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目前,有关我国低收入群体问题或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多以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为基本依据,测定该群体的生存状态、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情况。由此出发,有的研究者对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提出预警,比如1990年的基尼系数为0.343,而2004年上升为0.458,已明显越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有的研究者包括某些决策者对此不以为然,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文化传统,并反对过份炒作基尼系数。本文认为,经济学基尼系数说明了很重要的问题,但不能说明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全部问题。为此,这里试提出一个新概念,即“政治基尼系数”,就是要在参考经济基尼系数的同时,确立评价政治稳定程度的系统指标,展开对低收入群体问题的多方面分析与论证。

从基本思路讲,经济基尼系数是从社会富裕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分析中得出的;按此方法,“政治基尼系数”也应把社会富裕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政治心态作对比,从而得出相关数据和结论。政治心态反映着社会各群体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行为取向,这可以通过制定全面、科学的系统指标进行调研和统计,得出较准确的数据,以此分析社会政治矛盾和低收入群体的稳定程度。但同时还可以有另一条思路,即假定对应群体的政治心态是积极的,那么低收入群体的政治心态就可以有积极、较积极、消极和过激四种类型,分析其不同类型的差别和比例,就能够说明该群体的政治状况及稳定程度。从一定角度讲,后一种思路显然更为简便和有实际价值。

二

出于课题研究的需要,笔者两年来对低收入群体政治心态及政治稳定状况进行了广泛社会调研,并通过对调研对象的六类情况和37个典型问题进行统计,得到了大量详尽数据。这里作为一个例证加以简约化描述和分析,如下页图表所示。

实际上,调研的内容要比上表具体丰富得多,现在的分类和统计是层层提炼、综合和抽象的结果。如各种心态类型的背景条件,实际上涉及低收入群体的四个方面:阶层所属,即企业职工、市民或农民;经济收入,划分为家庭人均2000元以下、2000-4000元和4000元以上三个档次;文化程度,区分为小学以下、中学和大专以上不同情况;年龄层次,分别有30岁以下、30-50岁和50岁以上各年龄段;政治面貌,即党团员或非党团员。而指标体系又来源于调查问卷的114个具体问题,经精选和综合概括,提升为从高到低、合乎客观逻辑的六项指标和37个问题,其中既有“虚项”又有实项,既涉及大政方针、政策又涉及低收入者自身,既着眼总体情况又突出热点、焦点问题,既触及现实状况又触及对未来的期望。应该说,这一分析统计基本反映了该群体政治心态的特征及稳定程度。

总体来看,低收入群体的政治心态还是较为健康的,四种心态类型比例为38.6%:35.5%:18.5%:8.1%,可以说仍属于正常范围。尤其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及对现行方针、政策的态度,积极和较积极类型分别达到50.8%和33.8%,这说明,尽管低收入群体作为改革代价的主要承担者,生存状况和政治地位最差,但仍然信赖党和社会主义,支持现行方针、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有三项: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四种心态类型为68.9%:16.6%:12.1%:2.4%;另一是评价改革开放的总成效,四种心态类型为55.1%:40.9%:2.6%:1.4%;再一项是对“三农”政策的态度,四种心态类型为67.8%:21.1%:8.2%:2.9%。当然,随着指标问项的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涉及现实问题和自身状况,该群体心态类型变化较大,有的互换了位置;即使如此,积极或较积极类型仍较突出,图表所反映的有:(1)评价社会稳定状况,四种心态类型比例为50.7%:41.9%:6.6%:0.8%,这说明90%以上的低收入者认为社会稳定并希望长期稳定。(2)对富裕者群体的认同度,四种心态类型比例为52.8%:16.3%:22.3%:8.6%,能够认同的在半数以上。(3)对参加上访闹事的测评,四种心态类型比例为47.8%:31.8%:14.2%:6.2%,说明大多数低收入者不赞成上访闹事,只有6.2%的人在有组织的情况下会积极参加。(4)自测“想不想入党”,四种心态类型比例为47.1%:30.0%:15.8%:7.1%,积极争取入党的比例最高,这与该群体总体上对党的领导地位的信心是一致的。

(5)收入增加时的心态状况,四种类型比例为53.6%:33.1%:22.3%:10.1%,这说明绝大多数低收入者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同时,政治心态是趋向积极或较积极的。由此应矫正一种成见,即把低收入群体与非政治主流、社会累赘、上访闹事、违法犯罪等相等同,调研统计的结果并非如此。

当然,低收入群体就是低收入群体,其特定的经济地位、群体素质和改革开放中利益受损现况,决定了其区别于中等收入群体特别是富裕群体的政治心态,主要特征是既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总体发展状况持赞成和肯定的态度,又对社会问题和自身状况不满意、怨愤甚是借机发泄,这是一种矛盾的二重心理。即使是该群体政治心态的积极和较积极类型,也内含着这种矛盾;而消极和过激类型,此种心理更为突出,某些指标还占了主导方面。从上表的数据统计看,仍有3.0%的低收入者对党和社会主义“没有信心”,有6.3%的低收入者对现行方针、政策持否定态度。虽然这是极低的比例,但要看到该庞大群体的绝对数字,应引起注意。在涉及社会现实问题和自身状况的指标中,问题就更显突出。尤其对社会现状的评价和对社会焦点问题的认知,四种心态类型比例分别为32.6%:40.1%:15.7%:11.6%和4.4%:34.1%:27.7%:14.4%,前者较积极和积极类型互换了位置,后者较积极、消极和积极类型颠倒了位置,这说明该两项已削弱或威胁到政治稳定的根基。具体来看,集中突出的有:(1)对目前收入差距的态度,四种心态类型为10.9%:46.2%:5.6%:37.3%,很不满意的超过较为满意的26个百分点。(2)评判目前的干群关系,四种心态类型为12.3%:23.5%:47.9%:16.3%,认为“一般”和“对立”的大大高于认为“很好”和“较好”的,其中腐败是主要因素,有43.5%的人认为腐败是“影响社会安定的最大问题”。(3)判断“打官司有钱就能赢”,四种心态类型为10.2%:42.6%:24.1%:23.1%,有近一半的低收入者认定打官司没钱不行,司法公正问题仍很突出。(4)测定自身致富所需要的时间,四种心态类型为18.1:28.6:31.4:21.9,即是说有50%以上的人认为本世纪前20年致富不可能,其中21.9%的认为“遥遥无期”,这与近几年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直接相关。(5)对人代会、政协会的关切度,四种心态类型为21.9%:30.7%:32.8%:14.6%,消极类型比例最大,且有14.6%的人认为“没有意义”,这涉及现行政治体制与该群体的政治参与问题。此外,其他有关问题的心态类型比例虽属正常或较正常,但反映出的问题仍很尖锐。比如有14.9%的人认为自己“不是主人了”,有12.0%的人认为基层民主选举“没必要”,有9.5%的人当利益受到侵害时会“上访闹事”,有11.5%的人如遇个人和家庭变故感到“绝望无助”,还有4.4%的人在收入增加时仍有“消极倾向”。所有这些问题和数字,都是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以上的例证证明,在科学的分类和准确的指标体系前提下,在客观、翔实的调研材料基础上,经过层层综合和数据统计,是能够对低收入群体政治心态作出量化结论的,这些统计结果与社会的感受相一致,并且更为精确和有说服力。当然政治学不同于经济学,政治心态不同于经济收入,要像经济基尼系数那样精确测定政治心态状况及稳定程度,尤其是要给出明确的临界度或警戒线,不能说根本做不到,而是仍面临许多艰难、繁杂的调研工作。但即使如此,社会关注的该群体问题已在此例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解读和阐明。本分析系统较有价值的应是关于该群体政治心态的六项指标体系和四个心态类型划分,在其纵横交叉的坐标系中取其总的平均数,揭示出每个问题、每项指标和总的指标体系中的不同政治心态类型比例及其结构,由此较准确说明了该群体的政治心态现状、稳定程度及其各个问题的大体临界度。照此模型来分析该群体的政治心态:如果积极类型比例最高,其他类型次之又次之,呈“上大下小”结构,说明社会政治总体是和谐稳定的,发展是健康的;如果较积极类型比例上升,超过积极类型及消极和过激类型,说明社会政治的和谐稳定值在下降,或者说已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消极类型上升为首要,其他类型尤其是积极和较积极类型下降为次要,又说明社会政治面临打破和谐和失控的严重局面,危机正在酝酿,出现“橙色”警报;如果过激类型急剧突显,比例达到最高,四种类型结构倒置为“下大上小”,就已证明社会政治的和谐稳定已不可能维持,出现“红色”警报,或者已处在动荡和灾变中。依此“指数”来衡量我国目前的低收入群体状况,总体上看仍然是较健康的,属于正常范围;但同时也已显示,由于经济基尼系数的持续增高,有关指标比如对社会现状的评价尤其是对社会焦点问题的认知,已经超出正常范围,敲响了警钟。就具体问题看,如上表所示,绝大多数属正常范围,不会威胁到社会政治的和谐稳定;而在收入差距、干部作风和腐败、司法不公以及低收入者增收困难等问题上,四种心态类型已经倾斜或严重倾斜,越过了警戒线,个别的已是“红色”警灯。近几年来,有关上述问题的上访闹事事件翻番猛增,也从事实上证明了这一测定。目前,个别研究者包括个别决策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低收入群体这一老问题已讲了多年,至今没有发生灾难性后果,不应再过多炒作。而问题的实质恰恰相反,社会预测有一个定律,即所预测的事件没有如期发生,也正好证明这一预测是科学、有效的,因为全社会认同并增强了自觉性,预防了该事件的发生。在我国人均收入1000-3000美元的敏感期,低收入群体问题更加敏感,必须时时关注和准确掌握,有更高的政治理性,不可麻痹和淡漠。如果等全部问题都越过警戒线而不可控制、不可逆转,在我国现时期就不只是像巴黎贫民骚乱和纽约公交工人罢工的问题,很可造成整个社会的巨大灾难。在这一问题上,凡有中等以上理性的人都不会认为是危言耸听。

三

设计一个有关“政治基尼系数”的科学指标体系并进行实际运作和得到验证,是一项繁重而复杂的工程,上述例证仅是一个尝试。其中关键的是必须反复评估和筛选各项指标及具体问题,尽量全面和准确;并从质的规定性上把文章做够,符合实际地界定各项指标和具体问题的轻重档次,有差别地进行分析和统计,最后得出更加客观和科学的总体系数。与此同时,还须进行历时性研究,比如在追随经济基尼系数的变化中测定政治稳定程度的变化,搞清两个系数间的真实关系,搞清社会群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在不同情况下的政治心态差别及走向,在对比中检验和完善指标体系,使其成为判定政治稳定程度和低收入群体“容忍度”的可操作手段。

另外,必须考虑和研究的还有如下方面:一是社会总体发展形势。包括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经济年平均9.3%的增长速度,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和低收入者比重减小情况,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状况,防腐反腐体系的构建和惩治腐败的力度,基层民主的推进程度,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的政治理性提升情况等等。这都有力地作用着低收入群体,总体决定着政治稳定状况。二是其他社会群体尤其富裕群体对低收入群体的心态。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动荡、革命和曲折发展,二战后,资本家才认识到“剥削的金项链”过紧,工人活不下去,资本家乃至资本社会也无法生存,于是有了“高工资、高福利”、“工人入股”、“五天工作制”、“社会救济”等,相应地形成了“社会利益共同体”、“劳资合作”、“社会正义”、“可持续发展”等概念。这一简单的道理和理念,我国的富裕群体意识强度如何,对低收入群体是尊重还是歧视,已有的扶贫济困是作为责任、义务还是作为恩赐,作为我党突出特征的谋求“最广大人民利益”和共同富裕目标是否普遍接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否真正落在实处等等,都影响着该群体的政治心态,并直接影响着“政治基尼系数”。三是有关低收入群体问题的研究强度和社会舆情。如果统计一下上世纪末到目前有关研究的论文、著作和社会各界呼吁的频率,包括人代会、政协会提案的件数,一定很有意思,反映的问题也一定比较突出。比如关于群众上访情况的统计,全国人大2003年收到访信52852封,比上年同期增长近20%;接待来访17063次,比上年同期增长近1/3。2004年上半年收到访信42296封,接待来访12220次,又比2003年同期成倍地增长。上访中的大多数应是低收入群体,这也是掌握该群体问题轻重、判断政治稳定程度的重要参考。总之,应扩展和提升思维,在关注社会总体中使有关问题的结论更加科学和准确,具有说服力和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