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山会议”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孤立偶然事件，而是我国自由化势力第二次战略重点转移的标志和政治纲领的大暴露。他们的第一次战略重点转移，是在“六四”后由“街头政治”转变为潜伏恢复，发展力量，大力向体制内渗透，搞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功。第二次是最近二三年，在加紧彻底搞垮国有企业的同时，逐步把“改革攻坚”的战略重点由搞“经济改革”转移到“政治体制改革”，并抛出了极为明确的政治纲领。

    “新西山会议”的性质已经十分清楚。因此，我们必须像邓小平强调的那样，要“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认真对待。否则，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必将酿成某种新版“六四”政治风波，将比上次更难解决，造成更为严重的恶果。

    一、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狂的客观条件，是其具有一定阶级性的社会基础比以前明显扩大加强

    第一，不会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条件，发生相当明显的反方向变化。邓小平特别强调了不会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的三个根本前提或条件：即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确已消灭了产生剥削的条件。但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实际情况已经改变：一是内外资私有制经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私营和外资经济是其主力; 二是在全国的第二、三次产业中，内外资私营企业职员人数，即作为雇佣劳动者就业的人数，占全国二、三产业就业总人数的70.2% ；三是我国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高达0.47。这说明，原来具备的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三个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反方向变化。在这种新的条件下，我国是否已经产生了具有明显资产阶级属性，数量可观的以单个形态存在的各种资产阶级分子呢？他们是否具有形成一个完整阶级的可能性和危险呢？这种新情况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又必然产生什么影响？

    第二，各种暴富群体及其代理人——体制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实力，已经成为干扰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得比较强大的社会力量。各种暴富群体凭借经济实力及其代表人物在体制外的合法地位，通过勾结干部队伍中的各种腐败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并利用对于“四个坚持”不坚定的干部，已经成为一种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以至能够有力地影响一些部门和地方的改革、发展决策及其执行结果。而分布于一些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舆论界、经济学界、法学界等领域，活跃于国内国际的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则是各种暴富群体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者。自由化精英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我国全部具有资产阶级化改革开放要求的社会势力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的总代表，又是西方图谋在我国策动“颜色革命”的“特洛伊木马”。只有他们才具备这样的资格和条件。他们凭借其掌握的各种权力、话语霸权，力图在当前的改革、发展重大历史关头，迫不及待地把我国推向全面资产阶级化的邪路。

    第三，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个坚持”的斗争和对立，并在一定条件下激化，愈益突出地成为特殊形式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这种斗争和对立，已经比八十年代更为突出，实质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巩固、发展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进行了多年的关于物权法的争论，2003年以来抢卖国有企业的狂潮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图谋否定中国革命历史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间修宪”，以至这次“图穷匕现”的“新西山会议”，都是这种斗争和对立及其在一定条件下已经激化的重要标志。

二、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狂，在我们工作方面的根本原因，是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一手软”

    邓小平在总结“六四”政治风波的教训时指出：“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总的来说，“一手软”现象在九十年代以来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四个坚持仍然不够一以贯之，存在薄弱环节。极少数人搞自由化的东西，在有的部门、领域、地区和单位，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制止，反而得到有的领导的默认、支持和采纳。主要根源有以下三点：

    第一，不少领导干部近于丧失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实际上又受到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影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个坚持”的长期斗争和尖锐对立，缺乏明确的认识和鲜明坚定的立场，因而无视这种斗争的严重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这只手硬不起来。

    第二，有些领导干部有严重的片面性、绝对化，只反“左”，不反右，不敢反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现在改革、发展到了重大历史关头，自由化势力又十分猖狂的新的具体情况下，“四个坚持”、反对自由化这一手理所当然地应该适度加重。但不少领导干部不是这样，他们不但从“文革”极左错误的教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且也没有汲取“六四”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的严重教训，自由化势力把反“左”绝对化为万古不变的教条，是为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保护自己而采取的一种阴险的斗争策略，有的同志上了当，怕被扣上“左”的帽子。这就导致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

    第三，有的领导干部另搞一套，从我们内部干扰、破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邓小平在1983年指出，有的人是“长期在政治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他们的显著特点就是利用手中的特力与合法身份，从我们内部千方百计地支持、庇护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及其活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正是由于他们从我们内部，以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进行干扰这个主要原因，才使“软弱涣散”、“一手软”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终于酿成1986年底至1987年初的学潮和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向我们体制内的组织渗透和新老交替，至今这种人增多了。他们进入了一些重要部门和单位，支持、庇护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有的甚至带头搞自由化，干扰软化了反自由化斗争。

    三、处理“新西山会议”事件和解决“一手软”问题的建议

    当前，对这个典型政治事件进行坚决稳妥的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果断稳妥地处理这个事件。建议党中央责成中纪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查明“新西山会议”的组织者和几个骨干全部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与活动，依据事实、党纪和国法对违纪者予以严肃处理，并予通报和公开报道；同时要对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进行有说服力的公开批评，扩大教育面，以昭示中央鲜明坚决的态度，镇住邪气，防止蔓延。

    第二，在全党全国高中级干部中，认真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教育。这次教育要结合改革、发展的新实际，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要实实在在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而不是在口头上字面上。

    二是要牢牢把握经济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必然联系和辩证关系。在改革、发展中，如果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革逐步改掉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包括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阶级关系的变更，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必然发生违背社会主义方向的变化，日积月累，并反作用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早晚必然造成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的恶果。上述论断绝不是纯理论和逻辑的推演，“新西山会议”要实施的“改革攻坚”战略重点的第二次转移，为这种论断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实践确证。因此割裂经济同政治的必然联系和辩证关系，是极为错误和危险的。

    三是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观点，掌握阶级分析方法。要明确，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绝不能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但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的影响，在在一定范围还存在着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在帝国主义、保权主义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在长期的过渡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尤其是如此。因而，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认识和处理确属阶级斗争的问题，要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第三，教育全党和全国高中级干部，正确把握反倾向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正确方针，从自由化势力反“左”紧箍咒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毛泽东、邓小平一贯主张反倾向斗争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在反对一种倾向的同时，要“注意防止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他们阐明的上述基本原则和重要观点，对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在改革开放中，经过长期的“主要是防止左”和反“左”，不少干部忽视了被掩盖着的右的倾向；同国内某些阶层和国外境外资产阶级的广泛合作，有些干部又容易发生右的倾向。而长期以来不容回避的事实又恰恰证明，屡次兴风作浪干扰破坏改革、发展，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是从右的方面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左”自身没有这么大的能量，也没有国际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背景。自由化势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搞了两次图谋颠覆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社会动乱；而在九十年代以来，则发动了一场持久的无硝烟的战争，图谋首先彻底摧毁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从上层建筑上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条件，最终把我国拉向全面资本主义化的邪路。

    第四，采取积极稳妥地组织措施，解决某些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不纯和领导权问题

    要坚决把在我们内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支持、庇护自由化的人，调离领导岗位，有的还必须严肃处理。这种人很危险，危害很大。因为他们在我们内部，具有领导干部的身份，手中有权，有上下内外广泛联系，能量和欺骗性都比较大。他们是我们内部最危险、危害最大的因素，是我们内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因此，对他们应当坚决予以清理，恢复有的党政机关、国有事业单位（高校、党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媒体、群众团体等）、国有经济机构中，被他们窃取的那部分领导权，交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人。 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是组织上解决“一手软”问题的一个关键。此外，对“天则研究所”这类名为“民间学术团体”，实为搞“颜色革命”的所谓“非政府组织”，要依法严格管理，凡是以学术研究之名进行违宪违法活动者，应依法坚决不予登记或及时取缔，不要怕它们的支持者国际敌对势力说三道四。他们同我国体制内的自由化势力和国际敌对势力是有密切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