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 1963年阿尔蒙德和维巴（Al-mondandVerba）《公民文化》一书问世以来，政治文化以及政治文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就政治文化与民主的关系而言，一般认为，政治文化中存在着促进民主生长和发展的民主因素和起阻碍作用的非民主或反民主因素。例如，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纯粹政治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地域型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下的社会成员对政府没什么期待，知道的政府事务很少，一般不参与政治活动。二是臣民型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下的民众能意识到政府和公共政策的存在，往往被动地接受政治权威，但是并不参与政治活动。三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下，社会成员对政府和公共政策有较高的认识水平，相信自身的政治活动能产生效果，对政治活动感兴趣并积极参与其中。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是这几种纯粹政治文化的混合物。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参与型政治文化与臣民型政治文化和地域型政治文化组合构成公民文化。由于一部分人积极参与，一部分人不参与，总体上说，这种组合使得政治参与保持在适度范围内。公民文化下，民众对政治保持适度兴趣并适度参与其中，同时容忍政治对手的存在。民众需要在参与和服从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一方面明确表达自己的声音以便政府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愿望，密切关注、监督政府的活动以便确保政府为民众服务；另一方面，民众需要授权给政府对社会进行治理，因此必须保持一种被动、不介入和服从的态度。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公民文化有利于实现稳定的民主。

　　再如，白鲁恂（LucianPye）指出，亚洲文化的下列特点对民主起阻碍作用：将对集体的忠诚置于个人自由和需要之上；政治权力私人化；回避对抗性关系；打压批评权威的声音；忽略对权力运行的制度性限制；等等。

　　民主政治文化包含如下内容：节制、容忍、信任、平等的观念，非暴力、相互妥协合作的态度，规则意识、法治意识、宪政意识，等等。尤为重要的是，社会成员要忠于民主制度本身，而不是把忠诚建立在政府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绩效的基础上，这样才能确保长治久安。这就要求制度本身民主、公平、合理、完善，能赢得全社会的衷心拥护。民主制度能促进政治稳定，但是不一定能提升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绩效。如果对民主制度的忠诚取决于政府绩效的好坏，一旦绩效出现问题，这类忠诚便不复存在，民众就可能挑战甚至破坏制度本身，从而影响政治稳定。

　　就选举民主而言，民主政治文化要求候选人诚实地、而不是以欺骗的手段竞取选票。要以公平地竞取选票为荣，鄙视欺骗选民的行径。具有民主理念的候选人不会大开空头支票，不会捏造事实，不会以贿选、暴力胁迫等不法手段赢取选票。从选民角度看，民主政治文化要求不同候选人的支持者认真、理性地投票，即便对自己或自己支持的候选人不利也要承认并服从选举结果。同时，选举必然使本来统一的选区暂时分化为支持不同候选人的界线分明的营垒。民主政治文化要求这些不同的营垒以理性的态度对待选举的纷争，要求这种分化随着选举的结束而结束。选举之后，各方一致支持新当选公职人员的工作。如果候选人或选民缺乏民主政治文化，不同阵营在选举过程中就可能势不两立、相互仇视甚至诉诸暴力，使得选举之后不同阵营之间的界线愈加分明，对立愈加尖锐，裂痕难以弥合，进而造成选区的永久性分裂。

　　民主政治文化的存在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政治建设的成败。如果一种政治文化缺乏非暴力、节制、妥协等民主要素，那么人们就会倾向于采用极端手段表达不满和诉求，不善于妥协，不善于诉诸理性，从而导致社会动荡，给社会造成破坏，不利于建设民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