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也总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人的认识不应当、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固定的点和不变的水平上。无论是对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认识，还是对宏观世界或微观世界的认识，都是如此。毛泽东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观点，都是错误的。”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它把科学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给予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已经具有完成形态的终极真理，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和发展的学说。它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在实践中不断地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道路。当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时候，他一方面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是“拯救世界的导星”，从而肯定了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他又说过：“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时代。”“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当人们拿主义为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

正因为如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②

二

从根本上说，人们的社会意识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的。不过，这种发展并不是对人们以往的意识成果的无条件的否定，相反，它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事实上，每一个社会的特定的意识形式，无论就其内容或形式来说，都有两个来源：内容上，主要是反映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经济形态，同时也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对过去社会存在的某些意识和材料；形式上，主要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同时又根据新的内容和条件对它们加以改造、补充和发展。没有这两个来源，任何社会意识形式的发展都无从谈起。③事实上，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在继承以往的真理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而后才得以向前发展的。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巨人看得更远。如果绝对地抛开原有的认识基础，把新的思想和旧的思想无条件地对立起来，那么，他就会否定不应当否定的东西即原有的具有真理性的认识，就会丧失认识进步的基地和出发点，而如果这样的话，认识的进步本身，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难以实现的事情了。

在这里，我想讲一个党中央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历史情况。

1948年间，中共东北局在所拟的《建党工作发言大纲》中，原本有这样几句话：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要“在思想上迅速地掌握新情况、新任务，迅速地改变许多不适合新情况、新任务的旧思想、旧作风，学习新思想与新作风”。对此，中共中央在《对东北局“建党工作发言大纲”的修改意见》（1948年12月16日）中指出：“这几句话如果是说：由于情况改变了，提出了新的任务，因而工作方法、工作制度、斗争形式必须随着有若干改变，这是对的。但它也有可能被下边的干部解释为，党的思想作风有新有旧，旧的就是错误的，新的就是正确的，要去掉旧的换上新的，因而对原有的思想作风不加分析地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那样就会发生很大毛病。”

那么，应当怎样看待“过去的思想作风”呢？中共中央指出，“应明确指出要以正确不正确、适合情况不适合情况为标准，来区别过去的思想作风”。“不要拿新旧作为标准”。“要防止拿新旧的范畴来混淆或代替正确与错误的范畴”。因为真理和谬误的区别，本质上在于思想能否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而不在于它的新和旧。对于“旧的思想作风”，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去“加以正确的分析”。中共中央指出，所谓“旧的思想作风”，具体地说来，可以区别为三种情况：“其中有过去是对的，今天还是对的，应加以保存和发扬”，这是第一种；“另有一部分则过去是对的，但今天则需加以改变”，这是第二种；“还有一部分则过去就是不对的，今天也是不对的”，当然不应加以保存和发扬，这是第三种。“总之，必须有这种分析，必须具体地指出哪些想法和作法，今天必须改变，而不要笼统说旧思想旧作风不好，以免否定过去的一切。”④

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是它的活的灵魂。中共中央在上述文件中就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以往的思想和作风所作的具体分析，其中所体现的科学的方法论，至今对于我们正确地对待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仍然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

正确地对待传统、对待以往的意识成果，不是为了阻碍人们迈开创新的脚步，而是为了沿着科学的轨道，使人们的认识得以更好地与时俱进。

人们的认识，如何才能正确地做到与时俱进呢？在这里，重要的是应当对“时”的涵义作出具体的分析。对于这个“时”，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三种意义去理解：

第一，是指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曾经说过，从19世纪末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开始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开始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等等。这种时代的本质及其主要特征是不是已经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反映这种时代的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理论是不是需要随之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这是首先需要弄清楚的。

有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对此，1989年9月陈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曾经明确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人、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⑤当然，战后的帝国主义确有许多新的情况、新的特点需要我们去进行研究并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但是必须在坚持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前提下去从事这项工作，否则就可能迷失方向，导致认识上的退步，而无法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了。

有人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个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已经遭到历史性的失败，而资本主义则被证明是人类发展的极致和历史潮流的终结。他们借口时代的变化，宣称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已经失灵。应当指出，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脚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对基本矛盾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存在，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仍然存在，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力量、同发展中国家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彼此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随着这些矛盾的发展及其激化，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说法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所编造的神话，由于违背历史的辩证法，它的破产也将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时代的本质没有改变，作为我们时代的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其基本理论就仍然必须坚持。当然，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苏东演变之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研究苏东演变所提供的历史教训，并由此形成切合新的实际的理论观点和战略策略，但是如果从根本上怀疑马克思主义，那就同与时俱进的要求背道而驰，而落入西方敌对势力设下的思想陷阱中去了。

第二，是指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或者说，我们的社会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说，一方面 ，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否则就要犯右的错误；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离开这个实际，否则就要犯“左”的错误。这是中国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的基本国情。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基于对这种基本国情的科学分析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必须长期坚持而不允许加以动摇。当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它本身也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去努力把握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势及其特点，使党的具体政策和我们自己的认识同发展着的社会实际相适应。但是，只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并没有终结，它的基本特征将仍然会得到保持，而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应当是仍然有效的，是必须加以贯彻实施的。

第三，是指各个时期面临的形势和具体情况。前面讲过，我们时代的本质没有改变，我们的社会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社会仍然会发生若干新的局部的变化并由此形成若干新的特征，而我们面对的具体的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具体的任务更是千变万化的，决不会长久地凝固起来，因此，我们的认识必须与这种变动的实际相适应而得到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坚持其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做到不断创新。

总之，只有对与时俱进的“时”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才能真正弄清楚应当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继承和创新、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乃至创新的工作能够沿着科学的轨道向前推进。

四

理论是对事物的本质即其内在的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说：“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⑥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十分重要同时又是极其艰难的工作，是严肃的科学的事业。恩格斯讲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⑦

我们应当遵循什么方向去进行这项工作呢？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他强调，应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并给予批判的总结，研究当前的实际即认识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并且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在发动整风运动时，他再次强调，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事业，我们一定要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国际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所致的开幕词中总结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也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⑧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就是我们在从事理论的研究、建设和创新的工作时所必须坚持的惟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坚持这个方向，有两件事情是我们必须切实做好的：

第一，要系统掌握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去另搞一套别的什么东西。因此，必须首先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及其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我们才有可能在它的指导下，通过研究历史和现状、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新的实践经验，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加新的成分、新的因素。如果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都没有读过，就在那里侈谈发展马克思主义，侈谈理论创新，甚至以极不严肃的态度对自己并没有弄懂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批判，是很荒唐可笑的。可惜的是，这种现象确实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有的人不是以理论创新的名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提出挑战了吗？有的人不是把自己抄袭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甚至机械地复述的旧中国某些御用学者的陈腐观点，当作理论创新的成果在兜售吗？我们应当牢记列宁的告诫：“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以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⑨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不是不经过学习就能掌握的。因此，有志于宣传、运用乃至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人，有责任下决心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并领会其精神实质，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说过：“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⑩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斗争历史，如果读通了这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党就武装起来了，我们党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⑾ 这些意见，在今天，对于我们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也仍然是适用的。因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正是我们从事理论的研究、建设乃至创新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性条件。

第二，开展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只有弄清了与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关的真实情况，我们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它们展开分析和进行综合，从中引出有关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由此得到合乎实际的理性认识。而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在延安整风期间，为了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中共中央专门作出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毛泽东特别“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为此，他还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说的意思，即：“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叙述。”他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这些意见，在今天，对于我们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因为调查研究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是做好一切工作包括理论的研究、建设乃至创新工作的极其重要的基础性的条件。

胡锦涛同志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为此，他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都要深入实际，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应当说，这个要求对于所有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作的人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不去详细地占有有关问题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材料，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以期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而是关在屋子里“闭门造车”，侃大山、拍脑袋，以轻率的态度去任意地制造各种新的名词、概念，搞所谓的理论上的发明创造，或者脱离中国的实际，照抄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理论，以之冒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是非常要不得的，是极端有害的。

总之，我们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从事理论的研究、建设乃至创新的工作。为此，我们一定要克服主观主义的和刻意求“新”、轻率浮躁的学风。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它容不得丝毫的虚伪、浮夸和矫饰。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决做不成真学问、大学问。正因为如此，为了有效地推进理论的研究、建设乃至创新的工作，我们应当把端正学风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和相当紧迫的问题提出来，并且切实地加以解决。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5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③《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修订本，第296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583-584页。

⑤《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0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4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4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⑾《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