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刊刊登的韩国教授李南周先生的这篇文章，尽管他的政治立场与看问题的角度与我们有所不同，但他对中朝关系发展变化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与引用的历史资料还是值得一阅的。

我们应当怎样正确地看待朝鲜劳动党和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怎样正确看待中朝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一个时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0月10日胡锦涛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致电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同志祝贺劳动党成立六十周年的电文，给予这个问题以明确的说法。胡锦涛同志指出：朝鲜劳动党是具有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60年来，朝鲜在捍卫国家主权与尊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中朝两党两国关系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中朝传统友谊是老一辈领导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倍加珍惜、世代传承……

本刊认为，党中央及胡锦涛同志的贺电应当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与正确处理中朝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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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朝鲜的变化及前景，中国作用始终被认为是重要变数。其理由有三：第一，朝鲜战争以后，不论在理念还是政治上，中国都与朝鲜结为最紧密的同盟关系。自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瓦解后，中国成了唯一支持朝鲜的国家；第二，虽然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但政治体制还保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制的中国改革模式对朝鲜的适用性相对较高；第三，在地理位置上，朝鲜不仅与中国拥有最长的边境线，同时中国还是其在不受任何军事威胁情况下，都可以与国际社会连接的最重要途径。但是，中国在促进朝鲜变化方面与外界的期待相反，未能发挥出明显作用，并且在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瓦解和中韩建交后，中朝关系出现了不稳定现象。从20世纪90年后期开始，朝中两国关系逐渐走出“冷却”并建立起基于现实利益的合作关系。2000年5月，金正日访华，两国正式发展新合作关系。这种变化并不表示朝中已恢复过去的同盟关系，但一定会对朝鲜今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本文将探讨中国对朝鲜变化所能起到的作用。首先介绍中朝关系的变化；然后分析在向朝鲜提供改革模式及理念、提供经济资源、为了稳定体制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援等三个领域中，中国对朝鲜变化过程产生的影响；最后进行归纳总结，并就中韩合作的方向提出几项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是：朝中关系的恢复不是因为理念及战略思想共鸣的扩散，而是基于当前的战术利益，而且这一特点将继续制约中国对朝鲜变化过程的影响。

冷战后中朝关系的转变

1950年朝鲜战争以后，中国与朝鲜在理念、政治、军事上发展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但是朝鲜并未因中朝力量对比悬殊和中国对朝安全保障具有决定性作用而选择对中国“搭便车”战略，而是在国内外政策中坚持了较强的自主性。事实上，对朝中关系的错误理解主要是因为无视朝鲜的这种相对自主性或独自生存能力而产生的。这些自主性和独自生存能力主要源于朝鲜推行的“主体思想”、“唯一体制”等特殊理念及政治体制。朝鲜继续推行“自我式的社会主义论”，坚决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体制的变化及改革，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推出的“红旗哲学”、“先军政治”等思想原则，更强烈地表明了其继续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立场。如1999年6月1日《劳动报》以“坚持自立的民族经济建设路线”为题，指责“改革开放是糖衣毒药”，强调“到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进行改革和开放”。同时，以下的国际政治因素也强化了朝鲜对外关系方面的自主性。

第一，朝鲜和中国经过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建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1961年签署的《中朝友好条约》更加强化了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这种“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主要原则之一就是基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相互平等主义。中国为了应对建国初期来自主权和领土方面的外来威胁，将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不干涉他国内政作为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原则，并应用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因此，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与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大差异。

第二，20世纪60年代，中苏纠纷的升级给朝鲜提供了可以与中国和苏联两大强国来往的外交支撑。中苏纠纷在给朝鲜生存带来巨大威胁的同时，强化了朝鲜体制的独自生存力。因为这一时期为了确保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主导权，不论苏联还是中国都需要朝鲜的合作。

第三，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朝鲜对缓解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对立以及强化中国对东北亚地区的控制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一直对该地区力量平衡的变化反应敏感，如 1950年，毛泽东明知中国军事力量处于明显劣势仍决定参加朝鲜战争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测定冷战时期朝鲜的自主性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以上因素说明外部环境很不稳定的朝鲜不选择“搭便车”战略也可以生存。即朝鲜在可以从冷战时期中朝“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模式中获得不小利益的同时，也力求避免可能会出现的非对称同盟关系带来的对外依赖性，维持自主性。

但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在对外政策上进行了更现实、更实用的调整，这使中朝关系发生了变化。为了引进经济发展所必要的资本和技术，中国着力于改善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1992年8月，中国与韩国建交也是基于这种新的外交政策。但中国在朝鲜与美国或日本关系没有得到改善而因核问题等变得越来越恶化时与韩国建交，更强化了朝鲜的外交孤立感，同时加剧了因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瓦解给朝带来的经济困难。即是说，中韩建交不仅实质性地打击了中朝关系，还大大伤害了两国间情绪上的连带感。朝鲜在连续经历了金日成突然去世、与美关系日趋恶化，以及越来越严重的粮食问题后更加倾向于孤立主义。中朝贸易总额自1993年的9亿美元大幅下降到1998年的4.l亿美元。在对外政策上，特别是与核问题及导弹相关的政策上，朝鲜也更加强调自主性。朝鲜在1998年发射大浦洞导弹（朝鲜宣称为卫星），美日等国在对朝鲜作出强烈反应的同时，也将矛头对准了中国，这让中国觉得非常困惑。这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朝同盟关系迅速恶化，并在转变为新的关系中出现过许多摩擦。

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中朝关系开始有所恢复。1999年6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华，这是自1991年金日成访华8年后朝鲜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中国，可谓是朝中关系的转折点。此后，2000年5月和2001年1月金正日两次秘密访华、2001年9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和2003年10月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访朝，2004年4月金正日再次访华，两国领导人多次进行积极交流，并重新开始强调两国间“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中朝关系进人了新的合作阶段。

这种变化是中朝双方对对方的战略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后出现的。20世纪90年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局势不稳定性加剧，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更加重视安全问题，特别是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及针对中国的军事政策更增加了中国的担忧。此后，为了因应美国的包围，中国不得不重新评估朝鲜的战略价值。1998年朝鲜结束了“苦难行军”，并开始进行对内和对外政策调整，对内开始探索能够强化体制生存力的政策转变，对外则试图摆脱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和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从这种角度看，朝鲜认为中国还是对朝最友好的、并且是可以提供实质性帮助的国家。随着中朝从实利方面重新认识到相互关系的价值，两国关系进入了恢复期。但是朝中进行的新合作仍有不少制约因素，很难再形成过去同盟关系条件下的合作。

中国改革模式在朝鲜的可行性

朝鲜是否接受中国式改革模式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体制的性质与理念及政治问题有着直接关系。朝鲜如果接受中国式改革模式，不仅说明它接受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将为两国重新恢复理念、价值观上的一致并发展新同盟关系提供机会。

事实上，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对干朝鲜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模式。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2000年5月访问象征中国IT产业发展的北京中关村，2001年1月访问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对中国经济发展给予肯定的评价，并积极思考朝鲜开展中国式改革的可行性。另外，最近朝鲜政府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虽没有使用“经济改革”这一名词，但可以发现有借鉴中国改革经验的痕迹。2002年7月开始的所谓“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在维持计划经济框架的同时，试图通过价格功能的引人提高激励效果和追求生产的正常化，这与中国改革初期的政策很相似。2002年9月公布的新义州特别行政区政策，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是参考了中国经济特区模式的政策。

但是，依据这种表面的相似性就断言这是朝鲜全面接受中国式改革模式的信号尚为时过早。虽然中国式改革模式对朝鲜具有很大吸引力，但两国间经济结构及规模、国际环境等条件的差异，以及朝鲜对自主发展的热情等因素降低了朝鲜教条式地采用中国式改革模式的可能性。

首先，两国改革初期阶段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中国自1972年后就开始发展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并形成了如 1980年获得美国最惠国待遇（MFN）等促进对外开放政策的有利环境。相反，自1990年后，朝鲜和美国因核武器等问题一直处于政治和军事上的敌对关系，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美国除了要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外，还以常规武器和人权问题为由，继续对朝鲜进行经济封锁。所以，在发展初期阶段朝鲜所面临的环境比中国更为复杂。

其次，经济全球化也是导致朝鲜难以采用中国式渐进改革模式的重要原因。朝鲜很难在保护内部市场的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政策。如果考虑经济规模的差异，经济开放对朝鲜的冲击可能要比对中国更强烈。

最后，产业结构等内部条件的差异决定了朝鲜无法选择中国式渐进改革模式。1979年，中国第一产业占产业总量31.2%，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1%，财政方面则地方分权性质较强。与此相反，1993年朝鲜农村人口比重为33%，说明它已经是工业化相当发展的社会。但朝保持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财政超过GDP的50%、中央政府财政收人占到总财政收人的85%。在此条件下，朝鲜无法选择首先进行体制外改革和农村改革的中国式迂回战略。朝鲜的经济改革，在初期如何改革工业部分特别是其中的国有企业，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如果考虑到朝鲜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以工业部分的增长和国有部分的改革为前提，以及面临更强烈的开放压力这一点，比起选择渐进式迂回路线的中国，选择中央集权式经济发展战略的韩国、台湾等其他东亚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更为合适。不仅如此，由于朝鲜的经济情况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更糟糕，对外部资本和技术的需求也更大。所以，若想成功实行这一路线，朝鲜需要向美国、韩国及日本等国家引进资本及技术。因此，朝鲜经济改革方向并不存在任何先验的最佳模式，而很可能取决于在什么时候、什么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提供其改革开放所需的资源。

中朝经济合作的进展和制约因素

经济支援及经济合作是促进朝鲜变化最直接的手段。特别是为了有效促进2002年7月开始的“经济管理改善’措施，朝鲜非常需要外部经济支援。经济改革初期，因现有生产体制处于混乱导致供应不足而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非常高。朝鲜在实施“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后也出现了通货膨胀等副作用。所以，现在的外部能源及必需品的供应对朝鲜经济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朝经济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人快速发展阶段。中国早在1994年就开始以优惠条件或无偿向朝鲜提供相当数量的粮食及原油等必需品，在防止朝鲜经济崩溃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两国贸易规模由于朝鲜经济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减少，1999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后开始快速增长，并于2003年第一次突破10亿美元。这一数字占到朝鲜贸易总额（23.9亿美元）的43%。2004年上半年，两国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增长37%，达5.1亿美元。

表1 朝鲜对中国贸易的发展变化
进口（进口万美元） 进口（增长率%） 出口（万美元） 出口（增长率%）
1998 35671.6 5108.9
1999 32863.4 -7.9 4172.2 -18.3
2000 45083.9 37.2 3721.4 -10.8
2001 57066.0 26.6 16679.7 348.2
2002 46730.9 -18.1 27086.3 62.4
2003 62799.5 34.4 39544.6 46


近年来，中朝经济合作已不仅仅限于中国对朝鲜的单方面支援，而是涉及多方面的合作事业。2003年中国南京的“熊猫集团”与朝鲜创建了一家合营公司，并生产奔腾系列产品；2004年3月朝鲜在中国的首家软件企业于沈阳建成营业；2004年5月召开的第7届平壤国际商品展览会上，第一汽车制造公司等18家中国企业占参展总企业数的45%。此外，朝中正积极谋划新义州特区开发等连接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的发展战略。中国沈阳的温州商会副会长曾昌飚获得平壤百货商店的10年经营权。

这种变化首先是朝鲜“经济管理改善”政策的结果，也是中国对朝鲜采取积极态度的结果。中国近年来特别强调经济合作在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重要性，即经济关系的稳定以及共同发展，是该地区降低对中国的防范心理、更加健康地发展外交关系的关键。但这种努力对朝鲜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尚不能确定。

首先，从中朝传统关系出发，经济合作的增加不能转换为政治影响力。因此，中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已经开始对朝鲜不仅不对中国的经济支援表示感谢，反而在国际关系中使中国处于困难境地的行动表示不满，并出现要求重新检讨朝中关系的说法。

第二，从朝鲜立场讲，虽然中国对朝鲜的支援对于防止朝经济崩溃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激活其经济所必需资源方面的作用有限。中国目前经济快速增长，但内部仍存在经济、社会问题，所以它很难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投人过多资源。

第三，中朝围绕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开发主导权的微妙矛盾不易消除。虽然最近双方对共同开发表示出一定的关心，但中国政府、中国东北三省地方政府以及朝鲜对其具体发展前景很难达成一致。

第四，朝鲜正谋求全方位对外经济合作。朝鲜正与俄罗斯进行资源合作及铁路连接，与韩国的经济合作也持续发展。特别是朝鲜已认识到为了将来的经济发展，应该确保对国际金融市场和美国市场的接近，但这最终只能通过与美国协商才能解决。从这一角度出发，朝鲜把中国的支援只看作是其经济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所以，把近期中朝经济合作的发展看作是新的经济从属关系，言之尚早。

政治军事合作及朝鲜的安全问题

地缘政治因素仍然赋予朝中关系以政治、军事意义，也是当前维持和发展朝中关系最重要的动力。中国政府并不希望朝鲜瓦解或在朝鲜地区增加其他国家特别是与自身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的影响力。朝鲜的突然瓦解不仅会导致难民问题以及增加经济援助的负担，还会导致东北地区恐怖事件和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加。此外，尚不能排除美军进驻该地区的可能性。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后中亚局势的变化，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周边地区的政治混乱被美国利用来牵制中国的可能性。如果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也发生类似事件将更增加中国的军事、经济负担，因为东北亚地区力量均衡的改变只会对政治、经济力量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中国造成更大压力。因此对朝核问题，中国一直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和平解决原则。一些学者指出，制止美国影响力的扩张是中国主要目标之一；在朝鲜半岛和平及无核化目标中，中国应更加重视半岛和平。

从朝鲜角度看，在地缘政治方面牵制美国、日本、韩国影响力的王牌只有中国。朝鲜为了经济发展，积极与这些国家改善关系，但在政治及军事范围内很难消除对它们的警惕。虽然俄罗斯也可能对朝经济稳定给予支援，但其对东北亚的影响力已大幅下降，很难给朝以实质性帮助。1992年中韩建交后，中朝关系恶化，双方几乎断绝了高层领导人互访，但朝中军事代表团并未因此停止交流。

冷战结束后，为了恢复朝鲜半岛失去的势力均衡，朝鲜开始使用核武器这张王牌。的确，核武器能成为保障朝鲜当今安全的手段，但长期看这将加深朝的国际孤立处境及经济危机，所以并不能说这是其正确选择。美国对朝鲜军事、政治、经济压力将增加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所以在核问题未能获得进展的情况下，朝鲜有必要减弱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并利用中国在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朝鲜坚持核问题只能通过与美国协商才能解决的主张，但为了防止因与中国关系过度恶化对自身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仍参加了中国主导的三方会谈、六方会谈。朝鲜一直试图将六方会谈转变为它与美国的协商，对中国的主导作用始终有所保留。但考虑到中国对朝安全保障的作用，朝鲜仍会将其行为控制在中国可以忍耐的限度内，并继续维持两国的合作模式。

即使考虑到中朝两国因地缘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而进行的政治、军事合作，也不能无视两国战略利益的差异。首先，中国对朝鲜体制安全的保障并不是绝对的。中国在对外政策中不仅要考虑与朝鲜的关系，还要考虑其他变数。为了维持稳定的周边环境，保证把资源集中于经济发展，中国仍然将发展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目标。此外，中国与韩国、日本关系在某些领域具有超过与朝鲜关系的重要性。当然，中国并没有期待在短时间内韩国会成为其主要盟国，也很难避免与日本的战略竞争。但是，为了经济发展，中国需要韩日的资本及市场，为了维持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有必要发展与它们的友好关系。牺牲与美国、日本、韩国的关系而加强与朝鲜关系，是中国无法接受的选择，这最终将会导致中朝战略利益的差异。

在核问题上，朝鲜和中国也存在微妙的差异。虽然朝鲜把核问题看作是确保其体制安全的手段，但中国并不完全同意朝这一立场。中国不得不考虑东北亚地区核武器扩散对该地区及自身安全的不利影响。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退出NTP（核不扩散条约）。当日，江泽民主席即致电布什总统表示“不支持朝鲜退出NTP”；新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锦涛明确表示“中国主张朝鲜半岛不能有核武器”。

最后，台独势力的增加对中朝关系有不小的影响。有中国学者提出，如果能形成有利于台湾问题解决的形势，中国可以对朝鲜问题有所让步。虽然台湾问题与朝核问题做交易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台湾问题可能对朝中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近期中国和朝鲜的政治、军事合作是根据地缘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而进行的，中朝如要发展成为战略合作关系需要克服很多障碍。

结 论

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1992年，中国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速改革开放步伐的同时，不顾朝鲜的反对与韩国建交是朝中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朝鲜战争以后维持了40多年的中朝同盟关系受到巨大打击，两国关系进入了考验期。自1999年开始，中朝关系重新得到恢复，但本文认为这种变化过程并不能说明两国回归到过去的同盟关系或战略合作的过程。朝鲜和中国的合作关系增加是事实，但这种合作并不是过去式的理念、战略目标的共享，而是基于现实利益或战术目标的共享建立起来的。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理念上的矛盾凌驾于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或实利之上的局面，但是两国通过冷静分析开始发展重视实利的合作关系。

这说明中国对朝鲜的影响不像外界预测的那样大。中国在形成朝鲜可能发展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的援助是促进朝鲜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朝鲜的发展变化并不是中国对朝政策的产物，而更受到朝鲜领导层对政治经济情况的分析及其与美国、日本、韩国关系相互作用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面对朝鲜的发展变化和改革，韩中合作应该针对以下几点进行。

首先，韩国和中国应该减少朝鲜对改革政策的不安感，并为其提供可以积极探索变化的机会和空间。两国对朝鲜稳定过渡问题拥有比较一致的利益，并可以对此发挥许多作用，但应同时考虑到伴随改革而来的种种困难。即使朝核问题得到解决，朝鲜的变化也不容乐观。中国和韩国作为朝鲜防范心理最弱的国家，对朝采取包容政策，并以此为基础与朝合作，将成为朝鲜可以继续改革的最重要动力。

第二，应该推动朝鲜经济与东北亚经济有机结合。虽然朝鲜与中国、韩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继续发展，但仍存在不少矛盾。比如，围绕东北地区的开发问题中朝双方出现过竞争关系，韩国国内对中朝经济合作发展速度过快感到忧虑。为了避免这种矛盾增加并实现共同发展，需要将现有的韩国和朝鲜、韩国和中国、中国和朝鲜的个别经济合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应该探索可以将中国的“振兴东北政策”、韩国的“东北亚时代构想”以及朝鲜的经济变化结合起来的联合项目。

第三，如果韩国和中国矛盾加深，有关促进朝鲜变化的中韩合作将难以为继，甚至可能出现对朝鲜发展变化施加影响的竞争关系。所以围绕朝鲜发展的各种情况，为防止中韩矛盾的出现及发展成为竞争关系，中韩有必要开展战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