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反腐”成为中国微博事实上的主旋律之一，当红十字会、中石化、故宫等机构或企业在微博时代黯然失色，我们发现，从单纯的社交工具到舆论监督利器，微博已经悄悄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作为一个强大的舆论场，微博正全面参与并影响着现实世界，其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已不仅局限于简单的个体事件。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微博或将直接改变中国社会生态和政治语境

　　微博改变中国社会生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如果是在十几年前，有冤无处诉的人要找媒体曝光时，第一个想到的大概都是央视的“焦点访谈”。如今，他们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建议：去发条微博吧！

　　没错，不管你是否认同，2011年上半年以来，诞生不足两年的门户网站微博都在越来越清晰地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舆论监督。当人人都有了便捷平等的发言渠道，真相就在泥沙俱下的混乱中渐渐浮出水面，它不仅是个别网民呼唤公平正义的平台，更包括对地方官场或行业乱象毫不留情的曝光和集体鞭挞。

　　从单纯的社交工具到舆论监督利器，微博就这样悄悄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而作为其中的第一波“被试水者”，中石化、故宫、中国红十字会等央企和有关机构不幸撞上了“枪口”，成为被网民集体调侃挖苦嘲笑并层层剥光衣服的“弄潮儿”。

　　舆论监督新阵地

　　6月27日凌晨，戴着鸭舌帽的郭美美在夜色中抵达首都机场，面对媒体的贴身追问，她以一句“你们不要这么搞笑”回应后匆匆离去。

　　这个最先在新浪微博上疯狂炫富的女孩，之前或许不会想到，仅仅一周之内自己就将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天略集团在内的机构、企业或个人牵扯进巨大的舆论漩涡。其与中国红十字会某负责人的关系，以及红十字会是否涉及招标违规等问题，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网友抽丝剥茧式的“人肉搜索”与持续不断的热议交相辉映，不仅一步步披露着后续的种种谜团和“证据”，更让相关各方压力频频。

　　“郭美美事件引发反贪腐行动。”远在德国的一家电台网站如是远观着中国微博的热闹。7月4日傍晚，中国红十字会的微博悄悄出现在网络——其当夜所发的四条微博三条是介绍红十字会的历史，另外一条是相关负责人作出解释的长篇博文链接——但直到此时，这场源于微博、跟进于微博并得到传统媒体呼应的网络事件，仍在进一步发酵，微博上有关郭美美真实男友身份的猜疑和对红十字会透明化的质问仍未停歇。

　　这是微博监督的典型流程：先是有网友发微博披露某个事实（或某个网友微博引起质疑），然后众网友跟进评论和转发，相关网络衍生品（如漫画、恶搞歌曲）也开始出现，接着在网络或传统媒体上出现深度评论和调查，并同时伴随着微博上不间断的“爆料”，一场微博事件就此达到舆论监督的高潮。

　　数亿用户（仅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就达1.4亿）集体围观并发声，微博的强大影响力自不待言。这个一年前还更多地以单纯的交流平台或“展示自我”为目的的新媒体，一跃站到舆论监督的潮头，过去各种曾经被认为司空见惯的“潜规则”现象，如今都被一并展示在众人面前。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五光十色的新闻——四川会理县政府网站发布官员视察的“悬浮照”后不得不公开道歉；浙江宁波机场一句“让领导先飞”引发网民对官僚主义无所不在的不满和集体讨伐；中石化广东公司天价购茅台的发票被发到微博后直接将其一把手拉下马，网友填词创作的《我为祖国喝茅台》MV广为流传；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因天价餐发票遭遇通报批评；而在江苏溧阳，“蠢局长”微博直播开房后被停职；广州白云区街道办主任网络裸聊被曝光后近日终于被免职……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一种针对地方腐败的新工具：微博。知名地产商潘石屹也在微博上感叹：微博正从打假向反腐深入。潘的同行任志强则认为，“从广告到骂人，从花花草草到谈情说爱，从国家大事到阿猫阿狗，天下之大，（微博）无所不能。”没错，微博上不仅有“被精神病者”飞越了疯人院，还有社科院教授倡议发动起波及全国的“打拐行动”；有知名企业在这里遭遇实名举报，同时被认为是“非正常交通事故”的民间调查也可能随时发端于此。当权威不再服众，当信任消逝良久，自发的、同时也是温和的围观就在这个新平台上闪亮登场。

　　值得一提的是，纵观2011年上半年的微博舆论监督事件，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外，铁道部、中石化、红十字会等垄断行业或机构，成为被瞄准最多的“靶心”。微博时代，这是否提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熟悉的那些“过往”？

　　质疑一切可以质疑的

　　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如此看来，微博上扑面而来的质疑之风，有时候可能比最终问题如何解决更重要，或者至少二者同等重要。

　　有趣的是，很多时候，微博上的质疑声只是缘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一瞥。

　　6月26日，作家郑渊洁随便往楼下的大望桥看了一下，因此就有了一个新发现：“桥上原本标示此处是京通快速路0公里起点的里程牌上，0变成4。就是说京通快速路的起点西延了4公里……好奇心驱使我驾车到京通快速路通州出口察看里程牌，果然原先的12公里变成了16公里。”

　　郑渊洁的发现引起了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的联想：“这几天正查（高速公路）多收费的时候突然改，让人浮想联翩啊！”张泉灵按照每公里0.6元收费标准计算了一下，修改成16公里后收费应是9.6元，“收十元就合理多了”。

　　为何多出4公里？面对媒体的追访有关方面语焉不详，而微博、论坛上指责公路管理公司为使收费合理化“弄虚作假”的声音已是山雨欲来。

　　同样偶然的微博爆料发生在山东青岛。6月30日，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胶州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随后有网友在桥上走了100米后发现，跨海大桥上匝道附近多处螺丝松动。这个被称为“有图有真相”的微博发布后，投资方山东高速集团立即做出了回应和解释。

　　遭遇质疑的不仅是桥和路。6月23日北京的一场大雨令微博上热闹了好几天，对市政部门、城市规划部门、交通管理部门的各种嘲讽和揶揄铺天盖地；在内蒙古，一条三年前的视频则将蒙牛推到风口浪尖，“供香港牛奶比内地产品更安全”的说法不过是该企业今年在微博上遭遇的众多质疑之一；而南京为修建地铁欲砍掉有着百年历史的梧桐，甚至引来中国台湾国民党中常委邱毅在微博上的关注。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曾有言曰：质疑是迈向哲理的第一步。所以，尽管发端于微博的质疑声可能有些只是误解，但接受公众的监督是一个现代企业或政府机构管理者的天职，回应公众的疑问更是它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让强势一方做事时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反应，微博所推动的，其实正是整个社会的生态平衡。

　　名人被摊在“微博阳光”下

　　与普通人相比，名人就是强势的一方。过去习惯了被远观和仰视的他们，如今在微博上却不过是泯然众人。尽管也有粉丝的热烈追捧，但在相对平等的平台上，遭遇质疑甚至是形象大逆转亦并不鲜见。

　　最新一个例子，当属演员吕丽萍在微博上的言辞遭遇炮轰事件。6月25日，美国纽约州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第二天吕丽萍就发布反同性恋的言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当年清纯的“葛玲”被认为是真的“嫁鸡随鸡”了。

　　再来看看另一个名女人杨澜的境遇。受“郭美美事件”牵连，杨澜十几年前向希望工程捐款的旧事被网友翻出，称其捐款后又从青基会取走现金二十万。最后杨澜不得不发表声明，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20万现金是受希望工程委托用于海外推广），其夫吴征亦亲自上阵，在微博上为妻子辩护。

　　尽管难免出现“误伤”，但接受舆论监督本就是公众人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包括：不分过去还是现在，名人所做的一切都可能被作为“呈堂证据”，随时被端上台面接受检验。

　　享受如此待遇的，还包括那些为人师表的大学教授们。前些天，清华大学一知名教授就因“传谣”（转载了对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之一马悦然评价的一条微博），遭遇后者实名举报，称其“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学术良心”。而另一个遭遇网友质疑的则是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董藩，其40岁时没赚4000万“不要来见我”的言论，被认为是以财富论成功。

　　当然，微博对名人来说也是一柄双刃剑，有人在群众的监督下走下神坛，也有人被重新认识。比如任志强，从当年“全国人民最想打的人”一跃变成了微博上最受欢迎的人之一。反过来说，2011年上半年，陈光标则遭遇了可能比过去所有岁月加在一起总和还要多的质疑。

　　管理者的媒介素养面临考验

　　这是一个逐渐走向宽容和平等的时代，任何用旧有思维看待今日世界的行为，都可能要遭遇现实的无情嘲笑。只不过，微博碰巧承担了这样的平台和工具角色，监督名人，监督社会管理者，也监督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它就像一面多棱镜，映衬着当今社会的光怪陆离，同时也对管理者如何尊重民意提出了新的挑战。

　　5月26日，江西抚州市检察院等机构附近先后发生三起爆炸，犯罪嫌疑人钱明奇当场死亡。这起后来被称为抚州“5·26”案的爆炸发生一个月后，被官方媒体认为是“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根据新华社6月26日的报道，犯罪嫌疑人钱明奇早已开通了微博，并且在上面反腐诉说自己的楼房被非法拆除遭受巨额损失，十年诉求未果的经历。“但是，网络无法改变钱明奇在现实世界中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

　　网络没有改变的渠道缺失并不是网络的错，而是对地方部门如何利用网络收纳民情民意的一次考问。《人民日报》6月30日即发文反思“微博之力如何撬动现实”，文章称，面对公众通过微博介入公共事务、表达个人观点的“不可逆转现象”，社会管理者的媒介素养尤显重要。

　　事实上，中国官员早就意识到了微博的重要性。在香港大学中国传媒项目研究员班志远看来，中国开始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其实也正在成为“互动式执政”长期趋势的一部分。与之相对应的是，根据复旦大学发布的《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截至今年3月，实名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有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720个。

　　对于这个数据，有人认为说明官员和政府机构开微博已“蔚然成风”，也有批评认为还“远远不够”。但不管怎样，面对微博上愈加热闹且威力巨大的舆论监督，任何忽视推诿的态度都将在现实面前碰壁已是不争的事实。

　　好在一部分中国官员早已走在了互联网前沿。7月4日上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网友对话，充分肯定了包括微博在内网络问政的积极意义。同一天傍晚，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乌鲁木齐“逛”夜市，陪同的新疆一宣传部门官员在新浪微博实时发布照片图文“直播”。而在南京，有关部门也出台规定，突发事件要在事发后1小时内在微博上公布。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也曾表示，中央党校非常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使用，注重引导学员掌握新兴媒体特别是网络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如此说来，今后因不懂微博而闹出糗事的官员应该不会再有——如果他们真的有好好学习的话。

　　新华社在前述题为《把群众路线“传家宝”运用于虚拟世界》的文章就表示，微博打开了官民沟通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正在将“群众路线”这个“传家宝”运用于虚拟世界。文章引用专家的话称，互联网既是“民意库”，也带来了新挑战。“我们和别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恰好跟社会转型遇到一块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分析。

　　那么，虚拟世界的群众路线如何保障？戴焰军的答案是：关键还在于使群众路线落到实处，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谋利益。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得同样直接，“从根本上讲，还是要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网络上“凶猛”的微博也引来了境外有关国家和地区机构的关注，并成为其公关中国民众的舞台。出使中国之前，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在与华盛顿华人侨领会面时表示，对中国日益流行的微博很感兴趣，坦言自己需要进一步熟悉情况。而随着大陆客台湾自由行的启动，台北市观光传播局的微博“趣台北”也在新浪开通，旨在提供台北旅游资讯，并很快吸引超过3万粉丝关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如果套用在微博上，最形象的说法应该就是：“世上方一日，微博已千年”。

　　当联合国开始在新浪微博含蓄地向中国催款，当美国驻华新大使来华前先对中国的微博产生兴趣，我们有必要在2011年刚刚过半的时候，回头看看这些日子微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在微博舆论监督渐成气候的背景下，以下所列只是管中窥豹。

　　好人好事

　　1、微博打拐

　　这恐怕是微博在2011年的第一声呐喊，也是迄今最有力的微博行动之一。

　　从春节前开始，著名学者于建嵘开设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倡议网友拍城市街头的年轻乞讨者，解救其中的被拐儿童。一场源于微博的民间打拐行动正式拉开帷幕。这一行动不仅吸引了数万粉丝的加盟，更引来公安部的关注。面对网民的打拐热情，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通过微博回应，“对每一条线索，公安部都会部署核查”。不少地区警方亦随即在微博上宣布，将对所在地区的乞讨儿童进行清查。网友个体的、非专业的行动，与公安部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慈善基金等社会力量因此实现了一次大联合。《人民日报》以“微博打拐验证民众智慧理性”为题，对此次行动大加赞扬，称其是“网络时代典型的公民行动”。

　　2、免费午餐计划

　　中国民间的慈善能量有多大？媒体人邓飞在微博上发起的“免费午餐计划”会告诉你答案。

　　从3月份开始，该计划在新浪微博发出募款倡议，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免费午餐，让小学生每天在校吃到“一饭一菜一汤一蛋”。消息一出，应者云集。普通网友、企业家、慈善基金会等个人和组织纷纷加入其中。据邓飞披露，目前已经有25所贫困小学大约5000个孩子得到了“免费午餐”计划的帮助，筹集的资金已突破1200万元。而他们下一步计划在今年下半年进入新疆、西藏，将“免费午餐”推广到西北地区。

　　3、微博卖瓜

　　在膨大剂让人谈“瓜”色变的夏天，攀枝花瓜农微博求助的信息显得有些出人意料。5月23日，名为“攀枝花人卖西瓜”的微博出现在新浪网，其第一条微博就表达了瓜农因膨大剂新闻被“害惨了”的无奈和委屈，后面标明了自家西瓜价格、联系地址和电话。四川攀枝花瓜农付友莲就这样成了网络红人。截至7月初，其卖瓜微博已被转发近7万次，评论超过1.3万条。仅一周内，付友莲所在地区的西瓜就“卖得差不多了”。

　　“坏人坏事”

　　4、中石化天价酒

　　中石化等垄断巨头的故事告诉我们，奢侈品、洋酒等消费凭证完全可以成为反腐败的突破口。4月11日，一条揭露中石化广东公司总经理“挥霍公款”的帖子现身网络。与过去网上举报不同的是该帖子后面贴出了四张发票，其中一张开票单位是“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金额近82万元。

　　从“天价吊灯”到天价茅台，及至后来的掺水油、豪华酒店等事件，中石化成为上半年遭微博曝光最频繁的央企之一。4月25日下午，中石化宣布免去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鲁广余职务。

　　5、蠢局长直播开房

　　“没有身体的相互拥有，是不完美的，我期待那神圣时刻早点来临！”正是因为不了解微博的属性，江苏溧阳市卫生局长谢志强才会如此赤裸裸地在微博上公开与情人打情骂俏。这个被香港媒体称为“蠢局长”的“微博新人”，因与情人在微博上商量开房遭遇网友围观成为最大笑柄。

　　谢志强误将微博看作是和QQ类似的工具，而广州白云区街道办主任刘宁则是因裸聊照片而在微博上走红。目前，“开房局长”已被停职，“裸聊主任”也遭遇了免职处分。

　　6、“让领导先飞”

　　空中管制解除后，两架飞机的起飞顺序是怎样的？这个本不该是“脑筋急转弯”的问题，经由宁波机场的一次实战操作后有了另一种答案。5月8日，海航“HU7197次”航班的乘客眼睁睁看着载有“重量级旅客”的“HU7297”次航班先行起飞。这不过是民航系统司空见惯的现象，但经一网友发在微博上后，就掀起了一场指责“领导特权”的风暴。从发生火灾时“让领导先走”到如今“让领导先飞”，特权“潜规则”藩篱一日不破，公平与正义就不过是纸上谈兵。

　　7、郭美美炫富

　　一个21岁女孩的微博炫富风波，引发了今年上半年微博上最猛烈的一场暴风雨。卷在漩涡中心的并非郭美美，而是中国慈善的公信力。（详见第9版）

　　纷争四起

　　8、故宫夜盗

　　除了红十字会、中石化，另一个三番五次登上微博话题排行榜的机构，应该非故宫莫属。有些事和故宫关系不太大，如暴雨突袭北京后网友高呼“到故宫去看海”；有些事则为故宫原创，情节之环环相扣，进展之惊心动魄，微博一时无两。先是号称万无一失的安保网络被“小毛贼”轻而易举击破，展品被盗；案件告破后，送警方的感谢锦旗上又出现了错别字并死不认错；继而央视主持人在微博上又曝出故宫将建福宫开发成了“私人会所”。一系列连环风波，令这座皇宫大院着实蒙羞不已。

　　9、药家鑫案

　　这是一个已被谈论太多的案件，随着药家鑫6月7日的伏法，相关讨论在微博上已经告一段落。但尽管如此，围绕罪与罚、贫与富、情与法的争议，仍不啻为中国公众的一堂集体法律课。

　　10、拦车救狗

　　当看到装着数百条狗的卡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奔，你该怎么办？4月15日，有动物保护者的选择是：发微博，呼吁大家去解救。事情的发展就顺着这样的脉络展开，包括孙俪、敬一丹等名人在内众网友通过微博获悉此事后，立即驱车赶往京哈高速北京张家湾附近“拦车救狗”。在志愿者及现场爱心人士与狗贩的交涉下，最终狗狗被全部买下。然而随后就引发了志愿者高速公路强行拦车是否正当、花钱买狗到底值不值的争论。有网友认为，志愿者在救狗过程中做出了违法、危险的行为：在高速路阻拦运货车涉嫌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围堵限制货车开动涉嫌强迫交易罪。

　　11、吕丽萍反同风波

　　自从嫁给孙海英后，吕丽萍看上去也跟着“光荣”了起来。其令《羊城晚报》形容为“嫁鸡随鸡”的最新表现，是吕本人在微博上诋毁攻击同性恋的极端言论。也正因此，从6月底至今，有关同志话题的大辩论在微博上轰轰烈烈地展开，正方代表人物则是具同志身份的台湾知名主持人蔡康永，他连发两条微博指责吕丽萍“不懂做人的根本道理”。随后，众多大陆和港台名人明星也参与进来，包括宋丹丹、范玮琪、阿信等明星纷纷声援同志群体，台湾金马奖组委会也表示，暂缓邀请吕丽萍赴台事宜。

【作者】展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这一网络驱动型的公民参与，让滥用权力的人更加难以藏身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一段时间以来，微博参与和引导的公共事件使中国的社会生态发生了极大变化。据《2010中国微博年度报告》统计，去年舆情热度靠前的50起重大舆情案例中，微博首发的有11起，占22%。中国媒体在经历了五个舆论监督历程发展后开始进入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这一方面是社会的更加开放使然，另一方面还是拜新技术借力舆论监督之赐。微博，这一网络驱动型的公民参与，让滥用权力的人更加难以藏身，在推进整个社会信息公开的同时，消除信息不对称和暗箱操作，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常态的舆论监督。

　　对于中国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来说，2010年是微博元年。从去年9月份起，以9月10日宜黄拆迁事件为标志，以河北大学撞车事件、重庆一区委书记训斥开发商之“作恶门”为代表的微博革命兴起，“围观”政治开始出现。而2011年以来，从官员局长“开房门”到郭美美“炫富门”，再到四川会理县领导“悬浮照”事件，都在彰显着微博在舆论监督中的新力量，考验着我国官员对于新媒体形势下舆论监督的应对能力。

　　在西方也有媒体监督这个词，大概表述就是“看门狗”，和我们国内说的舆论监督概念是相通的。它实际上是媒体在一定程度代表公众进行监督，大致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一般的公开。即在《信息自由法》、《阳光法》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一类法律法规的保障之下，现代媒体通过海量的日常报道，让公众知道公权力如何运作、与公民有什么利害关系，使之透明化。我个人认为这种看似没有锋芒和硝烟的监督是最好的，因为它可以起到未雨绸缪的预防作用。

　　第二种就是源自英美的调查性报道，即媒体对权力滥用导致的重大腐败案例开展独立的采访报道。这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监督，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监督。现在有很多调查性报道都是在微博的推动和辅助下进行的，比如宜黄事件、郭美美事件等。首先在微博上发现，随后传统媒体跟进进行深度报道。在中国，这种矛头指向权力行使者的舆论监督由于不同官员的态度差异而起伏不定。

　　第三种监督形式就是媒体直接发表新闻评论(社论、个人时评)，对权力滥用以及相关的现象加以针砭和抨击，并剖析背后的制度根源。官方比较容忍这种常常针对政策和体制、而非官员本身的舆论监督，它随着都市报、互联网的崛起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加入而声势浩大，微博能够蓬勃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

　　传统媒体在监督权力方面受到技术和机制的制约，经常有死角和盲区，而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加上公民报道者包括微博发布者，就是努力消灭这种死角和盲区的新型社会力量。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比较像“人民战争”。首先，任何人只要是微博用户都可以发布信息和意见，打破了原来的传播样式，并且突破了传统媒体体制下的层层审批和限制，对舆论监督非常有利。再者，微博可以跨界传播，使原本不认识的人可以互相联系，对同一事件发表意见和看法。总的来说，微博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模式，使得中国的媒体去中心化，参与其中的公民越来越多，再加上意见领袖的引领，提高了信息曝光的效率。但是，它还不能取代传统媒体的作用，毕竟传统媒体更专业、更深入，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微博在推动社会进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一些乱象。比如谣言的传播和花钱买粉丝或者加V认证等。

　　与传统时代的政治相比较，信息社会的政治发生了诸多的蜕变。这不但改变了我们目前的政治生活状态，更改变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未来的政治生活。面对微博这个新兴舆论场，如何真正有效地进一步拓宽信息发布和管理渠道，消除政府与公众在沟通渠道上的障碍，值得关注。现在的政府微博以及官员微博培训都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本报见习记者 陈娟 采访/整理)

　　微博监督：国外也疯狂

　　即使是在西方，因为对于微博发言规则和边界的不熟悉，大多数政客和公共人物同样面临来自微博的全民监督

　　《国际先驱导报》见习记者陈娟发自北京微博源自西方，而“不吝于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一切”的中国它成为最大的新闻现场。事实上，当中国网民对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疯狂“人肉”、言语围攻时，国外微博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监督，毕竟，“负责呈现一切”这一原生属性注定了微博在提供家长里短的同时，又难免成为“负责批评一切”的公共平台。

　　“这就是数字社会媒体的危险，他‘犯了一个淘气的网络小错误’，经过网络媒体的放大，成为一个不可饶恕的伪善政治人物。”美国纽约州众议院议员安东尼·韦纳6月1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辞职，《纽约时报》对这一延续了三周的政治风波如此评论。

　　5月底，韦纳因为在即时社交网站推特上发布不雅照被曝光，一夕之间变得声名狼藉，终为此付出政治生命暂时中止的代价。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想起早在2009年时，英国首相卡梅伦就曾说过，“推特在一开始就给人带来了麻烦——推特上有太多消息可能挑起事端了。”

　　微博，这一曾经最受追捧的社交工具，短短时间便吸引了49个国家六十多个领导人。伴随着“微博外交”一词的诞生，它也在工业国家日渐沦为竞选工具和政令转贴板。然而，当政治家们纷纷利用微博树立国家和自身形象的同时，他们发现这里也是一个在瞬间可以毁掉声誉并断送前程的世界。

　　美加官员频陷不雅照丑闻

　　韦纳的政治丑闻始于一张发布在推特上的照片。5月28日，他通过推特账号把一张自己只穿内裤的特写照片传到21岁的西雅图女大学生科尔多瓦的推特网页上，同时，他的4.5万名网上粉丝也都看到了这张照片。此事遭共和党网站曝光后，韦纳的“艳照门”一发不可收拾，多名女子相继公开韦纳向她们发送的暖昧照片、邮件、短信等，包括他赤裸上半身、展示肌肉的照片(相关报道见本报第593期第7版)。

　　“为什么有权势的男人行为像猪？”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的提问用在韦纳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事实上，安东尼·韦纳并不是唯一需要上微博礼仪课的政客。

　　乔治·利普被称为加拿大版“韦纳”，他是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市进步保守党候选议员。2011年5月28日星期六晚上，一张男性生殖器特写照片出现在利普的推特上，时间长达20分钟，直到被管理推特的儿子发现并将其删掉。尽管随后利普和他的政党给出“参加竞选演讲时手机被偷”的解释，但还是影响了自己的竞选活动。

　　越来越多人在使用社交媒体微博推特、脸谱，且越来越呈跨国界跨文化交流沟通的趋势。它有可能使政客们在竞选中成为“战斗到最后的人”，也有可能把任何一个推上被告席。

　　只是拙劣的玩笑？

　　“请某人把布朗石刑处死吧。我不会告诉大赦国际的，这种行为会得到祝福。”2010年11月，英国伯明翰市保守党议员加雷斯·康普顿在推特发表评论说。而在此之前，著名的报纸专栏作家阿里布哈·布朗在接受第五直播电台采访中表示，任何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英国政治家都缺乏道德感，没有资格评论他国的人权问题。后来康普顿立即删除了评论，并称那只是一个拙劣的玩笑。但布朗对康普顿的道歉并不满意，称其评论存在煽动谋杀动机和种族歧视，把康普顿告上法庭。随后，英国警方以“违反《通信法》”罪名逮捕康普顿，保守党宣布无限期暂停其党员身份和党内职务。几乎没人对康普顿表示同情，而提倡自由言论的推特用户们也并不想支持一个攻击穆斯林妇女的保守党政客。

　　印度政坛使用推特的先驱人物、粉丝超过100万人的塔鲁尔，则因屡屡在推特上对政府政策“开炮”而闻名。当印度国大党正大力提倡节俭政策时，他因推特上的一句“玩笑”而陷入麻烦——作为曾经的外交国务部长，他在推特上将经济舱形容为“牛舱”，而坐经济舱出行就像“和一大群神圣的牛一起旅行”。这句评论被认为是在嘲弄其执政党的政策，塔鲁尔因此遭到了国大党的谴责，甚至还考虑对他进行处罚，直到后来辛格总理将其评论当成“玩笑”而不再追究。

　　政客们的新课程

　　按照惯例，作为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前资深成员，彼得·胡克拉斯特本应该对许多敏感信息保密。但是2009年2月份，他在推特上连续发布与共和党党首约翰·博纳率领的代表团抵达巴格达的消息，每隔几个小时发布一条，不断泄漏美国访伊代表团的行踪。比如，“乘坐插有伊拉克国旗的直升机进入绿区，现在正飞过宫殿，前往新的美国大使馆。这里似乎比想像的更为平静。”幸运的是，胡克拉斯特的微博“粉丝”中没有恐怖袭击分子，并未造成重大影响。

　　很多人都发现，不加防备地在网上发表评论可能导致尴尬的后果。英国威尔斯顿主教彼得·布拉德波特就曾针对他在推特上的评论公开进行了道歉，他发信息祝贺威廉王子和凯特订婚并希望他们“去法国度一个共和党式的假期”。尽管布拉德波特致歉说他参与“一个半公开的网上论坛”上的讨论是不理智的举动，但是他的上司伦敦主教仍在周二宣布他将被“无限期”停止公职。

　　去年《经济学人》5月刊《政治与微博》一文中曾指出，“微博使得政治家距离我们更近了。想要变得有价值，就需要改变他们的行为”，政治家们纷纷占领这一政界新时尚的领地，一度让微博成为内政外交的扬声器。然而，在社交媒体上，什么内容适合发表，什么不适合，什么是温和的批判，什么是玩笑，人们似乎仍没有规则和定论，大多数人不知道边界在哪里。伦敦经济学院媒体智库POLIS的负责人贝克特说：“人们不习惯一直被‘传播’，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中，对所有人都有一条学习曲线(即仍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以及在运用过程中不免要走弯路——本报注)。”而对于政治家们来说，在微博中寻找言论边界的学习显然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