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被指“法盲”

　　    记者眼前的这位巩献田教授，既有“勇士”、“民族脊梁”、“民族英雄”的美誉，又身担“法盲”、“历史罪人”、“全民公敌”等骂名。
　　
    “公开信发表之后，我接到了很多来信来电，也有很多媒体找我，”巩献田操一口山东口音，他说，“我一般都把电话线拔了，朋友们都让我别见记者，要保护自己。”
　　
    因为公开信直指物权法违宪，巩献田可谓宪法文本不离身，一谈到具体问题，他就从一个印有“北京大学”字样的布袋里拿出宪法和立法法的单行本，不住地翻法条为本报记者讲解。上面的很多条款都用彩色笔作了标注。
　　
    不过，他的论点似乎并未服众，北大未名BBS上甚至有人说，要给巩献田上堂宪法入门课。他所讲的“宪法是根本的政治大法，不属于一般法律领域”马上授人以柄，反对者称，“不谈观点，单从法言法语的角度讲，巩献田宪法不及格。”
　　
    “我料到肯定有很多人攻击我，但也有不少人赞同我。”巩献田从布袋里拿出安徽蚌埠一位房产商的信，告诉本报记者，“很有意思，私营企业主也给我来信表示支持。”
　　
    “其实不少人和我有相同意见，我只是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巩献田说，“这个草案无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是违宪的，不能被通过。”
　　
    “其实我站出来说话也没考虑那么多。要知道，起草物权法的有我的师长，还有其他的同事，有一些，应该说还是很好的朋友。”巩献田解释了他的初衷，“我对事不对人。”
　　
    “我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
　　
    公开信发表后，也有不少人质疑巩献田的“初衷”。
　　
    有位网友就说，自己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别人。在他眼里，巩献田就是想“搏出位”，捞点钱，让所有的中国人知道法学界还有他这么一位兢兢业业的老教授。
　　
    巩献田主动向本报记者驳斥这种“恶意揣测”，“我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这封公开信并非为找回利益受损后的平衡。
　　
    这位在北大教了十几年书的“既得利益者”，生活并不宽绰。他说，自己每月的基本工资和津贴加起来，“能拿到5000块钱就很不错了”。有一年的津贴评级，他被降至副教授一级，“就是少了500块，也没什么”。
　　
    然而，较之法律圈内的一些教授，巩献田5000元的月收入显得颇为微薄。有民法教授开一次讲座就能进账上万元，更别提做兼职律师办案子和为当事人出具法律意见书了。而巩献田几乎绝缘于这些收入渠道，虽然偶尔也给党校的学员开开讲座，给法律专业的自考生讲讲辅导课。
　　
    当被记者问到为何在1997年《法理学三论》之后，近10年来再没著作出版时，巩献田隐隐道出经济上的原因：“从2000年起要付22万元房款，手中也没太多钱，现在出书需要自己投钱的，没几万块钱不行。”
　　
    我僵化、保守、古板吗？
　　
    据介绍，巩献田学术特长为法学理论。但同样是教授法理学，有些教授的课堂上座无虚席，甚至连地上都坐满了人；而巩献田讲授的法理课似乎不在学生主动追捧之列。
　　
    巩献田告诉本报记者，2000年前后他的法理课程差点被取消，在他力争之下才保住。但一位上过该门课的学生在BBS上分析道：“被逼上老巩课的研究生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投其所好，考虑的是现实利益，比如学分，尤其是提交论文时观点必须政治正确，再多加一些吹捧的华丽辞藻，那拿高分是没有问题的；后者就是很有个性的人了，正面交锋，当场辩论，愤而出走！”
　　
    “巩教授的法理课很多内容与政治理论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一位法学博士这样解释。本报记者注意到，自1992年以来，巩献田发表的论著大多横跨政治、法律两个领域，比如专著《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比如2001年发表在《高校理论战线》上的论文《德法并举 长治久安》。
　　
    巩献田早年留学南斯拉夫。他自嘲道，有人说他僵化、保守、古板，教的那套东西过时了。尽管如此，去年他还让他的博士生做了一项研究，统计分析改革开放到2005年某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引用马克思主义(包括马、恩、列、斯、毛、邓)著作的情况。
　　
    前年，巩献田曾针对郎顾之争带头联名向中央上书，直言国企改革违宪、国有股流通改革违法。此事被看作这次批驳物权法的公开信的前奏。在那次上书中，北大法学院的几个大一学生也在联名信上签了名。有人因此质问：“如果博导巩献田对自己的观点足够自信的话，为何不向高年级的同学或者博士生、硕士生兜售，而去鼓惑连产权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大一新生？”
　　
    对于此次公开信事件，也有人持类似的疑问，“如果是正常的学术讨论，完全可以通过发表学术论文的方式平和地进行，为何动辄写公开信直呈中央？”
　　
    但不可否认的是，如巩献田自己的学生所说，他将注定被载入中国立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