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鲜明地提出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执政党建设理论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执政党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宝贵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是我们加强党的执政理论研究的基础。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执政理论,深入研究毛泽东执政思想,对于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对党的执政理念的认识

执政理念,是执政党领导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理性认识和基本观念,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明确“为谁执政”和“怎样执政”两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和之后,毛泽东在探索党的执政理念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光辉的思想,奠定了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民为本的理念。以民为本,这是党执政理念的核心,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最基本的价值观和共产党执政最基本的规律。人民是国家的根基,不解决好人民群众的问题,国家就不能安定。毛泽东吸取民本思想的精华,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认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他指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只有人民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人、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二是以和为贵的理念。“以和为贵”的思想,在毛泽东执政理念中,具体体现在提倡团结,包括提倡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党内和党外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全国各民族的团结,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团结。相信和团结人民大多数,相信和团结干部的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曾经反对过自己,但被证明是错了的人)一道工作等等。三是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的理念。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用人必须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政策,他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1〕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必须搞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四是以农立国的理念。经济建设和发展是工人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首要的根本的任务。毛泽东对农业高度重视,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中,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正确处理农业与轻工业、重工业关系。五是从严治党的理念。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也是党执政的一条重要规律。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要坚持“两个务必”,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要警惕官僚主义,严惩腐败分子,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全党的思想觉悟和思想作风有了明显的提高和改善。邓小平曾评价说:“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2〕

　　二、毛泽东对党的执政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一个政党在执政前,可以用在革命斗争中是否发挥了领导作用并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来衡量、检验政党的作用大小,而在执政后,党的作用则必须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紧密相连,在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实践中去展示执政党的功能。还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旗帜鲜明地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3〕“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4〕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取得政权作为它的终极目标,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则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夺取政权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而毛泽东指出,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在毛泽东看来,同我们的远大目标相比,民主革命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而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仍然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仍然要正确处理阶段性纲领同最高纲领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党处在执政地位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针对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还在中共七大时候,毛泽东就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5〕他十分明确地告诫全党,党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同时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1954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向全国人民庄严宣传:“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6〕在整风运动期间,社会上曾出现怀疑党的领导、企图脱离党的领导,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时,毛泽东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并针锋相对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7〕以后,无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毛泽东丝毫没有动摇保持和加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决心。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领导地位,才有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前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1956年召开的八大,根据党执政后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认党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八大提出的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开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三、毛泽东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认识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开始思考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对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能力提出了告诫和要求。新中国成立前夕,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清醒地估计和分析了党执政后所面临的新形势,并就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向全党敲响警钟。毛泽东把执政比作“进京赶考”,预见性地提出了执政对我们党是一个考验,并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8〕,“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9〕。“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10〕

毛泽东还要求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强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1〕。这些基于对党的事业深刻理解而作出的高屋建瓴的科学预见,是对党执政后面临的严峻考验而向全党发出的警示,也是我们党执政必须具备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

过去,我们讲党的建设,主要是指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但是,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都应该体现到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执政能力建设是重点、是关键。应该说,毛泽东对党的执政能力同新生政权的巩固之间关系的认识,也是极其深刻的,他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1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面对执政后的一系列新问题,毛泽东对党的执政能力做了艰苦的探索和思考,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3〕在1956年和1957年,毛泽东还多次提出:希望“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14〕。毛泽东要求全党“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强调“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15〕。毛泽东对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在新的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仍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四、毛泽东对党的执政基础的认识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心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衰成败的根本因素。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在对党的执政基础的认识方面,毛泽东创立了一系列的光辉思想。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
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6〕毛泽东一向倡导党和国家机关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7〕他强调,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首先是为工人和农民,他们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我们执政的基础。他们的状况如何,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关系极大。他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要树立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18〕。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这是由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针对作为执政党后,面临的新矛盾,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和讲话,强调要十分注重协调,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积极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制等手段,及时妥善地协调名种利益关系,防止矛盾激化而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团结,科学分析人民内部矛盾新的表现形式,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19〕。毛泽东为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许多论述直至今天仍有重大现实意义,仍然是我们今天工作的行动指南。

　　五、毛泽东对党的执政方式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执政方式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一是强调要坚持和正确把握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1956年,中共八大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新形势,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党和全国人民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二是强调要坚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何种政权形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21〕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方面人民民主专政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政权,另一方面它所担负的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国家学说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建立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是按照人民代表大会这种组织形式和结构来建立政治体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新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和民主的原则。

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他着力解决和探讨了管理与建设新国家的民主之路,在探索加强党的领导和实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方面也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成为我们今天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认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22〕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进一步明确了多党长期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23〕三是强调要坚持依法执政,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和手段行使执政权力,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坚持社会主义法制有机地统一起来。毛泽东认为:“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24〕他十分重视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制定,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25〕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制定和建立法制的权利也属于人民。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使人民群众的意见发挥出来,集中成为国家的法制。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

建国初期,党没有条件也不可能靠制定各种详细的法律条文来治理国家,只能靠战争年代形成的党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一元化领导,党所采用的执政方式是以政策为主的执政方式。中共八大也提出了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主张。但我们党未能在实践中自觉有效地实现执政方式的转变。“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执政方式更加强调以政策为主,法律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再被削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一系列改革的进行,以政策为主的党的执政方式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进和完善。但至今仍然体现在我们现行的领导体制和政治体制之中,并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问题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虽然在执政思想的认识上走过一些弯路,但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尽管这些问题最终没有很好解决,但毛泽东的思考、探索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执政党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党通向执政规律的真理性认识的重要阶梯。

〔参考文献〕
〔1〕〔3〕〔2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527, 652, 677.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44-45.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77.
〔5〕〔16〕〔17〕〔2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1098, 1094-1095, 1096, 809.
〔6〕〔13〕〔15〕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350, 395, 396.
〔7〕〔14〕〔18〕〔23〕〔2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303, 241, 275, 34, 197.
〔8〕〔9〕〔10〕〔11〕〔1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1438-1439, 1480, 1481,1439, 1428.
〔19〕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291.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301.
〔2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