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和政策的关系

我们应该明确，无论是政党或政府决不能因为要采取和推行某种政策就去任意修改相关的理论，硬让理论去“适应”政策、去为政策“服务”，如果非要这样做，就会失去科学和损害真理，最终将导致失去人心。所以，推行政策的惟一良策是遵循理论而不是篡改理论或“制造”新理论。前些年为了要把一些企业主“描绘”为劳动者，并为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做准备，就企图通过所谓“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劳动价值论。这应视为一大教训，但愿这样的事情今后不再发生。

当然，理论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它也应与时俱进。把理论凝固化是不正确的，但是，理论的发展是有条件的，而不能主观臆想。也就是说，只有当理论所依据的客观实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或有了新的发展和形成新的运行规律时，理论才必须创新、必须发展，脱离客观实践的理论才会被新的理论所代替。

二、战略和对策的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或由于认识的局限，或由于理论上的偏见，常常把战略和对策混淆起来。例如，有的同志至今还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能改！理由是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大政策”。的确，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可见，邓小平同志是把实现共同富裕当作“大原则”，当作战略，而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当作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因而只是一种对策，一种权宜之计。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上还设有哪个国家实行过特别是长期实行过只“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如果长期实行这种政策就等于公然制造社会矛盾，引发社会不稳，甚至导致自我消亡。可见，混淆战略和策略的关系就会犯战略性的大错误。

三、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我们知道，发展是无所不在的，也是无时不在的，特别是我国至今还是一个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更要高度重视和大力谋求发展。但是，发展必须做到：一要摆正发展方向，二要选择正确道路，三要顾及发展后果。因此，发展不能是盲目的、任意的和不讲代价的，而必须重视和坚持发展的科学性。

发展也不是无条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邓小平.同志当时之所以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是有具体针对性的，即针对当时有些人在中央提出经济要稳定、协调发展的情况下，可能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的状况而言的。

相对于发展来说，改革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则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改革使我们的经济大发展，综合国力大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这是不可否认的巨大成就，可以说，没有改革就设有我们的今天，但这决不等于说改革本身就是目的。有些同志把改革当作至高无上的东西，而不去深入思考如何改革才更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不去深入研究改革过程中引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甚至把别人实事求是地“反思”改革当作“反对”改革来批判，其实恰是自己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犯了本不应该犯的常识性错误。我们认为，上述两部分同志都是坚持改革的，不过一部分同志是理性地坚持，另一部分同志是不够理性地坚持。

四、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有特定含义的，对此，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有明确的表述，即“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政府主导，或者说为什么需要宏观调控，这是因为由价值规律支配的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

目前，经济学界有少数同志或者由于对实际经济生活了解不够，或者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过大，总是把宏观调控同市场配置对立起来；把国家宏观调控简单等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把国家宏观调控同部分官员腐败固定地挂起钩来，以致他们只主张市场配置而反对或希望弱化国家宏观调控。一讲宏观调控，他们就惊呼：“计划经济体制那一套又来了！”如果他们的主张在国家宏观经济决策中占据上峰，那将会造成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将会造成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将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前景将是很危险的。

因此，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确认：“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和优点。“市场配置”和“宏观调控”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不可或缺.。这就是结论。当然，我们的宏观调控还须不断完善和不断优化，目前政府宏观调控中存在的过度行政干预、搞“一刀切”、审批烦琐、某些官员以权谋私等问题，必须通过法律、行政、监督和教育等手段逐步加以清除。这一切又都同转变政府职能，变“管、卡、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是分不开的。

五、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收入分配政策既有原则性， 又有灵活性，它以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形势和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状况为转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稳定的，但不同阶段收入分配的具体政策就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要求。改革初期阶段即发动阶段，强调反对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和互相攀比。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第二阶段即大力推进阶段，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收入分配向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倾斜。进入本世纪初，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即完善阶段，根据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两级分化开始显露的现状，强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己成为主要任务。可见，决不能不顾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一味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能变。

我赞成放弃“效率优先”的提法，恢复党的十四大曾经提出过的“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在当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当然，我认为，不提“效率优先”不等于说“效率”无关紧要，其实没有效率，社会就不能进步；没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社会主义就不能最终胜利。其实，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中己含有按效率分配的内涵。社会有了较高的效率和更大的效益，也就有了更好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收入分配，首先应该考虑公平，在多大程度上按效率分配，要服务于和服从于公平原则的需要。如果忽略了公平，共同富裕的大目标就会丧失，社会就难以稳定，追求效率的环境也将不复存在。所以，权衡利弊得失，“效率”和“公平”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不可或缺，不能偏废，“兼顾公平与效率”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当前，我们国家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并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有许多战略性问题有待我们去处理，文中所述几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诸如穷人和富人的关系、群众和官员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内资和外资的关系、科教与经济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今天和明天的关系等等，都需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和在实践上理顺关系。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大家应该共同完成这个答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