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在当下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近年来,沐浴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春风,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某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误区在起阻滞作用。

一

第一种观念误区称之为“民主缓行论”。这是一种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消极的、裹足不前的态度。持这种观念的论者主要借口有三:一是借口我国民主政治所赖以建设的经济文化条件不充分;二是借口人民群众的民主素质低;三是民主政治建设影响社会稳定。他们认为,民主化政治改革是市场化经济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前提。如果时机不成熟,民主化政治改革往往会成为社会动荡和政治分裂的助燃器。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和国民素质来看,还远没有达到进行民主化改革的条件。而且,进一步看,在当前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日益突出、各种不确定性增多、政治认同尚未达致的情况下,民主政治诉求只能引发政治无序状态甚至引发新的社会动荡。只要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自然会提上日程并顺利实现。

第二种观念误区称之为“民主急性论”,这是一种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剧烈的、激进的态度。持这种观念的论者认为,“民主缓行论”的借口都是挡箭牌,民主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永恒的价值追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将不断觉醒和提升,如果政府不能适应这种要求,才会出现政治的不稳定甚至政治动荡。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动荡。他们进而指出,在中国社会中日益泛滥的腐败现象,正是由于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所致。要消除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种种腐败现象,只能从民主化改革中才能寻找到根本之策。

第三种观念误区称之为“融合论”。即认为民主政治改革可以“寓于”市场化经济改革之中,或“融入”其内,认为这是“具极高政治智慧的战略选择”。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政治体制的问题可以在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自然而然地顺利解决,而政治体制仅仅局限于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范围。他们认为,这样的战略选择会降低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政治成本最低。

二

“民主缓行论”的合理之处是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国情。毕竟,国情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战略选择的基本依据。但是,“民主缓行论”忽略了国情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国民教育的进步、人的素质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意识的不断增强,民主化政治改革的步伐将逐渐加快。“民主缓行论”声言民主不是万能的,但世界上那种体制是万能的呢?从发展的视角看来,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另一方面,就民主体制本身的功能而言,民主只是提供一个可供发展的政治空间和良好的机制:既是一种择优机制,也是一种纠错机制,更是一种制衡机制。

“民主缓行论”也反映了一些人对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恐惧。他们错误地认为苏联、东欧之所以迅速垮台,是因为过早、过快的搞民主化改革所致。其实这是因果颠倒。前苏联恰恰是由于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旧的政治体制,长期窒息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活力。八十年代中叶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是病入膏肓,加之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化改革,历史性巨变终于发生。“民主缓行论”还与传统思维模式有关。谈到民主化改革,首先想到民主化是不是姓“资”,意识不到民主是人类智慧的不断沉淀和积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并不为某一阶级或国家所独有。在民主与稳定的关系上,不能把在民主化进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冲击和震荡统统看成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应当把某种程度的冲击和不稳定看成是走向社会长治久安的前夜。所以问题在于我们所追求的是静态的稳定还是动态的稳定?一潭死水般静态的稳定往往是通过高压手段实现的,结果只能是各种隐藏起来的矛盾等待总爆发。

“民主急性论”的提出与我们面临的新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必然会对中国人产生很强的示范效应。人们不自觉地以西方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设计作为可以直接仿效的对象。但他们只看过西方民主政治所产生的功效,而忽略了民主政治在西方长期的经验过程,也忽略了这种民主政治产生良好的功效所需要的复杂的经济、社会条件,在他们看来,任何有条不紊、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的民主改革思路,都是“远水不救近火”。因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主急性论”必然是饥不择食的、大幅度的、慌不择路的。所以,“民主急性病”论者往往抛开物质条件、制度和文明等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忽略民主的历史演进的过程性而孤立地提出一个西方的民主标准,这在本质上与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语录的教条主义一样,是另一种教条主义。

“融入论”的实质是把政治体制改革融化掉、湮没掉。固然有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如政企分开。但以这种微观或中观改革中政治与经济的交叉,来排斥宏观上、全局上改革国家政治体制的任务,要么使政治体制改革流于形式,而不触及重要体制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要么是最终放弃民主化政治改革,因循苟且,但求万无一失。殊不知这只会掩盖和压抑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政治成本会更高。实质上,只有不断的民主政治诉求,才有可能使各种矛盾纳入体制框架之内,通过政治的良性互动、明智的妥协以及修改法律的方式进行,真正的社会稳定才能“水到渠成”。

三

走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观念误区,我们主张“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理念。

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是由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所决定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脱离国情、超越阶段,尤其需要以一定阶段经济改革所可能提供的基础、时机、动力为条件。其好处是:其一,抓住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因素。僵化的各种旧体制,其危害有大小之分。因而,先抓住旧的经济体制开刀,也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二,避免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使改革得以在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涉及人多事广,触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矛盾更加复杂和深刻,因此,需要谨慎从事。

其三,可以使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也就是把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放在优先的地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力增强了,才能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坚实的基础。其四,旧的经济体制的首先突破,较快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了较多的实惠,人们感受到改革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从而衷心地拥护改革,这就减少了人们心理上的阻力,增强了人们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心。

实践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渐进展开的。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最显著的标志是选举制度的改革;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不断健全,并形成制度;加大了政府机构改革力度,逐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健全了国家领导体制,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立法工作成绩斐然,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了基础。这说明,中国20多年的改革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实际上也涉及到了政治领域。尽管从总体上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突出的壁垒。但是政治变革确实是发生了,而且变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民主的发展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力量做依托。否则,它受到社会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和群众文化生活水平的制约,而发展、建立不起来,即使在形式上发展了,建立了,也会被摧毁,或者被旧势力所利用,蜕变为专制政治的工具和点缀。而这种社会力量的生成和壮大来自相关经济因素的发展和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总的来说,政治民主化要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①经济利益是民主的基础和杠杆。只有社会的物质经济利益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经济互补性和利益差别性共进,才会有以现代民主形式平衡、协调、疏导这些利益关系的必要和可能。马克思主义也主张,是商品经济和平等交换原则孕育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人权和法治,是“商赋人权”而非天赋人权。挣扎在贫困边缘的社会,不会有民主的兴盛。荷兰和英国是最早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最早实行了民主制。就现代民主来讲,主要取决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程度,市场经济越是发达,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愈高,公众利益的一致性愈高,民主的程度也就会相应愈高。

“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理念要求我们要以理想的民主为目标,使民主的动力在政治现实中渐次生长起来,一步步地趋向我们理想的民主。其基本原则是,既要坚定不移地扩大民主,又要考虑到中国缺乏民主传统的实际,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民主,以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既要尽快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充分的民主权利,又要健全法制,将民主纳入法治化轨道,防止极端民主化;既要积极维护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热情,又要正确估计人民群众对民主政治的要求,科学地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准确地、审慎地推进民主化进程。我们在新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还要为人民进一步掌握国家权力和参与国家管理,进一步实现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实现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而努力,以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互动,大致包括三层意思:一是在内容上或实质上二者要相互一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而不能相互矛盾。最为重要的是,两者的目标和方向要一致。比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应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应该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不能像一些人所鼓噪的那样实现“新威权主义”,那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二是在进程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大体同步,既不能过于超前,也不能过于滞后,所谓“大体同步”,并不是说二者的所有内容和环节齐头并进或同时出台,而是说在总体上不能相距太远。无论过于超前还是过于滞后,都会使二者脱节,相互阻挠,而造成紊乱,以至导致改革半途而废。只有在进程上的大体同步,才能保证在内容上的相互配合,相互促进。②三是我们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优先,但改革的最终成功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保证发展、支持发展、促进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切忌有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本来,民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来自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选择经济优先的战略是震荡最小,广大群众得利最多、受损害最小的改革道路。有的国家选择政治优先的改革战略,不是严重的失误,就是经济失败和经济发展受阻而导致社会经济矛盾激化而作出的选择。这决不是说政治体制改革不重要。相反,政治体制改革既十分重要,又有相当大的难度。”③

走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观念误区,需要在决策层、知识界和群众之间构筑沟通和认识的桥梁,使之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达成共识,以期产生持久强大的凝聚力。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明确,政治体制改革就其性质而言,不是工程建设而是由很多人参与的社会博弈。

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要提出一个排他性的单一思路,而是把各种思路都整合起来,实现各种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路和各种民主力量的相互包容,把民主政治建设由党和政府的良好愿望,转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共识。毕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深厚的根源在于人民群众的理解和实践。只有由此产生的巨大合力才有可能带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