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山会议”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最为张狂，反共面目更是暴露无遗。贺卫方在“西山会议”所讲的“宪政”并非信口开河，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合理性、合法性的“追问”，是一以贯之的。

    贺卫方2005年10月25日在郑州大学演讲，题目叫做《司法改革的空间拓展》，是从“政治体制问题”切入的。他说“我们对目前的政治制度还不能够很好地接受合理的政党制度，不能设法改变现实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实现全国人大真正意义上的议会化”，矛头指向共产党的领导。

    贺卫方 2004年7月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以《宪政的趋势：世界与中国》为题的演讲中说：“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应该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和政党制度也有一定关联。因为我们的法院内部也有党委、纪检部门。” 暗喻司法部门也“没有必要成立党组织”。

    贺卫方2003年10月28日在南京财经大学以《撑起中国宪政的九大支柱》为题作报告说：“咱们的这个党怎么办？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的地位到底是什么？党的权力能不能加以限制？为什么党的权力可以说是无边无界，无微不至？能不能加以改变？……所以党的改革历来很敏感。不能够乱说。一说经常会出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要稍微回避一下。” 其实，他才不“回避”什么，就在这次演讲中“乱说”起来，指责中国“一党独大”、“任何所谓的一党独大——只有这个党有执政权，其他都没有，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相互制约和互相监督。”

    他的多次宪政布道演讲，无论讲“宪政的发生”，还是讲“宪政的支柱”，都力主“政教分离”。他说：“西方国家领导人没有人提出某种个人学说，让全国的人民跟着学习，为什么我们这儿总是谁是世俗的最高领导人，谁就是精神的最高领导人，大家都要学习他的思想？”“我们也没有看到美国的哪个总统提出‘三个代表’学说，在美国的某个乡间的屠宰场的墙壁上写着：‘三个代表’的精神指导着我们的屠宰工作！”
他如此极尽取笑卖乖之能事，矛头所向常人都心知肚明。2004年12月间贺卫方在华东政法学院作“学术报告”，又一次取笑“三个代表”。实际上，他是嘲笑在全党全国范围组织学习“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的导师作用，是反共斗士贺卫方特别不能容忍的。他在演讲时把毛主席诬蔑为“新的皇帝”，把新中国视为“专制国家”。这样，他就不仅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而且连民主革命的历史，都加以篡改否定了。

    贺卫方在《宪政的趋势：世界与中国》的演讲中说：“毛主席说只想要做一个伟大的导师。毛主席跟我一样想做博士生导师。大家知道这种观念是政教合二为一的观点。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很严重的个人迷信，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反宪政的体制。” 从他那个宪政中必须“政教分离”的逻辑从出，必然推演一个反共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不得“干预”世俗社会的政治生活，而应进入束之高阁的什么精神领域的宗教世界。在这次演讲中，他吹捧胡适“是孔子式的人，真的是可以做圣人的人”的时候说：“当年在北京的安徽人最喜欢胡适，最不喜欢陈独秀，陈独秀简直是无恶不作的人物，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候的文件都是在‘八大胡同’的妓院里面起草出来的，胡适先生才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从这里可以看到，贺卫方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以至达到“戏说”、戏弄戏耍的程度。

    贺卫方推崇西方的“民主使得权力和平交接”，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绝对领导权，是一种“非民主的”“军事的专政”。他在南京财经大学的那次演讲中说：“民主使得权力和平交接，民主使得一个文官出身的国家领导人在接见军人的时候，不需要穿一件远看像军装近看没领章的衣服。这就意味着对军事的专政，这是非民主的情况下的一种独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