到现在，没有提出一项有利于农民、工人和工商业者的政策，所以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就要提出这类的政策。

所以孙中山就在这个宣言里，提出劳动法，保证八小时工作制；提出耕者有其田，要进行土地改革；鼓励工商业者发展民族工业。这三大政策施行以后，经过北伐，国民革命就取得了成功。但是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人，抛弃了“新三民主义”最核心的东西。也就是因为国共两党在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上认识的不同，我们最后实现了历史转折。毛泽东参与了1924年的国民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后来又和邓演达一起从事农民运动，一个是农民部部长，一个是副部长。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孕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最核心的思想，那就是得农民者得天下。他有四句话：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谁得到农民谁就得到中国，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得到农民。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实际上就是按照这四句话来进行的。1949年，刚打下南京的时候，毛泽东到颐和园见柳亚子，柳亚子就问毛泽东有什么诀窍，为什么蒋介石失败得这么快，共产党胜利得这么快？毛泽东特别提出来，诀窍没有，如果说有，就一条，那就是人民的支持。通过他的前后思想的变化，他用一句话来总结民主革命的经验，就是“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第二个：就是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了一个“五一口号”，中心思想就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在这个时候，除了青年党、社会党这两个小党派，所有的民主党派全都发表声明，赞成共产党的主张。费正清给美国国务院写的一封信里说：我可以作证，以前强烈反共亲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今都在提出和共产党一致的意见，而大多数美国人也和他们不谋而合。此外，他还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想象，如果我致力于中国，在如此普遍混乱的局面中，我能做些什么？结论是，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我想做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事情。结论就是，不激进无以成事，就是不搞革命，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他特别讲，“在中国只剩下了革命的唯一出路，我在1944年带回华盛顿的主要信念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生活的内在产物，这种信念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了我真诚的信仰”。费正清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美国的情报人员，而美国在总体上是反对中共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信仰革命。他说，“从1943年起，我就认为革命在中国是难免的，1945-1946年城市经济的崩溃，国民党政权显而易见的腐败和对人民的镇压，更坚定了我的这一看法”。费正清就是因为说了这些话，台湾方面长期拒绝他去访问。到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邓小平亲自把他请了过来。

党的政治优势的核心是什么？

学术界有这么一种说法，说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生产，政治学研究的是财富的分配，而哲学、伦理学研究的是财富的分配是否合理。政治研究的是财富的分配，而恰恰在这一点，我们党有优势。我认为，政治观实际上是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实际上就是价值观的优势、历史观的优势。这个优势体现在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当中，体现在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上。那什么是最大的政治？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对此，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解释。毛泽东说：“其实政治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就是政治。政治，始终是和多数人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还说过一段话：“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绝不是仅仅谈政权，不是像陈水扁那样：只要想方设法搞到执政权就行了，可以把“以人为本”、为民众服务喊得震天响，只要把政权搞到手，就可以把这些踩在脚下。我们党谈到政治、执政的问题时，其核心实际上是群众，是讲大多数人利益。邓小平说过：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因为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共产党的价值观，这个政治观和价值观，恰恰是其他党派无法夺取的政治优势。到后来，什么是最好的政治？邓小平又说：哪种形式能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采用哪种形式，哪种形式是农民喜欢的，我们就搞哪种形式。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万里到安徽，他下去调查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头和一个姑娘蹲在缸里头欢迎他，县委书记就问他们怎么蹲在缸里，结果两个人一站起来就是赤身裸体。在这种情况下，万里讲了一句话：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好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治优势的基点、核心就在这里。从历史观上来说，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主导历史前进、主导历史沉浮的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改革开放后，我们讲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两个还没有着落，实际上最根本的解放，是人的解放，是人民群众的解放。恰恰是这种解放给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党在几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里都要求把蕴藏在每个人身上的潜能都充分地发挥出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如何继续保持党的政治优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中国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和谐状况的调研一直在进行。最近，我看到的一个调研报告中提到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状况的问题。我列举两个调研的题目：一个是到底什么因素阻碍社会理想信念？对此，几乎众口一词的答案，第一个就是官员腐败，第二个是分配不均。另一个问题就是对改革开放的主要忧虑是什么？与上一个答案完全一样，第一个是官员腐败，第二个是分配不均。由部分人的腐败导致全社会对整个干部群体失去道德信心和伦理信任，是当前思想观念冲突、信任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这说明，我们的政治优势正在丧失。

所以，邓小平在交接权力的时候对新一届领导班子说：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我们党从十五大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把这叫做“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还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近来，中央决定从今年4月开始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吸取从中国近代以来这么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真正把唯物史观在党的系统、干部系统中确立起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讲，唯物史观就是我们党的哲学根据，就是为劳苦大众打下一块田地。它的历史观就是它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党的历史观其实就是当时共产党员的价值观，这两者是合一的。今天我们党还在讲唯物史观，但是我们党的许多党员干部，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和历史观完全脱节。这方面当然是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成为人的生存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急速膨胀的工具理性极大地削弱了价值体系，包括思想、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出现了问题。所以，今天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我们怎样搞好各级干部的价值观建设上。

我国的发展路线从最初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友好”。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就是这十个字。虽然最开始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我们国家、民族发展道路、发展理念的问题，可是要把这个道路坚持下去，需要我们每个人在个体价值观方面和我们党坚持的唯物史观统一起来，要不断地把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放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史哲学部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