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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
作者:冯虞章
文章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年7期
【内容提要】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确立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在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是没有根据的;对于在“普世价值”旗号下宣扬的价值观,要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廓清其迷雾,明辨其实质。

“普世价值”之说渐见流行。或宣扬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或赞颂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或把所谓儒家经典中的“圣心王意”、“天道性理”奉为“普世价值”。既然是普世价值,似乎就符合世间一切人的利益,凡是世人都应趋而奉之,不会说“不”了。这就不免使人有些神秘感。更有趣的是,有的舆论一面把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内容说成是“普世价值”,一面又把所谓“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叫人摸不着头脑。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分析讨论。



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这为我们观察问题提供了一把重要的钥匙。对于眼下被宣扬者说得有点玄乎的“普世价值”说,我们也不妨首先回到相应的实践中去,这样就比较容易看清它的实质,还其本来面目,使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

就说美国所谓的“普世民主”。在美国当权人物的词汇里,其“民主”、“自由”是上帝赋予他们的一面道德旗帜,是无与伦比的“普世价值”。他们有在全世界推广和实施这种“普世价值”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套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普世”外衣包裹着的“民主”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那就来看看它在伊拉克的实践。第一步,他们为了向一个主权国家输出“普世”民主,作为其“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突破口,先编造欺世谎言,为大规模入侵制造借口;第二步,他们用巡航导弹等尖端武器迅雷不及掩耳地摧毁这个国家的防御和设施,随之陆军、空军、海军、海岸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全面出动;第三步,他们实施大规模地面入侵和全面军事占领,实现政权更迭,按照美式民主要求,举行刺刀下的大选,确立中东民主“样板”。此后,就是几年来有目共睹的军事占领下的“民主”伴随着骇人听闻的暴力活动,教派冲突,腥风血雨,伊拉克人民深陷灾难和恐怖之中。人们会问,这里难道体现了什么“普世价值”吗?显然,这里只有为对外推行“美式民主”而破坏国际法准则的悍然入侵和占领,只有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民主”旗号下觊觎伊拉克石油利益和推行霸权主义的恶劣记录。哪里有什么“普世价值”的影子呢?

耐人寻味的是:随着美国在伊拉克遭受重挫及其“民主”计划实践恶果的暴露,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从张狂到失势,其中一位著名学者福山的思想悄然演变。

福山在1989年夏提出了“历史终结论”,随后形成专著,名噪一时。他把苏东剧变和国际局势的走向,解释为不仅是冷战的终结,而是“这种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思想进化史的终结”,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已没有任何其他对手”,将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而且西方的自由主义政体将作为政府的最终形式得到普遍推广”,成为“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既然如此,西方的自由民主当然无可争辩地确立为“普世价值”了。从福山的这种“历史终结论”来看,说他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和美国政府的“民主计划”提供了舆论支持,是不为过的。然而,福山终于“背叛”新保守主义了。伊拉克战争的实践,军事占领和腥风血雨,把“民主计划”鼓吹的一切击得粉碎。攻打伊拉克以后,各国包括美国盟国人民对美国的强烈反感情绪,使福山大感震惊。他从对出兵伊拉克产生怀疑,到认为伊拉克战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虽然他抱怨人们误解了他的“历史终结”的观点,但是不得不承认“很多人将我关于历史终结的观点与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及美国的战略霸权联系在一起”。于是,形势的发展促使福山不得不与新保守主义公开决裂。

至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福山退而认为,虽然生活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的愿望是普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普世愿望是存在的”,因为这种愿望是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和随着一定的社会条件“而产生的现象”。在我们看来,既然接触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联系,即因不同国家、民族的社会条件的差异而不相同;而民主的发展最终要求付诸于一定的“社会自身”,这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动摇了把西方的自由主义及其政体奉为“终极”的“普世价值”的根基。
众所周知,伊拉克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美国“民主计划”的唯一实践。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美国指责不按“美式民主”行事的国家是“独裁”、“专制”、“暴政”;把为自身利益发动的战争说成是人道主义干预,实际上是用刺刀术输出“民主”;它煽动和介入一些“不民主”国家的政权更迭,而对另一些“不民主”国家却提供军事援助;它打着“民主”的旗帜策动“颜色革命”,支持反对派大搞“街头政治”,或借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或使另一些国家非亲美的现政权改变为亲美政权。如果亲美势力不能在选举中获胜,就指责选举“不民主”,抑或采取制裁措施,抑或继续鼓动“街头政治”等等。这一切事实充分说明,在“普世”旗帜下推广美式民主的实质,是要推行和确立美国的世界霸权。这种“普世民主”的价值,乃是对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价值。



为了深入地认识问题,阐明我们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为什么在历史领域不应侈谈普世价值,在作前面这样的典型剖析的同时,还需要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进一步进行分析和讨论。

为此,我们要回顾和援引恩格斯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分析批判。

杜林是一个先验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他为了鼓吹人类历史领域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先确定了他的道德观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认为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而且不容许“对这些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望”。他的道德论就是这种普遍适用的“永恒真理”。如果用今天有的人的语言,这些原则显然也就是“普世价值”了。对这种“永恒道德”论,恩格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首先,恩格斯指出道德是具有历史性的。人们的道德观念因历史时代、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变更。就拿道德领域被认为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恶来说,其对立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 因此,不存在超历史的适合于一切民族和时代的善恶观念。其次,恩格斯指出,在阶级产生以后,道德又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因此,不存在超阶级的,对各阶级都“绝对适用”的道德。与此同时,恩格斯还分析了不同阶级的道德论中的某种共性和不同社会形态中某种共同的道德戒律的问题,指出由于“有共同的历史背景”,不同阶级的道德论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的。但归根到底,人们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经济关系中获得伦理观念的,所以各个阶级“都各有自己特殊的道德”。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似或限制,不同的社会里也会有大致相同的道德论,但这绝不意味着“永恒道德”的存在。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但是,在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从而“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如果有人把切勿偷盗宣布为道德原则,就只会遭到嘲笑了。

所以,恩格斯说:“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他说,在历史发展中,道德方面“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我之所以较多地回顾和援引恩格斯对于杜林“永恒道德”的剖析,是因为这里直接涉及对所谓存在着具有“绝对适用性”的道德原则的评析。杜林鼓吹“永恒道德”的借口,就是认为存在着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道德原则,即类似于今天一些人所说的历史和道德领域里的“普世价值”。因此可以认为,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深入剖析,实际上也为我们今天看待“普世价值”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由此,也可以进而形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1. 在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是没有根据而站不住脚的

既然前面的剖析已经说明,不存在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道德原则和“永恒道德”,其逻辑的结论就是,这个领域并不存在“普世价值”。或者换个角度来说,价值观与道德观具有同一的一面,相互贯通、相互制约。因而,价值观如同道德观一样也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历史发展中不同阶级的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各不相同,以至相互对立。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超历史、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何况,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人性,而没有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的“永恒”的“普遍人性”,又何来作为这种“普遍人性”的价值取向和观念表现的“普世价值”呢?

诚然,当年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的首领,在同封建贵族的斗争中提出的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的价值观,不仅代表本阶级的利益,也代表当时劳动阶级的利益。这种状况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资产阶级在当时处于历史发展中进步阶级的地位造成的。尽管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同自己的对立物的矛盾冲突和不同的价值诉求就存在了。所以,“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同贵族斗争时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 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更表明了其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被宣布为主要的人权之一的则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

2. 对于在“普世价值”旗号下宣扬的价值观,应当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这是承认价值观、道德观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它的实质,给予其符合事物本来面目的评价。我们以民主问题为例。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和阶级统治的形式。不能只看到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采用的某些具体形式和做法,而忘却了事物的本质。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普世民主”,有的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的民主。所谓“一般民主”、“普世民主”等等,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用来掩盖民主的阶级性质,借以欺骗群众和输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策略。从美国世界霸权的战略来看,苏东剧变后,它在“普世”旗号下推广美式民主的战略重点,指向了中国。美国《时代周刊》网站的一则报道,就明确地说:“美国希望中国将发展成民主国家的这个观点,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是美国与一个不以为然的独裁政权保持密切联系的主要原因。”国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把他们鼓吹的那一套说成是“普世价值”,把苏东剧变后原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和一批东欧国家相继加入欧盟,称颂为“寄托着人类的希望”,说这使“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并声言要促成我们党“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非常清楚,他们要求奉行其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的实质,是顺应国内外敌对势力“西化”中国、“演变”中国的图谋,力图使中国也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

所以,在民主问题上,邓小平一面指出,在发扬民主方面我们在“制度上还有许多不完善”,要把发扬民主作为“全党一个长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一面又指出,要看到“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对这些所谓‘民主派’的总的倾向和真正目的是什么,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天真。”他告诫:“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根本精神,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政治法律制度保证。这里鲜明地体现了在民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并非所谓追求“普世价值”。

3. 不侈谈“普世价值”,又要在实践中通过扬弃吸收历史上和外国有进步作用的价值观、道德观的有益内容

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虽然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的产物,但首先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因此,我们既否定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永恒道德”、“普世价值”,认为对于道德传统、伦理文化应当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又强调必须立足于今天新的时代实践,通过扬弃、吸收外国文明优秀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

如关于对待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当今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宣扬说:“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把儒学重塑为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认为根据其所谓“天道性理”的一套主张,具有高于其他所有合法性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俨然是“普世价值”,舍我其谁了。新儒家的那一套儒家原教旨主义的主张,历史倒退色彩浓厚且荒唐,而且被他们纳入了“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儒化的原则,就是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轨道。这样也就势必曲解传统文化的精华,严重妨害对于真正优秀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利用。

对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对伦理文化的扬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要看它对于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的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把批判、继承、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立足于新的时代实践,造成传统从旧质向新质转化,实现对古代优良传统的批判继承与超越,使之适合今天的历史发展和中国人民今天的实际需要。就对中国历史长期发生影响的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而言,孔子以“仁爱”释仁,表现了一种宽大的胸襟和道德境界;但他又把“仁”和“礼”相联系,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这表明“仁”的基本含义是要求通过约束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维系旧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这种伦理观念是同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一定时期相适应的,因而在历史上有过进步作用。但即使如此,在封建制度下,这种“仁爱”学说也不能不同它的实践严重脱节。剥削者的“己所不欲”,是不可能不施欲于劳动人民的。当阶级对抗激化时,这种学说就更显示出虚伪性和欺骗性来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它进行检查时,就发现孔子的“仁”“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因而对于“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

“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就是要尊重历史的发展,既反对全盘抛弃的历史虚无主义,又反对全盘吸收的文化保守主义,努力在批判继承中实现创新。正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在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扬弃中,毛泽东对古代的伦理观念“仁”进行了改造,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并吸收了古代“民本”思想的有益内容,进而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崭新的伦理观,在党的长期奋斗中形成了“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的优良传统。这是在扬弃中融批判、继承、创新于一体的光辉范例。



我们讨论“普世价值”问题的意义,在于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廓清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确立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以有助于更好地揭露在“普世价值”外衣包裹下的错误思潮的实质,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此,还必须指出以下几点。

1. 宣扬“普世价值”的典型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同志不应把“普世价值”当作时髦的用语,随声附和

鼓吹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的实质,以及为什么我们应当拒绝把它那一套所谓“普世”的“民主”、“自由”、“人权”强加给我们的图谋,而坚持走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已大体如前所述。还有人把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私有化和非调控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推崇为“普世价值”。近几年来,宣扬“普世价值”的舆论比较集中在民主、自由、人权和私有化等问题上,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坚持和通过改革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这是国内外某些势力打着“普世”旗号,把他们那一套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要求塞给我们,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手段。有人声称:“市场经济容纳不了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市场经济是统一的”,“各国都必须按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规则去行事”,“什么又要改革开放,又要四个坚持啊”,“这些都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统一要求”。并声言:“要实行现代化,就要西化,就是要实行西方那一套。”这里虽然没有“普世价值”的用语;但其逻辑,正是借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奉为“普世价值”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借把全盘西化奉为“普世价值”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触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道路问题。这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国内外某些人宣扬的“普世价值”说,具有极大的政治尖锐性。我们的同志自然不应把“普世价值”当做时髦用语随声附和。有的文章把党的十七大强调的解放思想解读为“我们应该追求‘普世价值’”;有的把党的文件中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以及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等,都随心所欲地解释为所谓选择了“普世价值”;有的甚至说“普世价值不应成为迁就民族特色的祭品”,要转向“普世价值体系”,“拥抱普世价值”。这是一种混乱而错误的观念,是同党的基本理论相悖的,也是违背十七大精神的。我们要注意同用“普世价值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倾向划清界限。

2. 为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那种把“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的主张和倾向,认清它的严重危害,消除它的影响

所谓“淡化意识形态”或“去意识形态化”,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潮,其哲学基础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由此出发,必然否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用抽象的“共同人性”、“人类本性”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从而,也就把否定阶级分析的所谓“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奉作“普世价值”。

这种观点无疑是很虚伪的。因为“淡化”也好,“去”也好,它要“淡化”和“去”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去”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由于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西方思想文化渗透等原因,崇尚“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在党内和社会上一定范围内较为广泛的存在着。并由于抽象人道主义和“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某些舆论阵地上不断出现而得到加强。这种“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较之前面剖析的在“普世价值”外衣下的错误思潮,是从否定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方法论的层面上提出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有其特殊的危害性。这种倾向的蔓延,将会严重危害党对意识形态领导的主动权;严重危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也将严重危害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它会对青年学生的成长产生双重不良效应。一方面,由于崇尚“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会大大削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崇尚“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会对各种渠道来的错误思潮缺乏必要的戒备和鉴别力,而受其污染和侵蚀。那种一面在“普世价值”旗号下宣扬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一面又把“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的舆论,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并继续加以研究。

3. 价值观念的普遍性,在不同领域和不同问题上情况有所不同

一种价值观、道德观有多大的普遍适用性,受制于现实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中互相联结又互相矛盾的错综复杂的利益主体。即使在现今凸现的一些全球性问题上,也因不同国家的利益矛盾或有的执意采取双重标准等原因,而态度各异以致对立。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给予正确的应对。

恩格斯在谈到社会生活中某种确定无疑的事实和常识是否“永恒真理”时说,“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是不聪明的,这对我们看待“普世价值”问题也有意义。当然,真正的普世价值、普世道德是会有的。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超出阶级的价值观、道德观。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的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普世价值、普世道德的发展也才成为可能。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时代了。

作者冯虞章(1936-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

(2008-09-27 16:00:00 点击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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