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良同志最近写了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8集教育参考片的商榷文《苏联剧变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下简称“黄文”）。我们作为课题组的参与者和研究者，与其商榷如下。
一、苏联解体是其执政党变质并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致
黄文反复强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体制”，是“苏联体制导致了丧权亡党”。
黄文的这个结论与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是不相吻合的。江泽民同志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1显然，苏联亡党亡国就是因为党的内部出了问题，是执掌党的最高权力的戈尔巴乔夫等人背弃了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我们课题组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因此，这部八集教育参考片是围绕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面展开总结经验教训的。
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只能坚持、巩固、完善。这个制度所体现的具体形式即体制，则应根据国情的不同而多种多样，并应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不断地进行改革。所谓“苏联体制”，一般来说，是指从属于苏联社会制度下的具体领域的体系，如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等。黄文为了证明“体制”导致苏联解体的决定性作用，大段引证邓小平同志批评苏联体制的话语，而抛开邓小平同志所反复强调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不谈，这种片面解释不能说服人。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和整个过程中，不但主张改革体制，而且也十分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们和黄文的根本分歧在于：改革应主要是针对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而绝不能是在改革体制的旗号下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戈氏等人上台之后的所作所为，使得苏联党和国家的基本性质发生了变化，进而造成了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命运。这是一个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
黄文却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完全归结为斯大林时期的体制。苏联的“体制”经过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时期各阶段的体制变化、差异极大。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咎于斯大林体制，是不能说服人的。
究竟哪个时期的体制是导致苏共败亡、苏联解体的缘由之一？斯大林时期中央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适应了被帝国主义列强包围的情势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t使得苏联取得了工业化和卫国战争等伟大胜利，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个体制当然也有弊病，特别是需要在不同｜的情况下不断改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就采取了科学分析的态度，从1956年《论十大关系》问世之时就表明注意对这个体制进行改革，并开始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邓小平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继续对这个体制进行改革，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邓小平同志对“苏联体制”采取的是有分析的、具体的、辩证的态度。1957年4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厂我们这几年搞得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有苏联的经验”，“我们要继续学习苏联，还要会学。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2。这里所说的苏联经验就包括苏联体制。这充分说明邓小平既肯定苏联体制先进的一面，也指出其弊病的一面，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苏联解体，有当时苏联体制弊端方面的影响，但这绝不是根本原因。其实，恰恰是戈氏执政期间借口改革所谓“体制弊端”，而从根本土改变了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才出现了亡党亡国的恶果。
黄文在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的同时，力图说明“领袖集团”与苏联解体没有多大关系。黄文的这一说法既不符合苏联实际，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对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早就做过明确的论述。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一定条件下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列宁说过：“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也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3一个领袖人物如果能深刻认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便能顺应历史潮流，就能创造丰功伟绩。反之，如果他违背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就会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几年，我们课题组几次到俄罗斯访问，深切感受到俄罗斯各界对戈氏给俄罗斯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的痛恨，也深深感受到那些为戈氏罪责的辩解是多么苍白无力。在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过程中，作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等人难逃干系。邓小平同志始终认为，党和国家的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4。邓小平说得真好。
苏联解体，其根本原因出在苏共党内。其党内问题也是各种各样，体制仅是其中之一，并且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我们在解说词中，有专门一集谈到党的组织路线，也在其它各集中谈到与体制相关的其它问题。体制形成以后当然会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但归根到底体制是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确立和贯彻一定的体制要靠一定的理论来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有了错误的理论指导，便一定会有错误的行动。所以，我们认为，苏共最终的垮台，发端子理论，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领导集团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最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我们至今仍坚持这一观点。
二、正确评价斯大林必须遵循唯物史观
黄文一面说苏联解体“不能过分的追究领导人个人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却自相矛盾地把苏联30年代的一切错误归于斯大林个人。他甚至说：“全盘集体化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30年代大镇压动摇了苏联执政的基础。斯大林对此要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两大运动都是斯大林在政治局尚未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发出方针性的指令的。”
苏联农业集体化开始是由列宁提出的，联共（布）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决不是斯大林未经政治局讨论而做出的个人指令。在联共（布）十五大上，关于集体化问题的报告是莫洛托夫做的5。苏共党的十五大，较充分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民主集中制。《苏联通史》是这样记载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为农业集体化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6即使是在1929年以后加快农业集体化进程的时期，农业集体化的重大决策也是苏共领导集体决定的。1930年1月5日，联共中央集体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支援集体化建设的措施》的决议；1930年3月联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7。
黄文的说法到底有何根据呢？苏联的谷物产量在1913年是48亿普特，至1937年已增加到68亿普特，1958年是85亿普特8。黄文所谓“全盘集体化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的说法又有什么根据呢？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过失误，在战后恢复工作中有“重工轻农”现象，结果导致了农业特别是畜牧业下降，速是工作失误，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当1954年苏共采取了新措施加强农业之后很快有了好转。苏联通过农业集体化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西方老牌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但却避免了它们“羊吃人”、“血与火”的掠夺与战争的罪恶道路。
30年代镇压破坏苏联制度的敌对分子的决策也是苏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尽管其中有严重错误，但肃反本身则是必需的。不论当时联共（布）的决议实行民主的程度如何，但起码不能说完全是斯大林个人的“指令”。列宁、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在1971年2月的谈话中仍然坚持：“党的清洗工作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9。“我对这项政策负责。……犯过严重错误，也有过火行为，但是整个政策是正确的。政治局全体成员，其中也包括我，对错误都有责任”10。
根据苏联和俄罗斯官方不同时期的统计，肃反被判死刑者在68万人左右，根据叶利钦后来签署的《为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法案》，大清洗期间被镇压的人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能平反。黄文渲染的“用几百万人的尸体铺路”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西方和苏共敌对势力叫嚷的“大清洗造成几千万的死难者”是别有用心的。黄文说大清洗“动摇苏联执政基础”。如果真是这样，当时苏联不但没有解体，还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之后又万众一心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这又如何解释呢？
总之，事实充分说明：第一，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和肃反不是斯大林一个人未经过政治局所下的个人指令；第二，这两个重大举措并没有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也没有动摇其统治的根基。
黄文说的“国内有人要求重新评价斯大林”，是以此影射我们。其实我们党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一以贯之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对斯大林就做出了“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1的评价，这是公正、科学的。1978年11月，邓小平淡到斯大林问题时也说：“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12。我们课题组在这个问题上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对斯大林评价的基本立场；只是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我们没有重新评价斯大林。如果说“国内有人要求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话，是否有这样的人想要通过“重评”来否定我们党上述一以贯之的正确结论，想在本质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要求重评斯大林的人确实有，但决不是我们。
三、认真、科学地总结苏联剧变教训，确保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
《居安思危》虽写的是苏共兴亡，但对我党更好执政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个立意恰恰也是《居》片的主要目的。但黄文却指责某些总结苏共亡党成果的“政治倾向同我党新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明显不一致”，因此，我们就不能不严肃对待。
中国共产党人对苏共亡党教训做了深刻的总结（如本文第一部分引用的江泽民同志的话），许多内容已经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学说之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新理论成果都体现了这一点。这些就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执政理念。《居安思危》到底有哪一条与党的执政新理念不一致呢？
通过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苏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的本质区别，突出表现在我们党在改革中坚持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两种改革观的分界线，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命运的分水岭。
我们坚持认为，在国际国内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我们党一定会从苏联亡党亡国的无情现实中汲取应有的经验教训，毫不动摇地坚持深化改革，同时又毫不动摇地坚持谍草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党和国家、民族决不会重步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尘。
1、《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30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63～264页。
3、《列宁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5、［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
6、［苏］安•米•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三联出版社，1980年版，第592页。
7、1930年3月15口［苏］《真理报》73号。
8、《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53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11页。
9、［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67页。
10、［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70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上）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清华大学教授
一、苏联解体是其执政党变质并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致
黄文反复强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体制”，是“苏联体制导致了丧权亡党”。
黄文的这个结论与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是不相吻合的。江泽民同志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1显然，苏联亡党亡国就是因为党的内部出了问题，是执掌党的最高权力的戈尔巴乔夫等人背弃了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我们课题组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因此，这部八集教育参考片是围绕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面展开总结经验教训的。
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只能坚持、巩固、完善。这个制度所体现的具体形式即体制，则应根据国情的不同而多种多样，并应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不断地进行改革。所谓“苏联体制”，一般来说，是指从属于苏联社会制度下的具体领域的体系，如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等。黄文为了证明“体制”导致苏联解体的决定性作用，大段引证邓小平同志批评苏联体制的话语，而抛开邓小平同志所反复强调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不谈，这种片面解释不能说服人。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和整个过程中，不但主张改革体制，而且也十分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们和黄文的根本分歧在于：改革应主要是针对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而绝不能是在改革体制的旗号下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戈氏等人上台之后的所作所为，使得苏联党和国家的基本性质发生了变化，进而造成了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命运。这是一个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
黄文却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完全归结为斯大林时期的体制。苏联的“体制”经过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时期各阶段的体制变化、差异极大。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咎于斯大林体制，是不能说服人的。
究竟哪个时期的体制是导致苏共败亡、苏联解体的缘由之一？斯大林时期中央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适应了被帝国主义列强包围的情势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t使得苏联取得了工业化和卫国战争等伟大胜利，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个体制当然也有弊病，特别是需要在不同｜的情况下不断改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就采取了科学分析的态度，从1956年《论十大关系》问世之时就表明注意对这个体制进行改革，并开始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邓小平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继续对这个体制进行改革，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邓小平同志对“苏联体制”采取的是有分析的、具体的、辩证的态度。1957年4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厂我们这几年搞得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有苏联的经验”，“我们要继续学习苏联，还要会学。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2。这里所说的苏联经验就包括苏联体制。这充分说明邓小平既肯定苏联体制先进的一面，也指出其弊病的一面，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苏联解体，有当时苏联体制弊端方面的影响，但这绝不是根本原因。其实，恰恰是戈氏执政期间借口改革所谓“体制弊端”，而从根本土改变了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才出现了亡党亡国的恶果。
黄文在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的同时，力图说明“领袖集团”与苏联解体没有多大关系。黄文的这一说法既不符合苏联实际，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对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早就做过明确的论述。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一定条件下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列宁说过：“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也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3一个领袖人物如果能深刻认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便能顺应历史潮流，就能创造丰功伟绩。反之，如果他违背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就会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几年，我们课题组几次到俄罗斯访问，深切感受到俄罗斯各界对戈氏给俄罗斯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的痛恨，也深深感受到那些为戈氏罪责的辩解是多么苍白无力。在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过程中，作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等人难逃干系。邓小平同志始终认为，党和国家的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4。邓小平说得真好。
苏联解体，其根本原因出在苏共党内。其党内问题也是各种各样，体制仅是其中之一，并且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我们在解说词中，有专门一集谈到党的组织路线，也在其它各集中谈到与体制相关的其它问题。体制形成以后当然会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但归根到底体制是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确立和贯彻一定的体制要靠一定的理论来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有了错误的理论指导，便一定会有错误的行动。所以，我们认为，苏共最终的垮台，发端子理论，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领导集团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最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我们至今仍坚持这一观点。
二、正确评价斯大林必须遵循唯物史观
黄文一面说苏联解体“不能过分的追究领导人个人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却自相矛盾地把苏联30年代的一切错误归于斯大林个人。他甚至说：“全盘集体化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30年代大镇压动摇了苏联执政的基础。斯大林对此要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两大运动都是斯大林在政治局尚未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发出方针性的指令的。”
苏联农业集体化开始是由列宁提出的，联共（布）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决不是斯大林未经政治局讨论而做出的个人指令。在联共（布）十五大上，关于集体化问题的报告是莫洛托夫做的5。苏共党的十五大，较充分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民主集中制。《苏联通史》是这样记载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为农业集体化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6即使是在1929年以后加快农业集体化进程的时期，农业集体化的重大决策也是苏共领导集体决定的。1930年1月5日，联共中央集体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支援集体化建设的措施》的决议；1930年3月联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7。
黄文的说法到底有何根据呢？苏联的谷物产量在1913年是48亿普特，至1937年已增加到68亿普特，1958年是85亿普特8。黄文所谓“全盘集体化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的说法又有什么根据呢？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过失误，在战后恢复工作中有“重工轻农”现象，结果导致了农业特别是畜牧业下降，速是工作失误，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当1954年苏共采取了新措施加强农业之后很快有了好转。苏联通过农业集体化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西方老牌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但却避免了它们“羊吃人”、“血与火”的掠夺与战争的罪恶道路。
30年代镇压破坏苏联制度的敌对分子的决策也是苏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尽管其中有严重错误，但肃反本身则是必需的。不论当时联共（布）的决议实行民主的程度如何，但起码不能说完全是斯大林个人的“指令”。列宁、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在1971年2月的谈话中仍然坚持：“党的清洗工作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9。“我对这项政策负责。……犯过严重错误，也有过火行为，但是整个政策是正确的。政治局全体成员，其中也包括我，对错误都有责任”10。
根据苏联和俄罗斯官方不同时期的统计，肃反被判死刑者在68万人左右，根据叶利钦后来签署的《为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法案》，大清洗期间被镇压的人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能平反。黄文渲染的“用几百万人的尸体铺路”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西方和苏共敌对势力叫嚷的“大清洗造成几千万的死难者”是别有用心的。黄文说大清洗“动摇苏联执政基础”。如果真是这样，当时苏联不但没有解体，还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之后又万众一心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这又如何解释呢？
总之，事实充分说明：第一，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和肃反不是斯大林一个人未经过政治局所下的个人指令；第二，这两个重大举措并没有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也没有动摇其统治的根基。
黄文说的“国内有人要求重新评价斯大林”，是以此影射我们。其实我们党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一以贯之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对斯大林就做出了“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1的评价，这是公正、科学的。1978年11月，邓小平淡到斯大林问题时也说：“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12。我们课题组在这个问题上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对斯大林评价的基本立场；只是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我们没有重新评价斯大林。如果说“国内有人要求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话，是否有这样的人想要通过“重评”来否定我们党上述一以贯之的正确结论，想在本质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要求重评斯大林的人确实有，但决不是我们。
三、认真、科学地总结苏联剧变教训，确保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
《居安思危》虽写的是苏共兴亡，但对我党更好执政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个立意恰恰也是《居》片的主要目的。但黄文却指责某些总结苏共亡党成果的“政治倾向同我党新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明显不一致”，因此，我们就不能不严肃对待。
中国共产党人对苏共亡党教训做了深刻的总结（如本文第一部分引用的江泽民同志的话），许多内容已经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学说之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新理论成果都体现了这一点。这些就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执政理念。《居安思危》到底有哪一条与党的执政新理念不一致呢？
通过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苏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的本质区别，突出表现在我们党在改革中坚持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两种改革观的分界线，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命运的分水岭。
我们坚持认为，在国际国内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我们党一定会从苏联亡党亡国的无情现实中汲取应有的经验教训，毫不动摇地坚持深化改革，同时又毫不动摇地坚持谍草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党和国家、民族决不会重步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尘。
1、《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30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63～264页。
3、《列宁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5、［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
6、［苏］安•米•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三联出版社，1980年版，第592页。
7、1930年3月15口［苏］《真理报》73号。
8、《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53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11页。
9、［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67页。
10、［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70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上）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清华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