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这场改革问题大争论，实质上是绝大多数人和极少数人两种利益、两种命运的重大斗争

    这从 “西山会议派”（这是就与会者的主流而言，不是指全体人员）所代表的社会思潮、社会势力和社会制度上可以反映出来；从他们随意给绝大多数人乱扣“反对改革”的大帽子上可以反映出来；他们把数十年来的成就统统归功于资改观，把错误和问题统统归罪于人民政府上可以看出来；从他们认为“高层和底层都出现了反改革的潮流”，主张使“中间阶层成为治国的指导”上可以看出来；从他们把在大陆推行“台湾模式”作为政治纲领上可以看出来。

    二、“西山会议派”此时抛出政治纲领，标志着一场新的“颜色革命”由准备阶段进入了逐步发动的阶段

    从国际气候看，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对它的国际战略重点目标——中国的和平演变进攻态势。前些日子在韩国访问期间，布什大讲要推广“台湾模式”，就主要是针对我国的。赖斯要在中国的大城市都派驻美国的代表，并要求他们由主要收集情报转变为直接参与多种活动。这些显然都是发动“颜色革命”的步骤和举措。

    从国内气候看，仅从他们为发动“颜色革命”所作的意识形态工作上，便不难认清他们的活动是多么猖狂。例如，高尚全公开宣传民（私）营经济应占主体地位，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 他还公开反对党中央部署的反对新自由主义斗争，在“2005年中国脑库年会”上大讲：“我们的改革现在遇到一些干扰。最近听说在批新自由主义——拉美国家出现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俄罗斯改革出了那么多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中国改革中不断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干扰。”张维迎说，私有化“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抢过来的，通过程序还给人家，人家买回去，怎么又叫国有资产流失呢？” 吴敬琏提出要使“国家退出经济”，就是说“不要搞国有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前沿热点问题》，2005年4月）。他还说，在现阶段，“ 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等规定，就显得不合时宜了”（2003年6月6日《在青岛修宪研讨会上的发言》）。茅于轼宣扬“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改变我命运的人》第124页）。刘吉认为，谁“宣扬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谁就属于“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外反动势力”（《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22日）。任仲夷提出中国应建立西方那种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南风窗》2004年10月24日）。李锐公开宣传多党制那一套。他说：“政党可以轮流执政”，同时应当“开放报禁”（《民主中国》序言）。钱理群埋怨：“‘一党专政’正是中国政治始终迈不过的一道坎。”（《怀念李慎之》）有些“主流学者”用笔名在网上咒骂：“在极权主义社会，不是平庸的人当政，而是最坏的人当政”。“一党专制之国不开党禁必亡党，前有德国纳粹党的遗臭，后有伊拉克复兴党之覆辙，可作警示。”（《关天茶舍》2004年7月30日） 张五常叫嚷：“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我曾用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他还恶狠狠地说，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钉最后一颗钉子”（《亚洲周刊》2004年12月12日）。《中国改革》主编新望说：“现在这种反对市场反对改革的潮流，从民间到高层都有”；“改革到了现阶段，政府基本职能差不多丧失了。如果大家要批评改革，原因在政府（广义的政府）”。周瑞金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评论，说“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 2006年1月26日《强国论坛》）。正是在国内外的这种气候下，“西山会议”提出现在到了“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现在敌我矛盾非常强烈的存在”；“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

    “西山会议”不仅敢于 举行而且开完之后他们仍然耀武扬威，如会议的策划者高尚全仍然以权威人士的口气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大谈“中国改革下一步走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三、人民群众是我们最大的靠山，他们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的最大优势和胜利之本
要使全国人民群众都知道“西山会议”的实质。反面教员有时更能教育人。

    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尤其是统领好改革开放，使改革更好地体现以民为本的精神。两种改革观的斗争，是以绝大多数人还是以极少数人的利益为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最高标准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