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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评价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不妥
作者:张传玺    文章来源: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史学爱好者,近日在读一些史著时,看到这样一种说法:中央集权就是专制主义,明清社会是专制主义发展的顶峰。这种说法对吗?可否请专家给解答一下?
  山西 张建华2007年1月

  近年史学界的有些同志在评价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时,给予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等的,有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专制独裁等评价,给予明太祖朱元璋、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及清朝后期诸帝的,不仅有以上三顶帽子,还外加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保守落后、愚昧无知等罪状,甚至连明、清不设丞相,新设内阁或军机处以协助皇帝办事,都认为是极权主义的顶峰。并说正是由于中央集权制度的顽固传统,使中国未能适时地向西方学习,“与资本主义擦肩而过”,以致沦遭落后挨打的命运。

  我们现在谈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一般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等种种用法,多把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制度连起来,实际上,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专制主义不论何时,都应该否定,但历史上中央集权制的优缺点及其贯彻执行者的情况,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评价,不应过于片面和偏激,也不应感情用事。

  中国历史上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是由当时的国情和民情决定的

  中国的历史在秦汉以后的两千余年间,有极大的发展变化,诸侯并立的形势已为大一统国家所代替,逐渐形成了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从其产生之日起,其组织机构就具有多民族、大一统的性质,其职能就具有维护、推动、发展和形成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历史任务。如果这一制度被削弱,此国家准出问题。如刘邦建立西汉之初,认为秦始皇只知道要中央集权,不分封子弟为侯王,致有“孤立之败”。他就大封子弟为九国,给予军政大权,变郡县制为“郡国并行制”,使中央集权制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日益发展,后来发生了“七国之乱”。再如西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也认为曹魏不给宗室贵族以军政大权,致因孤立而为他乘机篡位。因之也大封宗室子弟二十七国,并给予军政大权,希望晋朝能“历纪长久,本支百世。”(《晋书·宗室列传》史臣曰)后来发生了“八王之乱”。又如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为了加强统治,以保其江山永固,封其子孙二十五国,各拥军政大权;可是在他死后不久,其四子燕王朱棣就在今北京发动叛乱,以“靖难”为名,打到南京,夺得皇位。可见中央集权制度不能削弱,不能另搞分封制。削弱则易分裂叛乱,集权则益强大统一,这是当时的国情和民情决定的。

  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之运作,与执政者的贤明与否,关系甚大俗话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制度,不得其人贯彻执行,等于白费事。可见主政者好坏,关系至大。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孙奭疏:“贤者之君治国,以其昭昭,明己之道德,然后使人昭昭。今之治国者,乃以昏昏,不能自明己之道,而欲使他人昭明微,不可得也。”如东汉的桓、灵二帝,两晋的惠帝,唐朝后期诸帝,北宋的徽宗和钦宗父子,明朝的嘉靖、天启诸帝,都属于形形色色的昏昏之君。在他们当政时期,重用外戚或宦官,朝廷上下争权夺利,结党营私,致使政治黑暗,经济凋敝,广大劳动人民贫困破产,阶级矛盾尖锐,有时引发民族间的战争,长期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乃至军阀割据,天下分崩离析。可见中央集权制之运作,离不开圣君贤相,也就是说,君主的昏与明是关键所在。

  中央集权并不是导致“明清与资本主义擦肩而过”的直接原因有人认为,明清时代是中央集权主义的顶峰,并且由于中央的集权制度使“明清与资本主义擦肩而过”。这样评价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不妥,对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经济的评价也过于片面、过于悲观了。其实,据我所知,明清这两个朝代还不能说是封建社会已走到了尽头,再也无路可走了。就农业来说,还正处在高度发展的时期,如铁器牛耕的普及,水利的兴修,耕地的增辟,产量的提高等,都非前代可比。手工业和商业更有发展,大中城市的工商业日益繁盛,因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而新兴起的中小城镇在各省县都有很多,农村定期的市集街摊交易十分普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不少地区的多种行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如果没有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推动这样的社会发展的动力固然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创造为主体;而中央集权国家的某些政策的实行,如明朝后期实行的“一条鞭法”,清朝前中期实行的“招民垦荒”、“蠲免钱粮”、“地丁合一”及“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政策及其实行,都为发展社会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至于重农抑商政策,正面的作用是主要的。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世界古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

  人们都常常说中国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津津乐道的事例极多,但有一项更伟大的文明,而且已创造出、并行用了两千余年,却为人们所忽视,这就是在中国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此制度的创行和存在、发展、完善,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也应当说,是世界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世界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中,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三国。后来,此三国国家灭亡,文明中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悲剧。稍后,欧洲又出现了两支文明奇葩,即“雅典民主”和“罗马法”。这两支奇葩对后来的资本主义确有些影响;但在中世纪却是黑暗时代,并未将一度出现的军事大帝国推向多民族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道上来,而是中途崩溃,分裂为数以百计的大小政治碎片,彼此连年混战,互相兼并。今日之巴尔干半岛仅是欧洲的一角,犹在分裂不止,互相仇杀,战火纷飞,民无宁日。此事也反证了我们的先人在两千余年前即选择了走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道路,是正确的、必要的。

  当然,我们在此并不是要提倡固步自封,向外国、外民族学习他们优秀的文化特长很有必要,但立足点应在本国,即要正确了解本国的历史和国情,知道我们的实际需要,如不了解本国的历史和国情,不知所需,抱虚无主义的心态看待本国,“言必称希腊”,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

  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属于政治文化或政治文明。我认为,孟子所说的“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和韩非子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其含义都很重要。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7-08-21 14:58:00 点击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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