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吸取“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形成了“三个统一”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一、中国政治文明重要成果是汲取“文革”“大民主”教训的基础上获得的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挫折和曲折。但是，总的来看，我们还是走出了一条适应国家社会发展需要，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政治道路。从60年的全过程看，粗略地划分，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草创的时期、探索的时期，中国目前的四大基本政治制度当中有三个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这三个制度分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吸取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其核心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三统一”。西方有个“三权分立”，那是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中国有个“三统一”，这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二、人民革命塑造了党执政的合法性

　　人民革命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合法性的问题是政治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确切地翻译不是“合法性”，而应该是“正当性”，因为任何一个处于执政地位的政权，都会制定法律，使自身获得合法的地位。所以，仅从法律意义上讲，所有的政权都有合法性。这里所说的所谓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说一个政权有没有正当性。按中国的传统的说法，就是人心向背的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合法性（正当性）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承认并接受一个政权的管治。合法性（正当性）的表现可以有很多具体的形式，比如说选举、社会革命、默认等等。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地位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获得的，是亿万人民用他们的鲜血、生命、财产、情感和智慧换来的。有一首抗日歌曲唱道：“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在解放战争中，河南、山东等地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用小车支前，用小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推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这样获得的。如果从西方的政治学原理或西方法理学的角度，这叫做革命权，即人民革命塑造了政权的合法性。

　　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还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改变了国家的落后面貌，实现了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百年来中国人民期盼的强国之梦，这也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认同。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实质。

　　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有三大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有三个要点：

　　第一，从基本结构上看，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也就是说，既要保障人民的权利、自由，使社会发展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又要集中民智、民力，统筹兼顾，实现国家的战略性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和这样的一种结构是有直接关系的。

第二，在实现人民的权利方面，要逐步地进行。权利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争来的。从根本上讲，权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当具备了条件的时候，应当保障和扩大人民的权利。而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权利只能逐步地发展。

　　第三，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并没有完结，还需要进一步地探索，根据条件、任务和环境，主要是国际环境，来决定改革的策略和进度。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没有时间表的，也不可能事先人为地制定一个什么时间表，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谨慎地、周全地进行。

　　四、“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假问题

　　实现“军队国家化”有没有必要性？到底是党指挥枪好还是军队国家化好？

　　实现“军队国家化”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哪个国家的军队不是国家的，难道是私人的？军队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武装集团，它从来都是服从国家的利益、听从国家的指令的。问题还是出在这个“国家”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谁代表国家，谁是国家意志的人格化，这在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体制的问题。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所有武装力量，要听从中国共产党的指挥，因为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当然，军队要听从党的指挥。

　　党领导军队与军队属于国家并不矛盾，中国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是从其属性上而言的，而属性并不能够支配具体行为，其具体行为需要有一个有形的组织来决定。

　　五、政治体制改革既不应超前也不能滞后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是正确的选择，政治体制改革既不应超前，也不要滞后。总体上看，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相互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因为所谓的改革，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那种党政“一元化”领导体制中解脱出来。当时主要有四大举措：

　　一是废除了领导干部事实上存在的终身制，实行干部“四化”，这实际上是把一大批年富力强的拥护改革开放的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改革开放的组织基础。

　　二是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是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因素。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使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三是实行了简政放权，这更多的可以说是一种行政体制的改革，使基层和地方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四是进行了宪法改革，废除“四大自由”，使社会生活回到了法制的轨道。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得以实行，中国人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自由得到了逐步的扩大。这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扩大民主和自由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取向的。

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个相互适应的问题，总体上来讲，政治体制改革受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它需要满足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一些问题，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的新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治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

　　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也为经济社会发展开辟道路。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又不能超前，人们只能完成他们有条件完成的任务，当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政治发展就不能够实现。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推进政治发展往往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制相适应是正确的选择，政治体制改革既不应超前，也不要滞后。

　　六、政治体制改革难在效力性、条件性问题上

　　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哪里？如何消除这些阻力？

　　效力性、条件性问题使政治体制改革难有简单的解。阻力也许有些简单化，似乎不是什么阻力的问题。在大量的调研当中，一个总的感受还是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现在的很多事情总是处于矛盾之中，很难有一个简单的解，任何一种措施，效力总是有限的，同时，还会带来副作用。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是在权衡，即权衡利弊得失，在这一点上，政治学越来越像经济学了，总是在算细帐，那种“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事情不能说没有，恐怕是少之又少了。

　　第二方面，还是条件的问题，有许多想到的主意，乃至于国外成功的经验，在中国意义不大，主要是条件不同。中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文化来探索自己的解决方案。

　　七、民意实现程度取决于其是否真实、可靠和有效

　　中国的一切权利都归人民。民意实现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其真实性、可靠性与有效性大小。怎么知道什么是民意呢？又怎么知道是否顺从民意呢？这里本身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性——人民究竟是什么？人民这个自在物过于庞大了，以至于他们不能够自己表达。人民要作为一个有行动能力的历史的主体，就需要有人来组织，他们的意志需要有人来概括，人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行动的主体，就取决于他的代表，取决于这种代表的真实性、可靠性和有效性。

　　八、解读历史周期律：化解矛盾才能达到动态平衡

　　中国如何避免回到两千多年官僚治国的历史兴亡周期律?

　　化解矛盾才能让国家达到动态平衡、延续生命。现在史学界有一种新的史学观，也许还是有一定的值得思考的价值，这就是王朝兴替论。历史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一个新的社会与一个旧的社会，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一个新的社会与旧的社会相比总是有所变化、有所不变的。如果抽象一些说，任何一个社会，或者说任何一种体制，在经过长期发展之后都会积累大量的矛盾，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很好的化解，就有可能导致社会或体制的解体，并为另外的一种社会和体制所替代。当新的社会和体制出现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积累矛盾，也许会重蹈覆辙，这也是一种历史兴亡的周期律。

　　这种现象有一定的历史普遍性。要想避免这样的规律性，或者说尽量使一个国家的兴盛得以延续，那就要不断地化解这个社会层出不穷的矛盾，以达到一种社会的平衡，也许是相对的、动态的平衡。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那种所谓的“兴亡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