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应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长
1）要素驱动转型。在80-90年代，中国主要的增长红利来自廉价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然后通过政策和体制创新来推动生产力飞跃，要素驱动的边际效率提升的鼎盛期是在90年代末到2006年国企改革和加入WTO这八年；之后，伴随人民币汇改、金融改革、沿海地产泡沫和刘易斯拐点，增长动力逐渐减弱，支撑高速增长的各种红利边际效率递减，这是第一个大问题，我们的生产函数逆转了，也就是宏观条件改变了。
2）企业结构转型。生产函数一旦逆转首先会冲击企业部门，因为经营成本在全面提升，比如员工工资、原材料和中间品价格、税费负担，还有融资成本（借贷利息和上市成本）等，生产函数本身是一种结构，要素成本的重估必然推动函数的结构发生转变，这就是中央希望调结构的微观含义；2006年以来，伴随科学发展观和“十一五”转型理念的正式确立，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新阶段，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员工福利、社会保障、汇率兑换、节能环保、规模效率等），这是继宏观条件改变后的第二大问题，也是个中微观的问题。
3）融资结构转型。这是个比较具体的微观问题，我们后面再展开分析和建议。
关于第一点，其实这几年市场对于宏观环境的改变感受最深刻。领先指标就是中国股市自2007年后走出一轮5年的大熊市，这在历史上堪比01-05年那般血雨腥风，但是彼时是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股市的深度调整主要源自制度缺陷和技术因素，与基本面关系不大，那时的宏观和中微观是脱离的。但是这一次，很显然是在中国经济面临城市化向中西部扩散、沿海工业向内陆地区转移、落后差能遭遇节能环保的大转型背景下发生的，多数人士担忧中国迈不过这个门坎，担心经济长期停滞甚至大崩溃，因为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5000美元是为中等收入陷阱，跨过去的国家数之寥寥，所以大家都会有怀疑：以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安排，能跨过去吗？还有一个疑问是当改革陷入瓶颈期，以房地产和垄断国企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不断阻挠改革，以底层为代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存在冲击，还有中国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带来的副作用，严重影响了市场自身的判断力，包括金融资本和企业家，大家都在迷茫：中国是要急剧左转，还是回归改革路线？中国这几年遭遇的史无前例的困境，令市场精英们百思不得其解，也找不到任何经验可循。
通过这次联合调研，我首先对宏观问题有些感触。最重要的路线问题，我想未来大家是无需再去质疑了。不论是跟社科院的政治学者们交流，还是跟抚顺地方官员的接触，都给予了我信心和希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和勤奋务实的执政党，抚顺市委班子更加深了这种印象。这些体制内的官员和学者们，睿智，深刻，实干，他们很了解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或者说，他们对于这个国家，这种模式，理解的远比我们深刻和现实。放弃左和右的争论，解决眼前的问题，沈抚新城和抚顺工业园，都体现了扎实务实的特点，应该说，这个党并不存在左和右，或者说，他们融合了左和右的优点，更加体现了这套制度本该拥有的效率，这是混合经济学和发展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成果。所以，未来的中国模式应该是延续过去20年的经验，然后往过去20年我们忽略了地区进行创新型复制。
资本市场的人士总是过于沉溺上海和深圳的传统模式，对于即将来临的第二轮新型工业化似乎缺乏敏感，这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固步自封犹如井底之蛙，不实地调研，不出去考察，更不作深入研究，盲目相信一些错误传言和网络媒介，套用抚顺官员的一句话：事业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以抚顺的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例。这座因煤炭而兴建的老工业城市，其实很早就工业化了，但是煤矿枯竭和国企改革一起让这座城市走上衰落，转型的压力迫使当地政府寻求新型工业化出路，通过引入中国石油的大乙烯项目，在当地兴建工业园，引入石化产业链企业，如新材料、化工等，同时改造传统的煤炭产业，发展深加工、造纸、电力、旅游等多元化产业，拉动当地的就业。抚顺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政府这几年大力兴建新城区，引入城市综合体，开发工业地产、商业地产和住宅地产并举。当地的一个代表作，是通过中央拨款、银行贷款和海外贷款一共融资50亿，在过去的老工业基地建立了一座全新的社区，解决了30万人的住房问题。按照地方规划，“十二五”末期，抚顺的GDP将倍增，新建设的沈抚新城也将创造出800亿的年产值，毫无疑问，两化并举在这里是成功的，如果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那么也许抚顺市委该考虑三化并举了。
当然，大家对于重化工业造成的污染，节能环保能否有效落实，18亿亩耕地红线会否被僭越，以及被开发地区的民生、就业等问题尚存在担忧。而且近期陆续有媒体爆出江西鹰潭、陕西西安和河南开封等地方大造新城带来的矛盾，我相信这可能是存在的。从西方的经验来看，现代化的过程从来都没有能逃避掉副作用的案例，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步入后工业化和反城市化的原由。我个人的理解，只要当地政府能够有预见性的在发展规模工业大生产时同步推进节能环保的改造项目，同时加大财政补贴和民生支出，就比较完善了。当然，地方政府已经在推进，我们拭目以待。
资本家永远关注中微观的细节。如果大方向是向好的，我们应该会在未来3-5年看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看到中西部城市圈的崛起，看到沿海大都会走上国际中心。问题在于，这种大的基本面的改善能否有效反馈到企业部门，也就是前述第二个问题。
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凡是跟央企和政府挂钩的企业，都有稳定的订单和利润，凡是出口外销的，都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正面的案例，像中航工业集团下面的沈阳黎明公司我就不说了，它的军工订单必然盈利，这是体制问题，与市场经济无关，它出口欧美的发动机基本属于代工，虽然没有受经济萧条的波及，但是在技术上依然需要靠自主研发来改进。中国的企业部门，外向型居多，有自主技术的不多，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我们的出口里面加工贸易占据50-60%，基本是两头在外，就算企业有一定的技术，如果规模不够大，那么也会丧失国际定价权，在全球市场里遭遇种种利润挤压，比如抚顺高科电瓷，这家企业就存在这种问题，而三一重工就好很多，因为它的规模够大。这种规模经济效益是目前国内工业园普遍追逐大项目的根源。
但是对于高度发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而言，规模就只是一方面了，定价权和资本回报率显然就更加重要。这一点在上海就比较明显，一旦规模经济进入瓶颈，更大的问题与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技术升级，也就是前述的后工业化问题。而对于新兴的工业化地区，短期来看，可能都将是以追求规模为导向，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抚顺政府的做法是顺应潮流的。
问题在于，需求从哪里来。1994年之后，我们发现了外需，通过持续的扩大出口来刺激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发展，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06年，之后几年爆发了大萧条，我们的外需开始衰弱，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困境将在未来数年内延续，大萧条进入后半场；我是研究大萧条的，在美国和日本的长期萧条期，都是依靠公共赤字和基础建设，来刺激经济，力图拉动私人投资，中国在2009-2010年两次采取凯恩斯主义来解决眼前的困境，问题在于，未来如果要回归内需，那么必然要启动民间投资，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企业要扩大投资，必然要有一定的利润率。日本在战后的崛起，很大因素来自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给予企业稳定的利润空间。
据我的研究，沿海经济这几年的放缓，主要是利润空间被剥夺，这虽然符合中央调结构的初衷，但是短期内必然带来经济增速的丧失，今年以来中央坚定宏观调控不放松，我相信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加速沿海转型，给新政府打造一个好的局面。第二波工业化要启动，规模效益将是第一要素，政府必须要给企业创造出一个稳健的盈利环境，但是，最好不要都像央企那样过度依靠政策和垄断，我相信，日本的高物价+高收入给企业创造的利润空间，将是中国最易借鉴的经验。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和公共赤字可能是最不坏的选择了。新政府上台，必须得下定决心，中国的转型，不可能是一刀切和一蹴而就，用
内地新兴工业化的规模效益必然涉及资本运作，这是我要分析的第三个问题。从西方历史来看，现代金融的产生就是为了帮助企业做大做强，比如1901年摩根财团组建了美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几乎垄断了当时全美的钢铁生产。规模经济只有依靠财务杠杆和资本运作，才能实现。财务杠杆主要体现在信贷融资上，目前国内的大企业主要依靠银行借贷，这一点我不多赘述，我重点讲讲资本市场。严格意义上，中国的资本市场过去一直是服务国有企业改革的，近几年伴随金融改革和资本开放的全面推进，传统思维遭遇后工业化和金融世界的冲击，特别是债券市场和金融期货的崛起，更加改变了融资格局。传统意义上，股票市场其实对于企业是最有利的，因为成本最低，但是在特定阶段，债权的作用可能会优于股权，尤其是伴随中国的上市公司集团越来越庞大，企业要发展，除了排队等IPO，可能就要把眼界放宽点，把重心转移到新三板、私募债券、可转债和公司债上面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样的道理。
另外，在调研中，我发现外向型企业普遍面临外汇风险。调研组到抚顺高科电瓷时，公司方面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其实解决这样的问题国内已经有了成熟经验，地方政府牵头尽快引入证券公司和金融机构，通过掉期合约和套期保值，帮助企业解决汇兑风险，这将是它们在短期内面临的迫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