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在某些领域促进了民主发展，譬如说在基层治理和党内治理方面，进行了很多创新性的努力。然而，与所承诺的民主目标相比，这些努力的深度和广度还非常有限。目前的任务是如何在现有的民主成果基础上找到进一步发展的着力点，使之既能够带来持续性和系统性的影响，又能够保持政治局面的可控性与稳定性。

　　着力点的寻找不需要一味地求新求异，而应该将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我国的政治框架与当前的政治问题务实地结合起来。

　　首先，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是为了发展更广泛、更真实的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它不仅包括国家领域的民主，还包括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民主，它不仅包括选举的民主，还包括决策的民主、管理的民主和监督的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

　　其次，国家的政治框架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政治制度。我们要认真地对待这套制度，它是先辈们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凝聚了立国者深刻的智慧与期望。一方面，我们不需另起炉灶，进行伤筋动骨的制度变革，而应该自信地在这套框架内，踏踏实实地发展民主；另一方面，我们不宜回避这套框架的核心方面，只发展那些边边角角的民主，而应该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本平台，堂堂正正地发展中国式民主。

　　再次，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社会冲突、特权腐败等政治问题。当前的民主发展一方面是长期政治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因此，民主发展是为了化解矛盾，而不是制造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矛盾发展到哪里，民主就发展到哪里。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中国的民生发展优先于民主发展，民主发展需要为民生发展服务。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无一不与民生有关。如果民主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不了有效的作用，老百姓就不能切实地感受到它是个好东西，它在当今中国的生存就会陷入困境。

笔者认为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中国民主发展的当务之急。它不仅与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我国的政治框架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而且能够有效地应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

　　第一，可以通过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在重大决策中的作用，以应对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拉大，一方面是现代经济某个阶段的发展所带来的，另一方面则是政策性失误带来的。一些与民主问题关系密切的重大政策，其出台的过程受到强势利益群体的干扰，而广大平民群体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譬如说房地产政策的制定，地产商以及与其利益相关的群体曾经发挥了过度的影响，这是导致房价快速上涨的关键因素。在引起群众不满之后，国务院终于调整政策方向，让住房问题回归民生。在此过程中，一些人大代表在影响决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今后涉及民生的重大政策制定，都需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实质性地讨论，那些严重不公平的政策是不大可能出台的。

　　第二，可以通过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在民意表达中的作用，以应对社会冲突频发的问题。当前社会冲突的规模和烈度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国家在治理过程中投入了相当大的成本，但效果不尽如人意。政治实践者，尤其是地方政治实践者主要采取防控的方式来应对这个问题。但这只能带来短期的稳定，不能解决民怨日益积累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加剧这一问题。一些较小的、较具体的问题演化为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其社会心理的动因是长期的积怨寻找到一个突破口，从而瞬间爆发出来。应对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民怨疏导机制，而目前的机制主要是行政性的，自上而下的，效果有限。那种自下而上的疏导机制会更加有效，人大制度的设计理念之一就是要提供这种机制。但现实是目前我国人大代表相对轻松闲适。这种严重的功能错位，不能说与社会冲突无法有效地化解没有关联。人大代表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政治医生，需要像新加坡的国会代表那样开政治诊所，定期听取民怨，给予诚实、有效的回应。如果有了这个互动过程，至少可以让很大一部分民怨不会累积起来。为了启动和提升这种互动过程，就需要调整当前的民情表达机制。有必要将信访部门升格为人大直属部门，人大负责人兼任信访部门负责人，同时为这种调整配备必要的权力和资源。

　　第三，可以通过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在监督政府中的作用，来应对特权腐败加剧问题。“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毛泽东的这句话是目睹了国民党特权腐败、失去民心之后的肺腑之言。温家宝有感于这句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我们的确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做法，譬如说监督热线、网络互动、民主座谈等等。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在立国者的政治承诺里，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监督政府的根本方式。我们不能回避这个方式，而去拼命发展其他方式。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加强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关键是强化人大对政府官员的问责权。要保证这种问责切实有效，需要调整当前的官员监督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调查权，就没有监督权。而当前对政府领导的调查权主要掌握在党的纪委部门、政府的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的手里。这些部门尽管在反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对弱化了人大的监督职能。因此，有必要在各级人大普遍设立监督委员会，将政府审计部门划归人大管辖。在当前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党的纪委部门与人大的监督委员会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譬如说让党的纪委书记出任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任。

　　在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体的政治框架内，做出这样一些调整，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务实性，是将长期目标与短期任务结合起来的妥当之举。这种调整也不宜全面开花，应该坚持中国式改革的经验，先试点，后推广。就目前来说，应该在矛盾比较集中的地方进行尝试，这个地方就是县市政府。这一层级是矛盾最集中的地带，这一层级的政府也是能有更多的办法解决矛盾的政府。在这个地方推进人大民主，可以产生有效性和稳定性的双重效果。

　　在当今的中国，在实现人民民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人大民主是本，我们需要本末兼顾，但不能舍本逐末。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应对当前政治问题的过程中，不偏离共产党的目标，不偏离共和国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