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了上世纪末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因丧失先进性而丢掉政权的惨痛教训，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兴衰的历史证明：当布尔什维克党引领时代潮流之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如日中天、兴旺发达；而当苏共一旦丧失“先锋队”的作用，就把国家和社会发展带入了歧路。总结苏共覆灭的教训，对于今天我们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深远意义。


一、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能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中的指导作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误的经验所证实”。②

列宁曾经总结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学说。③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利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来行动，才能“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④而在俄国革命时期，出现了各个政党和组织。资产阶级力图使这些工人组织离开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它们同党对立，鼓吹杜马党团的“独立性”、工会和合作社的“中立性”。列宁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党的历史作用的理解，即坚持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革命中要对工人阶级的其余一切组织进行政治思想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列宁的这一思想已为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证明。

在俄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能否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等人坚持议会制共和国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好国家形式，实质在于使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列宁则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巴黎公社型”的国家政权与俄国苏维埃就走国家政权的雏形。所以列宁说：“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这一思想，对十月革命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

与此同时，他们也反对脱离实际机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是列宁最爱说的话。因此，列宁坚决批驳了死死抓住“俄国只能搞资产阶级革命”的论调，毅然发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商品、市场、利润、价值规律等概念是所谓“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列宁在突破这个“模式”方面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即可以“利用”这些“资本主义的”范畴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则迈出艰难的第二步：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商品生产，尽管他极不准确地把商品生产还分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

针对一些人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灭商品生产”的看法，斯大林明确提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仍是必要的东西。”他说，“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它若干概念”。⑤

正是由于列宁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伟大成就。最近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撰文，对那一时期苏联的辉煌成就作了充分肯定。他写道：“我们的人民在伟大而又恐怖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使自己的民族安全有了空前保障，把我们国家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它的影响扩展到了地球上那些最遥远的角落。苏联的工业潜力成倍增长。消除了失业。到40年代初，全民的识字程度已超过80％。苏联宪法在历史上第一次宣布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的权利：劳动权利、休息权利、接受高等教育权利、对老人的物质保障权利。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制定过与此类似的权利文件。所有这些苏维埃时期社会发展里程碑式的事件，今天看来也令人极为惊叹。”⑥

但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其国际威望的提高，党内逐渐滋生骄傲自大的风气，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弊端日渐突出，对领袖人物个人崇拜的风气更加凸现，这是导致党内意识形态领域封闭、僵化的主要原因。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最后年代，正如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沉痛总结道：理论脱离实际、言行脱节左右了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党内、社会上普遍养成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风气。⑦

由于不能始终贯彻把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进世界革命等重大理论上的任化问题始终没能有大的改进，这就阻碍了社会更大的进步。

原《其理报》总编辑维·阿法纳西耶夫回忆道，他们这些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在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时，上面并不要求“有什么独到的思想。重要的只有一点，就是要善于给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于是，他说他们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主义”。⑧

原苏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对此揭露道：“当时一些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集中全力去论证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而完全忽略了20世纪最后30年的主要问题——科技革命的新时期。”结果是国家没有能转向这个新时期，在新世纪这一门槛前停住了。世界发达国家在70年代完成了这一过渡，苏联则丧失这一机会。⑨

久加诺夫指出，从赫鲁晓夫打出“非斯大林化”、“解冻”的旗号，到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和僵化，这一切为戈尔巴乔夫等人“确立瓦解苏联的意识形态”打下基础。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发表了其代表作《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认为“历史尖锐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生命力问题”。文章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局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⑩提出应汲取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对“社会民主派”应给予应有的评价。11这篇文章表明，戈尔巴乔夫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时代的局限性，苏联改革需要从资本主义文明成就、社会民主主义经验中寻找现实的理论支持。多党制是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政治条件。

1991年7月在苏共中央审议新党纲时，戈尔巴乔夫更为明确说道：“过去只承认马列主义是自己的思想源泉”，“现在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库包括国内外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所以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中，取消了马列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提法。这就把苏共等同社会民主党了。

他的一个主要助手、号称“改革设计师”的雅科夫列夫也说过，“已经到这样的时候了，即必须说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空想的和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12“马克思的理论假设在俄国长期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而只产生了列宁——斯大林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走进了死胡同”。

那么，用什么取而代之？雅科夫列夫说：“克里姆林宫的改革派们，我根据自身经验知道，他们较之任何别的东西更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方向。”13

至于叶利钦等人，则公开宣称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我们正在走建立民主之路。这条路美国走了200年，意大利用了几十年，而我们是刚刚上路。”

然而，这条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最终导致取消苏共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的道路引导俄罗斯人走向的目标，是苏共垮台、民族分裂、国家解体。普京总统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和悲剧”，“其间大多数俄罗斯公民一无所获”。14

二、共产党的先进性就是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到主导作用、发挥带头作用

l、早期苏共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共产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这些目的可能被每天的日常工作暂时掩盖起来，但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失掉作为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指路明灯的意义”。15列宁这段话鲜明体现了党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而党作为阶级的先锋队、教育者和组织者，其作用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16这就要求共产党在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要求共产党员在人民群众中发挥带头作用。

所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特别强调要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增强党的纪律，以此凝聚党的力量。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注意对共产党员的思想教育，要求他们在生产、劳动、尤其在艰苦的环境中起到带头作用，增强群众的凝聚力。

1919年5月，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外敌入侵和内部叛乱的严峻形势，铁路运输吃紧。在莫斯科——喀山铁路局的共产党员决定自觉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一小时，集中到每个星期六的休息日进行一次义务劳动，“直到战胜高尔察克”。当劳动完毕，“上百个身体疲乏但眼中闪烁着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工作日的胜利”。《真理报》记者的这段感人的描述激动了全国，这个活动也迅速推广到全国各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并带动大批非党群众参加。列宁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本人亲自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士兵共同抬木头的画面曾经激励了几代人。

在捍卫新生苏维埃政权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共产党员总是冲锋在前，正是靠着布尔什维克党广大党员的献身和带头精神，才战胜了14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叛乱：

1919年9月，南方战线由于邓尼金部队的突破而紧张，俄共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党团员上前线，总共动员5万人，其中3万共产党员，1万共青团员；

1920年，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波兰战线和弗兰格尔战线形势的报告，决定动员共产党员上前线，要求把应征的党员全部派往前线。其中“55％的党员到弗兰格尔战线，其余的派到西方战线”17；

不仅普通党员，在战场上干部更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1920年，红军内的旧军官萨波日可失发动叛乱，一度占领布祖卢克及周围地区，形势十分危急。遵照列宁指示，萨拉托夫省党委派去一名党委主席团成员和20名苏维埃机关的负责干部去平叛，很快控制住局势；18

1921年2月28日彼得格勒附近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的部队在俄国和国外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叛乱，严重威胁着新生苏维埃政权。当时正在出席俄共第十次代表人会的代表，亲自上战场。他们越过冰封的湖面，冲锋陷阵，终于平息了叛乱……

当时在全国陆海军总人数中共产党员有30万人，这个数字占到全国党员人数的一半，每5个红军战士中就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有5万共产党员在战争中牺牲。列宁曾经高度赞扬了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群众的影响，从而对革命进程的推动。他说：“只是因为党当时时刻警惕，因为党纪律严明，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的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是因为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牺牲——只因为有这一切，才使目前的奇迹发生。只因为有这一切，我们才能在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两次、三次以至四次的进攻中获得了胜利。”19

共产党员的这种献身精神在3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继续得以发扬光大，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斯达汉诺夫运动”。1935年8月31日至9月1日，顿巴斯年轻矿工斯达汉诺夫在一个工作日采煤102吨，超过定额14倍20。随后党小组长米·久卡洛夫又打破斯达汉诺夫的记录，这种劳动竞赛迅速推广全国。由于开展了斯达汉诺夫运动，据俄罗斯学界最近的资料证明：根据全国各个生产部门统计，劳动定额超额完成了13－47％21。

当然，这种用“竞赛”的办法、搞运动的办法来促进生产发展的方式，有它一定的缺陷。这里我们主要是看到当年布尔什维克党的党风确有先进性一面，表现在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2002年出版的俄罗斯教科书《20世纪祖国史》写道：“30年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尽管极其困难，但广大劳动群众仍然满怀激情地工作”。该书还特别强调：“这绝非那时报刊的虚假宣传，而是事实。”斯达汉诺夫运动之所以能在全国推广，除了物质刺激的手段：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能得到住宅、汽车的奖励和社会荣誉之外，主要是当时人们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当年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伊·库多夫回忆道：“当时为什么那样忘我地工作？是为了多些报酬？是的，但又不完全是。主要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22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献身精神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更得到充分发挥。在战争时期有53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360万人成为正式党员。在前线部队里，有40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260万人成为正式党员，使苏联军队中45％的战斗员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23在战争最紧张激烈的时候，广大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莫斯科党组织把10万名共产党员和25万名共青团员直接派上前线。列宁格勒党组织的70％的党员，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党组织的90％的党员走上了前线。24在荣膺苏联英雄称号的人中，74％的人是共产党员，11％的人是共青团员，25超过300万的苏共党员牺牲在战斗中。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牺牲在前，这就是如此艰巨的卫国战争能够胜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2、苏共50－80年代党的先锋作用的弱化

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只有24万党员、162个基层组织，1991年党员数达到1900万，42万个基层组织。从1953年到1968年，党员人数从不到700万急剧堵加到1300万，意味着每年平均吸收50万党员。26这些新党员很多缺少政治思想方面的磨练。很多人甚至是抱着为了自己的职位、物质利益混入党内。他们不是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是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转移。遇事能拖就托、能推就推。党应当发挥的先锋作用，在一些方面同党的状况发生的变化不相符合，同党所承担的任务和群众的期望不相符合。俄罗斯学者科索拉波夫指出：苏共长期以来不注意党员质量，片面追求数量。一些投机分子和见风使舵、追求名誉地位、谋取私利的人、和共产主义信念格格不入的人混进党内，27使党的战斗力遭到破坏。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党的风气中言行脱节成了主要发展趋势。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宣传的是“经济节约”，却由于对工作不负责，漫不经心地“吃掉了”靠出售石油和酒类好不容易挣来的数千亿卢布。28这种情况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产生了离心力和破坏力。

所以，很长时间以来，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日渐淡漠。报纸曾经揭露了这些现象，指出：由于党的先锋作用和战斗力的衰退，“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后果是，实际上削弱了刺激劳动群众积极生产的因素，使他们越来越对工厂的生产成果漠不关心”29。表现在：矿工、停工、怠工现象严重。1965年全国因这种情况造成的损失约30亿卢布，1972年为40亿卢布；同时工人偷工减料，使产品质量低劣。1961年，仅在商业部门积压的残次产品金额达到20.3亿卢布，1974年达到40亿卢布。鞋袜次品增加65％……30

3、“民主化”和“公开性”思潮使苏共丧失砥柱作用

苏共党的先锋作用，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思潮下，一步步丧失殆尽，最后竟失去了执政地位。这个过程是这样发生的：
首先，戈尔巴乔夫等人不再把共产党看作引导国家发展的先锋力量，主导力量，而是视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机制”，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领导作用。

其次，表面上把共产党作为改革目标，实际上彻底取消了共产党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先锋作用。共产党当然应当改革，特别是针对党内已经形成并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腐败风气。但共产党是改革的发动者和领导力量，改革是为了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不是削弱它，否则改革就失去了方向和动力。而戈尔巴乔夫作为公开性、民主化的第一个步骤，却是号召、发动群众把“改革”的目标转移到党政机关。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苏共党的“整整一代人已成了保守势力”，“改革的主要敌人是党内的官僚主义”。前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在总结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时写道：“改革一开始就出现重大失误，夸大了党内、党员干部中和回家机关中保守主义的危险性，拼命攻击党，人为地培植反对派。本应从党抓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力工具，本应用加强组织性来促进民主化，可是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却背道而驰，送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31

苏共丧失先锋作用和地位的最重要步骤走取消苏联宪法中规定的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同时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会团体”，确认了多党制。

苏共在丧失执政法理依据的同时，也逐步放弃了在国家机构中的领导权。转折的标志是修改原宪法，实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对此有明确解释。他说，“第六条的问题同改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建议一起研究”，“表明我们承认民主制的另一项重要原则：权力分立”。32所以在就任总统时，作为苏共总书记的他公然宣布自己不是某个政治派别的代表。

这样，苏共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从中央领导到基层组织，几乎全部丧失了组织性和领导作用、先锋作用。

三、共产党的先进性要求克服官僚主义、拒腐倡廉、密切联系群众

1、关心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是苏共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保证

保持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胜利、巩固胜利的最重要保证。列宁曾经指出：“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政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党，应该是真正同群众有经常联系的党，善于领导群众的党。”33无产阶级政党靠什么来维持？“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34

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解决了当时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和平、土地、面色”问题、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和平法令，宣布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通过土地法令，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农民有权分得土地；宣布民族平等原则，为各民族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这些深得人心的政策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威信上升，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队伍迅速分化，转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里。如果说在1917年初，孟什维克有20万人，社会革命党50多万人，布尔什维克党只有2万人，35短短几个月（5个月），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到22万人，到1917牟10月已经扩大到35万人，增长了10倍。36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急剧下降。在1917年7月的莫斯科杜马选举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得票率达70％以上，在9月的选举中下降到18％37。很明显，群众情绪转向了布尔什维克党，是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同样，30年代苏联在实现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极其艰巨、伟大的事业中，如果联共（布）党不是代表着苏联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保持着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要完成如此伟业一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世界主要强国一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苏联解体以来，一些人把30年代的苏联描绘成漆黑一团，似乎当时苏联人民生活在强迫劳役之中，对苏共充满了仇恨，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俄罗斯2002年出版的教科书《20世纪祖国史》中明确写道：“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他们开展了生产突击队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保证了这个方针的最后成功。”38

2、早期苏共领导人高度重视反对官僚主义

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掌政权的最初年代，列宁就高度重视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改造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他对任何不负责任、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拖拉作风表示出极大的气愤，常常给以毫不留情的批评，要求向那些一窍不通、不明事理、只会签署公文的官吏作斗争。列宁指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端的国家”，“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有，在党的机关也有”。39

列宁不仅要求布尔什维克党的各级机关和各级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在树立共产党关心人民利益的优良形象方面做出光辉榜样。列宁不仅领导着制订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而且每天还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接待大量群众来访者。美国记者艾尔伯特·威廉斯把列宁的工作宣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办公室40。据苏联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统计，仅在1922年10月2日到12月16日两个半月，列宁共接待了各色人等125次，平均每天会见2－3人。

1919车5月，雅罗斯拉夫的农民对当地政府机关的控告信有一封从处理送件事情的委员会转到了人民委员会来，并附有一个官员的决定：“工作太忙碌，根本没有功夫来管这些琐事。”这个决定使列宁十分气愤，他立即写一个便条：“给国家监察部阿瓦涅索夫，请把写这个批语的官僚逮捕起来。”41

斯大林时期同样采取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吏腐败行为方面的严厉措施。1928年斯大林在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谈到了反对官僚主义、惩处管理腐败方面的问题，他指出：“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它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里，不论是党组织里、共青团组织里，不论是工会组织里、经济组织里都存在……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是最危险的一种官僚主义分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党员的称号来掩饰自己的官僚主义。遗憾的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在我们这里并不少。”42

例如，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一些党政干部贪污受贿、酗酒成风，违法乱纪、任人唯亲、压制批评，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此事被揭露出来后，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了这一事件，决定把那些政治上道德上腐化堕落的党员开除出党，并把那些触犯刑律的党员干部、行政人员支付法庭审判。

斯大林据此指出：斯摩梭斯克和阿尔乔莫夫事件的发生“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在我们党组织的某些环节中会发生这种腐化堕落的可耻事件了？这是因为有些人把党的垄断弄到了荒谬的地步，压制了下层的吁声，取消了党内民主，培植了官僚主义”43。所以提出：消灭官僚主义的祸害的途径是，发挥下面群众的监督，同时发扬党内民主。

3、革命领袖拒腐倡廉、廉洁奉公、关心群众的光辉形象

莫斯科肃反委员会总务处给列宁购买了“靴子一双、衣服一套、背带一条、腰带一条”，总计应付1417卢布5戈比。列宁收到帐单后，立即在账单上批语：“附上2000卢布，请一而且坚决请求一将这一项显然少算钱的账单改正过来”；44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耶维奇一次给列宁买书。列宁马上要求书费由他自己给付：“我的书籍由我付款”，并列出两部书价款3700卢布，然后给办公厅“寄上4000卢布”。45

在物质供应最紧张的年代，莫斯科苏维埃粮食局农业科给列宁送来一些水果样品，被列宁坚决拒绝了。列宁说：“你们寄来的国营农场水果样品收到了。我恳请你们今后不再这样做，水果之类的东西不要寄送了，但要告诉我：国营农场的水果之类的产品一般是怎样分配的？是否分给医院、疗养院和孩子们？”46

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袖大都能保持着这样廉洁的品德。俄罗斯学者阿尔图宁·尼古拉写道：“当斯大林逝世之际，他给个人留下什么？工作人员在他的驻地仅仅找到几双织补过的短袜子，几双鞋跟都已磨破的皮靴，两套军服：一套是他每天都要穿的，另一套是用于节日检阅穿的。”47

列宁不仅保持自身的廉洁作风，而且对那些以权谋私的官员表示出极大义愤。有一次，当他得知莫斯科某县“有个叫捷廖欣的人……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强占了花边编制学校，扣押一名女教师，并运走部分财物”这样的事情后，立即致信波多利斯克县执行委员会，指示“立即把学校腾出来，从那里拿走的东西，包括学校的和女教师的，都要归还。要让女教师们能安心工作”，同时命令调查捷廖欣的非法行为，以便把他送交法院。

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良好党风还表现在对干部的关心上。“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这句众所周知的话最先正是出于列宁之口，他多次要求全党要关心干部，“爱护国家财产”。
列宁之所以这样关心干部，是因为他一直视干部为宝贵的“国家财富”。如他说道：“契切林病了，无人护理，还不想治疗，他是在摧残自己。必须代表中央给他写一封很客气的信（以免伤他的感情），写上中央的决定：中央不容许他这样损害国家的财富，要求他找一位高明的医生（通过卡拉汉介绍就行）并在疗养院住一段必要的时间”；48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在大政方针上处处从群众利益出发，在日常工作中也能发扬关心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优良作风。

一个普通群众、喝醉酒的青年人因为对“母亲的爱达到病态的程度”，不惜冒用别人的证件进入军事禁区而被捕。由于担心他在当时的斗争紧张情况下被误杀，列宁亲自写信给“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要求对送个青年暂缓判刑，并调查清楚；49曾经与列宁同在西伯利亚流放的一个普通机务段的车辆注油工人，列宁要求给他安排一个较为轻松的工作：“因为他已经老了”。

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深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尽管建国初期各方面条件极为艰苦，但仍然尽量照顾有贡献的专家。

1919年7月2日，列宁写信给财政部的领导人：“请向你们的财政科说明：对别尔卡洛夫因卓越发明而从人民委员会领到的5万卢布奖金不得征收特别税。”50普尔科沃天文台台长伊万诺夫写信给列宁，请求创造必要的条件、即发给一定的优待口粮以保证天文台开展正常的工作，列宁批示：“按学者之家的标准领取”……

这一封封书信，鲜明体现了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关心普通工农群众、关心知识分子、关心干部的优良党风。从中可以证明：十月革命后，新生苏维埃政权能够在内忧外困、粮食匮乏、缺医少药……等困难中挺立起来，与布尔什维克党全党团结一致、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所发挥出的巨大力量分不开。

4、苏共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恶化

斯大林逝世之后，苏共最高领导人开始逐渐滋长起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好逸恶劳等恶劣的风气，很多人加入共产党不再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捞取一官半职，投取更多个人、小集团利益成为其最大追求。

原苏共《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回忆：“后期的勃列日涅夫是一个重病缠身、不爱活动、少言寡语、不善思索的人。他的敏感和感伤达到病态程度，尤喜阿谀奉承，贪图荣誉奖赏和礼品。”51而“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一时间苏共党内贪污贿赂腐败成风。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而这之后，他就调到莫斯科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成为政治局委员。

这样的风气很快在苏共党内蔓延，一时间吹捧领导人成风。有一次《具理报》在三篇社论中因为没有提到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竟然受到苏共中央书记指责。把总书记当成“沙皇”崇拜，严重败坏党内民主空气，也必然影响到党的工作作风，党群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果。

利加乔夫曾回忆道：当他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第二天就给他配备了“海鸥”牌汽车。本来一定级别的干部享受一定级别的汽车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问题在于，当他提出自己不喜欢乘坐这个型号的车、换一个比较低级一点的车时，竟受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认为他这样做是搞“特殊”，破坏了机关的风气，会使其他干部为难。52就是说你想不搞特权都不行！

戈尔巴乔夫这方面也并非清白。据他的总务部长回忆：在他的个人账户上有几百万美元，这是全苏著作权代理公司帮他搞到的稿酬；此外，他还有数不清的贵重礼品、各种用外汇支付的奖全；而他还在帮助他的夫人出版回忆录，根据合同她将靠这本书获得大量外汇；53

甚至在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反“特权”的浪潮中，戈尔巴乔夫仍然在会计那里把公用和私用的发票一齐报销。54他的行为自然影响到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送些人同样每天报销着大把公事和私事的发票。

正是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党的声誉。

苏共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是其应有之义。但“集中”与“民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要防止极端民主化，离开集中讲民主，主张绝对民主，否定集中，蔑视纪律，搞自由主义，又要反对离开民主讲集中，搞“一言堂”、家长制，个人崇拜，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就会严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靠批判苏共的“专制制度”起家，口头上把“民主化”口号喊得震天响，实则仍然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

据戈尔巴乔夫身边长期工作的人回忆，他到处巡视，不断讲话、演讲、报告、会谈。仅在1985年10月就达15次。而其所发表的政治观点常常与苏共政治局内的观点不协调，也不通气。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很多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才知道的。他越来越、或许是有意识使自己置于苏共监督之外。脱离群众的个人决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改革初期他在“禁酒”和价格调整等改革措施上的失误就充分证明这一点。更为严重的足，在“8·19”事件后，他竟然可以不通过党的代表大会，或者至少是中央委员会，自己个人就宣布解散苏共中央委员会，这其是亘古未有的专断行为！

党的最高领导人政治信仰的反复无常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损害了党与广大党员群众的关系，导致大批共产党员退党。如苏联最大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在1989年还有9072个党员，到1991年1月，不到两年退到只剩1646个党员，其中还有300个人不交党费；55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制铝厂是全国闻名的大厂，戈尔巴乔夫在19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后，开始大批退党，有900人交出了党证。1987年，全苏退党人数为16634人，1988年为21217人，1990年猛增至1809424人，1991年仅第一季度，退党人数达到587000人。56

一个执政党，思想上丧失了前进的方向；行动上背离了预定的目标；作风上因循守旧、糜烂腐化；组织上一盘散沙、分崩离析……这就是当时尚有的433000个苏共基层支部、一千多万苏共党员不能出来捍卫国家的重要原因。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一卷，第83—84页。

②《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136－137页。

③《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第13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9页。



⑤ 《斯大林选集》下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0－551页。

⑥俄罗斯《HTPK》出版社莫斯科2004年版，第18－20页。

⑦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2年版，第127页。

⑧维·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的页。

⑨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2年版，第14页。

⑩ ［俄］《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11（俄］《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12 亚·雅科夫列夫：《序言、崩溃、结束语》，莫斯科1992年版，第1、127页。
13 亚·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14 www.strana.ru，2005年5月9日。
15《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0卷，第1页。
16《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4卷，第38页。
17《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9卷，第759页。
18《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9卷，第780页。
19《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407页。
20 萨哈诺夫主编：《20世纪祖国史》，莫斯科2002年版，第167页。
21 萨哈诺夫主编：《20世纪祖国史》，莫斯科2002年版，第168页。
22 萨哈诺夫主编：《20世纪祖国史》，莫斯科2002年版，第167页。
23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第537－538页。
24《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莫斯科1984年版，第538页。
25《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莫斯科1984年版，第539页。
26谭继军：《史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共组织资源的丧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论文。
27李兴耕等：《前车之鉴》，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28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第127页。
29《真理报》1987年6月27日。
30《真理报》1973年8月28日。
31《真理报》1990年11月16日。
32《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
33《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7页。（旧版）
34《列宁选集》第三版，第四卷，第136页。
35什·姆·蒙特耶夫；弗·姆·乌斯季诺夫：《苏维埃国家史》2002年莫斯科版，125页。
36 什·姆·蒙恰耶夫；弗·姆·鸟斯季诺夫：《苏维埃国家史》2002年莫斯科版，122－123页。
37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20世纪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版，第165、286页。
38萨哈诺夫主编：《20世纪祖国史》，莫斯科2002年版，第167页。
39《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85页。
40 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17页。
41 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30页。
42《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6－37页。
43《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7页。
44《列宁全集》中文第三版，第49卷，第33页。
45《列宁全集》中文第三版，第49卷，第208页。
46《列宁全集》中文第三版，第49卷，第568页。
47阿尔图宁·尼古拉：“斯大林政策分析及其对俄罗斯进一步发展的意义”，莫斯科2003年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三版，第49卷，第86页。
48《列宁全集》中文第三版，第49卷，第161－162页。
49《列宁全集》中文第三版，第49卷，第11页。
50维·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 1993年版，第69页。
51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2年版，第40页。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52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53《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6期。
54《党的生活》1991年11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