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90个春秋的历程，大体分为三个“30年”。《党史》二卷反映的是第二个“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这是三个“30年”中党的历史既波澜壮阔又最为复杂和曲折的时期。这里谈谈如何正确认识这段历史和《党史》二卷如何反映这段历史的一些看法。

　　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异常艰辛的探索

　　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这是他对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形象说法，尽管那时他并不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有大的曲折和失误，但历史证明：党的第二个“30年”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异常艰辛的探索，正是“S形”。

　　在中国搞建设同干革命一样，马列主义本本里没有现成的答案，从其他国家里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探索。由于我们国家的国情十分特殊和当时的国际压力相当巨大，也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很大局限，再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很不健全，对于肩负着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历史使命，并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不异常艰辛。

　　对于这“30年”中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异常艰辛的历史，由于人们的不同经历和阅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识观念，不同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其中不少还牵涉一个感情和理性、历史认知和与时俱进、分析视角和全面把握的关系，因而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和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不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必须对这段历史的重大基本问题形成共识、统一思想。否则，就是过去西方列强所鄙视的“一盘散沙”，不可能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钢铁般的凝聚力，不可能产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产力和创造力，不可能实现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而奋斗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统一全党、全国人民认识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就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就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科学论著。特别是邓小平亲历了这段历史的全过程，在相当长时间是党和国家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比较了解，或是有些事件的参与者，或是有些事件的决策者，对许多历史问题的分析和说明具有权威性，可以成为正确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参照。他实际上勾勒出了党的第二个“30年”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异常艰辛的“S形”。《党史》二卷，正是以长篇巨制努力展现这个“S形”，以翔实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来说明中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异常艰辛性。

　　二、一部突出党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展现实事求是精神的党史大书

　　党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既然是“S形”，那么对这段历史应该怎样反映呢？《党史》二卷的一个优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揭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异常艰辛性时，突出了党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在总体上展现了实事求是精神。评价一部党史书籍写得是否成功，既不在于披露了多少“秘闻”、“内幕”，也不在于发表多少“宏论”、“高见”，最根本的在于是否实事求是，是否客观地科学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是否是公认的信史。对实事求是如何理解，我以为要把握这样三点：（一）实事求是不单纯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对任何复杂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涉及认识主体的立场、观点、方法，与认识主体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学识密切相关。（二）实事求是是一个过程，如同真理的认识是个过程一样。认识主体不仅有认识的局限，还有历史的局限。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程度，要求绝对地“实事求是”是不实际的，它只能逐步地实现。（三）实事求是有宏观把握和微观把握之别。是否信史，能将两方面都把握好，是最佳上品。首先在宏观方面把握好，使读者感到对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是客观的，这就应当得到认可。《党史》二卷在这方面尽了力。具体表现为：

　　第一，《党史》二卷鲜明地肯定了第二个“30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主要的。这“30年”，总的说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艰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初步改变了国家面貌。《党史》二卷结束语在论列这“30年”9个方面的成就和10条基本经验时，指出：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党尽管犯了错误，使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人民生活受到影响，特别是十年内乱，使社会主义事业陷入困境，但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这些总结，是对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的正确把握。

　　第二，《党史》二卷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作了正确的评论和分析。对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的正确把握，还表现在对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关节点的认识上。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二卷认为从其全过程的总体上讲，一是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稳定，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和混乱；三是创造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由初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特别是对资本家实行和平赎买政策的独创性经验，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和平赎买设想。因此总的来说，在中国实现这样的深刻社会变革，为逐步走向国家强盛、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分析有助于澄清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模糊认识。

　　第三，正视党在探索中的曲折和挫折，对付出惨烈代价的失误没有回避，对失误的原因作了科学分析。实事求是地对待党的历史，除了把握好党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外，还要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曲折和挫折。这既是研究党史的科学性要求，也是对党性、良心的拷问。因此，党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二卷对于党在探索中付出惨烈代价的失误没有掩饰和回避，而是努力认真总结。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数字没有讳言，这是对党、对人民负责任的表现。二卷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历史作了如下分析：在这十年间，成功与挫折交替，正确与失误交织，表现了党的探索历程的复杂性。党努力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从党勇于自己纠正失误中深切感受到党的本质和主流所在，没有动摇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并为之继续付出艰辛的努力。”党和人民虽然“没有能够阻止‘左’倾错误的发展并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但这种信念和努力最终成为后来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开辟新的道路的内在力量。”这个分析是恰当中肯的。除此外，二卷对“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设专节作了全面剖析，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错误的，必须予以彻底否定;同时，对这十年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成绩也作了论列。“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破坏，党和国家的事业会取得更大得多的成就。”这个分析是实事求是的。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刻骨铭心的警示

　　恩格斯有句名言：一个民族通过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学习，会进步得更快。毛泽东也讲过：不要把错误行为单纯看作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对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付出的惨烈代价，也应当这样认识：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将其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使之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好的历史教科书。编写党史的任务就是：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这里，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非常重要。二卷在讲到党的历史曲折和挫折之处都总结教训，发警示之言。

　　（一）绝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定要坚持社会和谐。邓小平讲过，从1957年开始的“左”，差不多整整20年。为什么会长时间地犯“左”的错误呢？其理论根源就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对抗，两个阶级的斗争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了，指出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长期存在，它存在的范围、表现的形式和斗争的方法，同革命年代根本不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破坏活动，主要依靠国家法律力量，而不是没完没了地搞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它只能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给党、国家和整个民族带来大灾难。我们党现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绝不能构建和谐社会的。

　　（二）绝不能再超越历史阶段，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付出过惨烈代价的“大跃进”运动，其指导思想就是忽视中国的基本国情，超越了中国还是个很不发达的国家这个现实。它的一个巨大危害是：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严重违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从根本上说是反科学发展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就是这种反科学发展的恶果。我们党经过近半个世纪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发展的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坚持科学发展，就绝不能再干“大跃进”那样的蠢事。

　　（三）绝不能再搞路线斗争，一定要发展党内民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建设虽有很多创造，但也深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其重要影响之一就是认为路线斗争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动力，要不断开展路线斗争。历史证明，对党内出现的问题，无论是政见分歧还是腐败现象，必须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来解决。其核心是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将违法者诉诸于法律。过去长期搞路线斗争，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一直缺失。当前，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集体领导制度。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中国共产党就更有活力、凝聚力和执政力。

　　（四）绝不能再搞个人过分集权，一定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邓小平反思“文化大革命”，认为党和国家的一些具体制度，特别是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存在严重弊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毛泽东虽然有所认识，“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里，最根本的是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在中国，民主最根本的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保障人民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这就需要不断改革现行领导制度和政治体制机制方面的弊端。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必须牢记这段历史给我们刻骨铭心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