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到各种群体事件、纠纷，小到一些日常的人际关系，要想处理得更妥善，如果只沿用过去静态的、纵向的管理方式，不管是要求官还是要求民，都不够了。以往出了什么事情，一级一级地开会、一级一级地传达文件；现在，很多时候会还没开、文件还没传达，老百姓通过网络信息、手机短信等早就知道了。包括老百姓的各种利益诉求，光靠纵向关系来解决，已经不够了。况且很多问题的发生未必是出在官员尽不尽职、有没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等上面。比如说我们大规模、全方位的招商引资，方方面面的倒腾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就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规矩而没遵守，而是因为它们完全是新现象，老规矩不适用了，新规矩又还没产生，或者彼此之间还不够协调。

　　而全球化也让很多问题已经不再是狭义的传统小社会里的现象，有时它们发生在一个局部区域，但却很可能是跨国现象，超越了国家、领土、文化等各种边界，流动性很强。自然现象方面，像气候变暖、生态环境问题；社会现象方面，像各种跨国贩卖人口、走私、贩毒、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不是靠一个国家政府的力量或者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解决的，任何单一国家、任何单一政府，或只是传统的双边关系谈判，都不足以处理好它们。但这些问题又确实容易激化和转移，把全球矛盾转变成地方上的官民矛盾。比如说，现在的资本具有跨国流动性，资本是哪儿有市场、哪儿有利润就往哪儿跑，它从某个地方撤走，就可能给这个地方带来高失业、高犯罪、高贫困等问题，而老百姓就开始找政府，以为这是政府的事。但是实际上单靠政府本身根本无法控制资本的跨国流动。这都给治理方式带来了很多新挑战。

　　新的时代，必须要有治理模式的转变。而新的治理模式的建立不只是政府和官员的事，全社会都有一个怎么适应新时代、改变传统管理方式和社会运行模式的问题。既然信息的开放性增强、流动性加快，利益越来越多元化，诉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了，那么我们的管理方式就得是开放的、动态的，有事就及时处理，有矛盾就及时化解，不能等出了问题再去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