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搬台湾物权法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1929年11月30日公布的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占整个抄搬的大部分，另一部分是止于1997年5月19日并于1999年1月11日和5月12日两次函送台立法院审议的“中华民国”民法《修正草案》。

    草案抄搬《物权编》，我写的“三评”已做披露。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还没有形成立法的台湾地区物权编《修正草案》及其《说明》的抄搬。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大会”们大概不知道，“唯阿扁小人难养也”。陈水扁是鸡鸣狗盗之徒，他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抄谁的也别抄阿扁的呀！

    台《修正草案》根本不涉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问题，根本不涉及什么否定还是拥护“改革开放”问题，然近20年不能出台，可见立法本身之艰难。台“民法研究修正委员会物权研究修正小组”在《修正草案总说明》中说，1988年组成民法“物权编研究修正小组”，1989年至1997年间召开300次会议，历时8年，三易其稿，完成《修正草案》，但立法院至今未完成审议。自2003年起，重新组成专案小组，定期研商，然现今未得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草案却把台湾手头的未定稿抄来，若无其事地抢先立法，又不搞物权编而是搞物权法，在立法规格上比台湾搞的还要“高级”。这是国人没有想到的。

    这里，为精简篇幅计，仅以草案第十七章抵押权为例说明。下面引用的是台《修正条文》中的“新增条款”，即“现行条文”所没有的条款。说你抄的是“新增条款”，无任何辩解的余地，似也不会出现到底抄了百分之多少的争议，所以这里专门以“新增条款”与草案条文相对照。

    抵押权章第1条即草案第201条的规定，与台湾“现行条文”不同而与“修正条文”相同。除“修正条文”第860条“不移转占有”而草案写成“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外，“修正条文”在“现行条文”中的“受偿之权”句前，增设“优先”二字，草案也把“优先”二字抄来了，成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

    草案第203条规定“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与台“修正条文”之意相同。“修正条文”第877条一款，是新增条款。在增设本款的说明写道：“土地与建筑物固为各别之不动产，各得单独为交易之标的，但建筑物性质上不能与土地使用权分离而存在，故以建筑物设定抵押权，于抵押物拍卖时，其抵押物对土地存在所必要之权利得让与者，例如地上权、租赁权等是，应并付拍卖，始无害于社会经济利益”。

    草案第217条规定，“抵押权人放弃该抵押权、抵押权顺位或者变更抵押权的，其他担保人在抵押权人丧失优先受偿权益的范围内觅除担保责任”。台“修正条文”第870条二款，是新增条款。草案本条与之大致相同，只是把“保证人”改成“担保人”。

    草案第218条规定，与台“修正条文”第863条大致相同。台“说明”里说，因“现行条文”之“抵押权之效力，及于抵押物扣押后由抵押物分离之天然孳息”规定的不明确，易生疑义，故“修正条文”加以修改，而我草案抄了“修正条文”。

    草案第221条的规定，与台“修正条文”相近。因“现行条文”有二款，而“修正条文”只用其第一款，其第二款删除，因此，草案抄了“修正条文”。

    草案第225条规定的“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财产优先受偿”，与台“修正条文”第881条基本相同。本条为新增条款，“现行条文”无此规定。

    草案第226条规定，与台“修正条文”第881条相同。本条是新增条款。原条文为“最高限额抵押权所担保之债权，于原债权确定前让与他人者，其最高限额抵押权不随同移转”。

    以上仅是草案抄搬台“修正条文”中的部分新增条款，此不一一对照摘引。若有疑问，我这里有1997年6月台“法务部”印行的《民法物权编部分条文、民法物权编施行法修正草案》、《民法物权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条文对照表》、《民法物权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总说明》和《民法物权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意见汇整表》等资料，可供“大会”们一阅。

    “大会”们口口声声说：物权法与“社会矛盾激化”没有关系，与“财富分配不公”没有关系，与“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没有关系，与“保护富人的非法财产”没有关系，与“两极分化”没有关系，总之是与坏事都没有关系。那么与什么事情有关系呢？与“有恒产者有恒心”有关系，与“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的穷人破屋陋室有关系，总之是与他们认为的一切“好事”都有关系。

    “干了许多坏事，装做一个好人”，鲁迅曾力透纸背地揭破过“阴阳鬼”的假面。资本主义物权法能干一件好事吗？干了多少坏事呢？让我们看一看草案抄搬的蒋介石1929年的物权法就知道了，看一看物权法实施的社会后果就知道了。

    为使物权法实施后果“纯粹”些，这里选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之后和抗日战争开始之前的时期，即1927年至1937年年间的若干史料，说明物权法与上列坏事是大有关系的，是人间万恶之一源。

    截止1936年，外资在华银行达30家，总分支机构114处。外资银行利用物权，对中国巧取豪夺，依靠获取的中国国际汇兑的垄断权，给予它本国商人以办理外汇的优惠待遇，操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制造“白银风潮”大量收购白银内运往国外，以牟取暴利，蒋政府无能为力。利用中国社会资金，吸收大量存款，中国银行无法与之竞争。

    1929—1933年，外商利用物权，致使中国进口货值激增，1930年为20.4亿元，1931年为22.3亿元；而中国出口货值，1928年为15.45亿元，1930年为13.94亿元，两年间减少1.51亿元。进口贸易额剧增，出口贸易额剧减，入超额巨大，1932年上升为8.66亿元。

    外商利用物权，在中国投资巨大，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1931年前为33.87亿美元，1937年前达到42.85亿美元。1931—1936年平均每年增加1.3余亿美元，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外国在中国的产业资本，1936年占中外产业资本总额的78.4%。20世纪30年代，外资在中国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工业中居于垄断地位。

    在商业经济中，主要有外国在华的洋行、洋商的物权，国家商业的物权，私人商业的物权。他们的物权行使处于不同的层次。

    1936年，洋行（不包括日本）在上海等6大城市有1600多家，洋行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利用物权发号施令。同时，洋行把买办制度推向高级形式—中外合资的买办企业，利用买办的“华籍公民身份”，进一步敛财。1927—1937年间，洋行在数量上和投资额上都有很大增长。

    私人商业企业利用物权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其中有官僚利用权势设立的企业，垄断国货和外货的买卖；有些企业与地主经济结合，利用企业物权和土地物权，进行买卖、借贷、租赁等活动。在1932—1935年，他们兴风作浪，用赊销、预买农产品和以工业品换农产品等办法，榨取贫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血汗。
从城乡商品流通的变化，可以看出物权法的严重危害。至1936年，在埠际商品流通中，工业品占36%、手工业品占42%、农产品占24%。因为工业品市场为进口工业品和外资企业的工业品操纵，故工业品占的比重较大。埠际工业品到达内地城市后，大部还要分运下乡。由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发生农村对城市的入超，因而存在农村对城市的负债和农村金融的枯竭。

    在商品价格上，大宗商品价格由国内市场形成变为国际市场价格决定。中国的茶价决定于伦敦，桐油价决定于纽约。内销的农产品，也常是这样。如运往上海的棉花，1931年国内棉花比上年减产27．4%，但纽约棉价比上年猛跌37%，结果上海棉价只上涨9%。小麦的国内价格，以芝家哥小麦交易所的行情为转移。由于世界市场小麦过剩，中国国内从武汉运到上海的国产小麦，由1930年的每担5.33元跌至1932年的4.03元和1934年的3.27元，跌落近40%。这种商品价格结构，使农村遭受沉重剥削，日益贫困，加深了城乡之间的严重对立。


    在工矿交通运输经济中，私人企业利用物权，快速增长资本，对工人的压榨迫害和残酷剥削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本国私人资本从1920年的4．30亿元到1936年的13．35亿元（不包括东北），增长了210．56%。剩余价值的增加，是通过无限制增加工时、加大难以忍受的劳动强度、克扣工资、打骂体罚、私刑、限制人身自由实现的。工人们被迫从事奴隶般的劳动，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
（以上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由于中国的“国性”和积弱，其原始积累不可能采取殖民制度、海外掠夺、商业战争、保护关税等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的手段，而主要是对国内农民、工人、手工业者财富的掠夺。其主要手段是凭借物权，利用官商勾结、低工资、高地租、高利贷、典当、贿赂、超经济剥削和买办活动的佣金等聚敛财富。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两极分化，世界之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民苦难最深、反抗最烈的根源，也是为什么中国社会总是思安而危、思治而乱的根源。

    物权是静态的、死的，通过债权才能变成动态的、活的。老百姓的“物权”动起来是为了活命的，养家糊口的；资产者的物权动起来是为了“钱生钱”。谁懂得谁能够把物权搞活、动起来或者说“钱生钱”呢？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正是利用物权使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劳苦大众养家糊口的“财富”越来越少。这就是“中华民国”物权法的神奇功效。无耻政客、堕落文人墨写的谎言，绝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1929年！买办遍地，大亨横行，官人骄奢淫逸，草民人命危浅，外国大兵用威士忌酒瓶砸碎了黄包车夫的脑袋，无数啄食死难矿工和农夫尸体的饿鹰竟敢于扑打路上的行人。这是怎样的黑暗、疯狂和无耻！

    1929年的中华民国民法物权法和其他立法，既是这一切的原因，又是这一切的必然结果。手头的1929年民法，人们可以继续看下去。譬如，实行“一夫一妻制”之类规定，何其美好，何其人类法律文明成果。然而，另外的场合又解释成“妾不是妻”，致使整个中国的权贵和新富们包二奶、三奶、五奶盛行，妻妾成群。相声中说到下“定义”，“颈是颈，椎是椎，椎不是颈，颈不是椎”，在这里是千真万确的。明明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却在法律上写作“一夫一妻制”。如此法律，如此立法技巧，欺骗了当今多少天真烂漫的人们！

    最近小马哥梳洗打扮，到山姆大叔那里登门“面试”，讲什么“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好个心灵乖巧，善解人意！他或许是要用“中华民国”统一中国，用“中华民国”的物权法统一中国。可爱的朋友们，用“中华民国”的物权法来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是不是客观上与小马哥们提前“接轨”了呢？“中华民国”的牌子，早就被联合国和绝大多数国家扔到历史博物馆里去了，难道还要打开尘封的记忆，对“中华民国”的物权法顶礼膜拜么？“中华民国”的物权法已给我们的祖国带来过深重的灾难，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把中外的历史垃圾稍加改动，并冠之以“符合我国国情、时代进程和人民需要”推销，其目的何在，不能不令人深思。

    当前，在物权法问题上，我们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利用物权法打开缺口，进而威逼修宪，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性质、国家的性质和社会的性质，彻底推翻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们的斗争，正是同这些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问题。当然，也是物权法争论中的首要问题。有人制造混乱，挑动“内战”。我再次申明，我们的法学界广大学者始终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可靠学者（台湾广大法学学者亦是我们的同事、同胞和兄弟，他们是善良的、是搞学问的），我们中间的争论，以至与“大会”们的争论，不是学科之争、学派之争、个人之争和校际之争。我们争论的目的，是为了明辨是非，共同对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有了新基础、新团结，才会有物权法理论的深入、法学理论的繁荣，才会有立法的正确方向和全面进步。

2006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