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  峰：经济视角错过了什么——沈抚新城调研随笔

和上一次的浦东之行一样，这次参加沈抚新城的国情调研也是收获良多。相比而言，这次的调研对象是一个建设之中的新城，更是当代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正在进行时”。沈抚新城的建设代表了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典范，即“两化并举”的发展模式。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会如何推进？其成功的动力是什么？我是带着这样的问题进入到这次调研中去的。

更为难得的是，在这次调研的一路中，我能与来自长江证券的王夏儒反复交流。来自不同学科视角的碰撞，使得调研所得更为深刻。对于这次调研，王夏儒带着一个更为明确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源于我们所在浦东的调研。在那次调研中我们发现，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这一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正处于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至少就长江证券的研究者们而言，他们从经济学的视角，却发觉这一发展趋势充满困境。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本身的表现对这一发展模式充满疑虑。

因此，在政治研究的判断和资本市场的预期之间，呈现了一个较大的落差。那么，资本市场为什么担心中国的发展，它也许漏掉了什么关键因素？或者说，什么是政治视角所发现，而经济视角又没有看到的？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一直伴随着我的调研过程。

资本市场的疑惑

简而言之，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中国当前发展的潜在障碍表现为几个方面，这也是王夏儒在他的随笔中所提及的三点转型。

这三点转型也构成了资本市场的主要疑惑。其一，要素驱动转型，即人口、土地、资金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进入了一个结构性的上升周期。这造成之前中国宏观经济所持重的“低成本优势”一去不返。这一转型的根源是复杂的，既有国内的原因，也有国际层面的影响。其二，企业结构转型，即企业面对新的要素价格，必须采取新的生产方式，才能维持其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这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寻求经营结构的调整，即更加注重技术创新、自主品牌等方面的内容。其三，融资结构的转型，即资本市场也要根据前两点的变化，重新定向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这当然也涉及到一系列的创新和转变。

可以看出，第一个转型是已经发生的，也不由中国自身所完全掌控。而第二点体现的则是中国企业，当然也包括政府的应对方式。第三点则是金融界自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就是资本市场所担心的焦点。这三点具有递进的逻辑关系。而第二点则是整个转型的核心。因此可以说，资本市场的疑惑，与其说来自对中国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结构转型的担忧，不如说主要来自于对企业和政府应对这一转型之能力的一种担忧。

结构转型与创新

从纯粹的经济学视角来看，中国所面临的要素结构变化，包括国内和国际的宏观经济形式的转变，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就旧有的发展模式而言，这些转型必然带来发展的瓶颈。但同时，这也就是创新的起点。换言之，对这些变化的应对方式必然是创造性的，它存在于党和政府、企业以及中国社会的主观能动性中。因此实际上，对于一个经济和金融研究者而言，这次的沈抚新城调研也应该并不侧重于对客观结构的验证——这一点也许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类似的，仅有程度的差异——而是对主观能动的深入了解。显然，这是王夏儒最终所发现的。他从调研中理解到：“实践是干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这一点，其实也是我的体会。

在调研中我们看到，正是基于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当地政府筹划了沈抚新城的建设。一方面是工业化的新发展。过去，东北是以资源产出为主导的经济生产方式。现在，新的产业结构则是以大型石化为主导，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这成为了当地新型工业化的主要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积极地协助石化下游企业落户新城的产业园区，包括遍访全国，选择合适的落户企业。当然，企业层面的创新也比比皆是。比如，在太平洋开发区，我们看到了极为专业化的工业地产开发模式。在三一重工，则是对煤机设备等新领域的开拓。这些都证明，经过努力，新的产业方向和经济增长潜力都是可以实现的。

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化会成为工业化的依托。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业增长都要寻找到产品的最终需求，同时也依赖基础设施的提升。相比西方国家，中国最大的优势不是资源成本，而是巨大的内需。十亿劳动者其实更加是十亿的潜在消费者。但问题是，只有实现城市化，才能真正地实现这种消费潜力。这一点我们在调研中深有体会。抚顺的棚户区改造，使得成千上万的居民住上了新房，更加提升了整个区域的城市生活质量。这相应的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就业，形成了消费能力。更进一步的，“同城化”举措拉近了沈阳和抚顺的各种距离，在交通、电信、商业流通甚至行政管理等各方面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也为生产率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城市化建设盘活了工业化发展的脉络。此外，城市化质量的提升更加带来了新的产业机会，比如旅游度假、休闲娱乐、文化产业等等。

政治学与经济学视角的差异

这次调研的一个重要收获在于，从学科比较出发，我得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政治学的视角。一般而言，经济学被认为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科。与之相比，政治学则是研究“价值分配”。经济学可能从一个相对静态的视角来看待制度安排。比如说市场制度，而资源就是按照这种制度来配置的。而对于政治学而言，是将制度安排本身纳入其研究视角之内的。

就资源配置的基础，即制度本身而言，恰恰体现的是社会价值的配置。比如说，工资和利润是由市场来配置的。但是，诸如最低工资、集体谈判权以及补贴等因素，它们所体现的都是社会价值的偏好。这些则是由政府进行权威性配置的，也都属于政治学的研究范畴。

因此，对于沈抚新城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经济学比较容易看到经济结构和资源要素的维度。但调研中我们确认，政府政策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影响这些经济资源的配置基础。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引导等等方式，政府能够提升消费能力，降低交易成本，甚至进行产业和生活的布局。当然，这些政策本身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也离不开创新和试错的实践。

关键在于，恰恰是这些来自政治层面的努力，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许这些也恰恰是资本市场本身所不能发现的内在因素。经济视角所错过的，只有通过政治视角才能够找到。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这种深入的调研，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对这一点有所发现和有所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