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翼的文化主义转向中，“文化领导权”成了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但这个源自葛兰西的话题偏离了葛兰西的本意，它把话语等同于实践，以文化问题取代政治问题，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战略家葛兰西的思想进行文化主义的诠释。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地、客观地理解葛兰西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葛兰西注意到西方国家与革命前俄国社会的差异性，从而把寻找和建立适用于西方的革命战略作为思考的中心。在他看来，革命前的俄固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而在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l］（P180）他以战争作喻：政治社会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还有坚固的工事和地堡，猛烈的炮击只摧毁了外线工事，工事后面还有“一道十分坚固的防线”[2］（P418）。这表明，革命所面对的不仅是政治国家，还有市民社会。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夺取政权在东方可以一举成功，但接踵而来的是空前激烈的斗争。而在西方，“这些斗争将’提前’发生。因此问题在于，市民社会的抵抗究竟是在图谋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夺取政权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 [2］（P418）他断言，西方革命不应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对资产阶级口家机器进行正面攻击，而应采取新的战略，首先在文化一意识形态领域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葛兰西著名的“文化领导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贯穿着葛兰西对东方与西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战略与文化战略及其关系的深刻思考，构成了葛兰用总体性革命战略的核心内容。

在葛兰西那里，“国家”一词主要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一是特殊意义上的国家，即与市民社会相对的政治国家或政治社会。在市民社会中，权力体现为“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民间组织行使的、某一社会集团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而在政治社会中，权力的表达式则是“用以控制民众使之与一定类型的生产和经济相适应的专政或其他强制机构”。[2］（P574）换言之，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同属于上层建筑，但后者实行强制、统治和暴力，前者作为“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1]（P316），则要基于被统治者的积极“同意”。可见，统治与领导权（hegemony，另译为霸权）构成了权力关系的两种基本形式。它们虽然本质上都表征着权力关系，但前者是强制的，后者则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是非强制的。葛兰西认为，国家统治的基本方式不能等同于强制和暴力，它还必须有为民众认同的伦理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他所说的市民社会或“道德国家”、“文化国家”[2]（P439）。这是因为，不同于“政治社会”的统治权，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权力，要以市民社会的“接受”和“同意”为前提。这样一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就不是单纯的统治关系和支配关系，“‘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必然地是…种教育关系”[3]（P33）。传统政治学往往关注政治社会，实际上，“回家＝政治社会十市民社会”，或者说，“固家是受强制盔甲保护的领导权”；在历史的演进中，国家的强制因素将随着市民社会因素的日趋明显而逐渐消亡。［2］（P443）

应当承认，葛兰西对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权力与文化领导权之关系的阐释是非常深刻的，这种阐释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念，不仅注意到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统治，而且关注其思想统治即文化霸权；不仅批判了以经济决定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和主张把十月革命的经验照搬到西方、进行“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强调各民族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对抗资本主义的挑战，要求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来制定总体性的革命战略，重视阶级意识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突破了传统政治学对权力关系的狭隘理解，将其延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但是，葛兰西的表述并不总是那么严谨，他不仅在多种含义上指称国家，也同样在多种含义上指称市民社会；不仅把市民社会（伦理国家）与政治社会（政治国家）看作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的两种特定形式，视为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又强调“在现实中市民社会与图家是被视为同一的[l］（P133）。这种解说不仅使市民社会与日家、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起来，而且有别于马克忠的观点。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归属于经济基础，指的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4]（P83）

西方与东方在社会政治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使葛兰西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思考西方革命的战略问题。西方国家中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特殊关系，尤其是市民社会的强大和在闽家生活中相对于政治社会更为重要的作用，使葛兰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集团应当而且必须在取得政权之前夺取“领导权”。不同于作为行使政权之方法的强制性统治，“领导权”不仅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本条件，而且是一种保障以广泛认同为基础的政权之稳定性的方法。这种领导权就是文化领导权。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内在于人类实践，不仅表达了人类的信念和信仰，而且通过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即行使“领导权”而存在。文化领导权既是权力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统治权得以建立和延续的一个重要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国家不仅是政治的，也是伦理的、文化的。作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种平衡，它既是一种强制性的统治机器，也是规训和陶冶实行强制性统治所需要的思想和手段的领导权。如果说强制性的法院也具有“消极的教育职能”，那么学校则具有“积极的教育职能”，它们都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所谓民间首创性活动也趋向于同一个目的，这些首创性活动形成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文化领导权机构。[2]〔P439〉
强调“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是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按照这种思想，任何一个历史集团，任何一种确立的秩序，其力量不仅在于统治阶级的暴力和国家机器的强制性能力，而且在于被统治者接受了统治阶级的世界观。［5］（P256）现代社会中的权力语言正是通过各种有组织的文化事业（学校、教会、出版机构、传播媒介等，阿尔都塞后来归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越出政治国家的范围，扩展到市民社会，进而渗透到民族共同体的一般“文化精神”之中。西方发达回家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基础就是将其基本价值通过其话语霸权向社会各阶层全面渗透。这种渗透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有组织的文化事业和知识分子来实现的，其目的就是促使民众自觉地认同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使其合法化。这样一来，革命政党所面对的就不仅是资产阶级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还包括非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后者对抑制革命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因此，对革命政党来说，根本问题是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并使其渗透到被统治者的意识之中，以取代支配着他们的旧观念。

葛兰西指出了国家具有强制服从与自愿服从的双重特征，但他没有把这两方面分离开采，更没有否认前一方面。在他看来，在统治权力的行使中，这两种手段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权都不可能仅凭其强制性权力或民众的“同意”来维持其存在。但他更强调西方与东方的不同，强调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结构中“自愿服从”的重要性，因为正是这种自愿服从或“同意”构成了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葛兰西深刻地洞见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建立的文化霸权在训导民众，使其“自愿服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因此而强调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把建立人民的民族的新文化视为这一斗争的主要任务。

由此就不难摊解葛兰西何以如此关注思想文化斗争和领导权问题。如果说，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概念最重要的理论出发点是解决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危机，那么其政治动机则是“阐明西方革命的规则和任务”［6］（P200）。对他来说，只有以新文化战胜旧文化，颠覆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社会主义才能获得最广泛的社会认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持久不懈地传播新文化，并不断“提高人民中越来越广泛的阶层的智力水平”。[3]（P22）而第二国际的失败就在于“工人阶级运动无力抗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渗透”[7]（P233）。

对文化领导权的强调使葛兰西特别关注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他看来，知识界与生产界之间“绝不是基本社会集团所具有的直接的相互关系”，知识分子作为上层建筑的“活动家”，扮演着使文化合法化即建立文化领导权的政治功能。任何一个历史集团都需要能使自己的存在合理化的知识分子。对统治集团来说，知识分子就是其“管家”，其主要职能是在市民社会领域履行统治集团的“文化领导权”，以确保广大民众“‘自由’同意基本统治集团所提供的社会生活方向”。[1]（P424-425）统治集团的世界观正是通过其知识分子的传播而成为整个社会的常识，从而巩固其文化霸权的。与之相反，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则在于揭穿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骗局，突破其话语霸权，建立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在进行其战略构想的同时，批判了经济主义的各种表达式。在他看来，经济主义“对各种意志表现，对积极行动，对政治和精神的苗创所抱的态度是奇怪的，好像它们全不是经济必然性的有机产物，而且——更有甚者——不是唯一的有效的经济表现”。[1]（P135）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巨大影响，群众的思想意识始终落后于其经济状况，因此，“在一定时机内，经济冈素自动引起的运动会由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迟缓下来，会受到阻止，或者甚至会在刹那间被消灭掉。由此就产生了进行有意识的和目的明确的斗争的必要性……必须始终掌握主动权，以便使经济运动摆脱传统政治的桎梏，也就是改变一定力量的政治方向，必须把这种力童吸收到自己方面来建立新的、团结一致的……历史联盟”[1]（P142）。

但是，葛兰两对经济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调整及对上层建筑中思想文化方面之重要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忽视经济基础。作为总体性战略的倡导者，葛兰西在把革命战略的视野扩大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强调关注渗透到民族共同体的一般文化精神中的权力语言，强调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把夺取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作为夺取回家权力之必要条件的同时，也指出了文化领导权及相关战略问题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无可争沦的是：领导权的前提是要考虑那毕行将被领导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倾向，是要产生一定的妥协的均势，也就是领导集团要做经济团体性质的牺牲。同样无可争论的是：这种牺牲和这种妥协不能触动基础，因为如果领导权是伦理——政治的，那么它也就不能不是经济的，因而做为它的基础的不能不是领导集团在有决定性的经济活动方面所执行的那种有决定性的职能。”［l］（P135）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创造性阐释与20世纪后期各种自称继承了葛兰西思想遗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二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在二战前没有产生广泛影响。二战后，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和西方社会形势的演变，葛兰西的影响越来越大，不仅在思想领域被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尤其对英、美新左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而且在实践领域被视为“欧洲共产主义”的精神领袖。即使在20世纪末冷战结束后，葛兰西思想仍然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但是，葛兰西对口方左翼思想界的影响既深远又复杂，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方向来理解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

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新左派》和文化研究受到了葛兰西思想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后者，对媒体、文学生产、当代工人阶级、种族文化结构、性、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本质等广义的文化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哈里斯认为，虽然美图左翼的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现象，但其背后潜藏着某种深刻的一致和连续性，这就是发展和维护葛兰西主义。[8]（P7）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本尼特承认，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深受葛兰西影响，并把文化批评的目的看作是转化先进但受压迫的阶层。而与之相左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如拉克劳和墨菲也认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观念可以构造反抗的主体，他们通过求助于偶然性、对抗性和霸权等概念，断言没有什么社会结构是完全封闭的，相反，混乱、断层和解构才是其本质特征，正是这种特征“打开了通向社会变革的道路”。[9]（P191）不过，虽然他们希望建立一种联结不同社会运动的反霸权纲领，但又把进种反抗主要归结为意识形态转化的问题，以至被本尼特指责为一种话语主义。法共知识分子阿尔都塞按照葛兰西关于国家=政治社会十市民社会的论述，也把国家结构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个方面。普朗查斯延续葛兰西的总体性分析，认为国家作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集合体，是“调和一个社会形态的统一因素”［10］（P38）米利班德则从葛兰西、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论述提出应以阶级意识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11]（P26）即使福柯关于权力与知识关系的探讨，也不难看出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的影子……

虽然派系不同，思想各异，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学者一般倾向于模糊理论与实践的界限，强调文化研究或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解决政治问题的重要途径和首要任务。这种思想体现了20世纪后期，面对政治形势的急剧演变，西方左翼的失望和退缩，即从其思想前辈的政治批判、经济批判转向文化批判，关注文化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他们虽然强调最好把“文化研究……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12]（P402），实际上却把文化分析泛化，进而以文化分析取代政治分析和经济分析，以蝉论代替实践。从而完成其文化主义、理论主义转向。

虽然研究者常把葛兰西称为杰出的“上层建筑理论家”，并把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展开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研究，归源于葛兰西［13］（P15），但是，葛兰西理论思考的终极指向并非文化的、理论的，而是政治的、实践的。正如葛兰西的战友陶里亚蒂所说，葛兰西理论活动与政治活动的中心议题乃是“工人阶级成为整个国家生活的领导者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方式”问题。[14］（P148）对葛兰西来说，“文化领导权”主要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它是葛兰西政治战略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其最终指向则是政治领导权问题。

文化分析与批判当然非常必要，也极为重要，但文化主文却不能说是深刻的，因为它夸大了文化的作用，并把文化分析置于其他分析尤其是直接的政治分析、经济分析之上，或以文化分析的泛化来消解政治分析。这种做法导致了知识分子从现实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逃逸，其结果是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这种分离在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那里有了一个新借口，这就是把理论等同于实践，即视之为一种与经济实践、政治实践相并列的特殊实践——理论实践。[15]（P167）事实上，当代左翼思想界的文化研究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专业话语”，它只存在于知识分子之中，并只为知识分子所熟悉和运用。这种专业话语不仅把理论与实践，而且把知识分子与大众隔离了开来。

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主要原因在于葛兰西是革命家，关注的是革命的总体战略；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左翼学者则是“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的学者[16]（P41），更喜欢讨论自己所擅长的文化问题。在前者那里，根本的取向是实践，“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既是总体性革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夺取政治领导权的一种手段；而在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倾向于解构的后者那里，根本的取向则是话语，其目的是消解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批判策略，也就是一种话语策略。

换言之，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西欧尤其是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是在欧洲革命遭受挫折，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甚嚣尘上的境况下，对严峻政治形势冷静分析的产物，同时也涉及到葛兰西对克罗齐看法的转变。正是有鉴于克罗齐在意大利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影响，葛兰西意识到了思想文化宣传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市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由于意大利处于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之中，工人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和条件并不存在，唯一现实的途径就是维护并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抵抗法西斯主义，首先夺取文化领导权，然后走向政治领导权即国家权力。这种根据西方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具体情况，利用西方民主制度，在资本主义民主的框架内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盟，进行持久的阵地战，以合法斗争夺取文化领导权，进而夺取政治领导权的思想，对二战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路线就是以其为基点而展开的。[17]（P48）与之相应，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等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盟成为欧洲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政治战略。

可见，葛兰西的思想体现了一个革命活动家和战略家对政治实践的深刻反思，是一种指导革命实践的文化战略和政治战略，是为“武器的批判”服务的。而在当代西方左翼那里，“文化批判”既非实践的理论，也不是理论的实践，至多是一种远离实践的“批判的武器”，在一些人那里，甚至成为退出政治领域的一个借口。这当然不是说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不关心现实，恰恰相反，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引发了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激情。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左翼人士，既无心也无力参与政治。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性关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远离实践，而且局限于现实存在的某一方面（即知识分子最熟悉的文化方面），并将其与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现实分离开来。这种文化主义转向由于回避对政治的直接关注，并热衷于淡化乃至消解总体化，不仅影响到其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深度，也使其文化批判停留在抽象的话语的层面，言论所及仅限于大学校园和学术界。可以认为，他们虽然提供了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话语维度，但这种批判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同时也应注意，基于现代性立场的葛兰西并非一般地否定“文化领导权”，对他来说，需要“解构”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而不是一般的文化领导权。他毫不含糊地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夺取并建立文化领导权，并在夺取政权之后继续坚持这种领导权。而在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西方左翼那里，当“领导权”或霸权被纳人后现代视野时，其本身就成了必须解构的对象。因为对他们来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就是应用的思想逻辑，因此，任何霸权都是必须解构的“大叙事”。《东方学》的作者赛义德就强烈要求消解一切文化霸权，要求把人文学科建构成一种“非霸权性的、非本质主义的学术类型……”[18]（P432）

总之，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西方左翼试图在一种特别的基础（话语）上对抗权力，他们把在葛兰西那里既是总体性革命战略之组成部分，又是夺取政治领导权之重要手段的文化战略分离出来，使其取代总体战略。这样一来，理论话语取代政治实践，文化抵抗（其实质是话语性的）本身成了目的。这就既远离了现实实践，更远离了经济基础。诚如R.P.Resch．所说，他们“比其新左派中的先驱更不愿意承认权力与控制的经济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抵抗一切”并未能阻止“一切继续”。［19］（P9）

葛兰西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西方左翼越来越远离政治实践的领域而倾向于文化问题，并把这种转向解释为继承葛兰西的思想遗产。不能说这种转向与葛兰西毫无关系。但是，葛兰西是一个强调总体战略的革命家，他虽然重视上层建筑，并未因此而忽略经济基础。这与20 nt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左翼，尤其是以话语对于所有历史过程和历史条件的绝对自主性为基础的，把意识形态话语看作与经济的决定作用和阶级立场无关的自治系统，否认政治实践正是通过生产方式的矩阵效用而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他看来，文化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因为文化斗争本来就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葛兰西虽然针对的是西方尤其是意大利的特定社会结构，但他的确是“在列宁主义的战略蓝图内设想这一斗争的”[20]（P84）。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和左翼学者则片面而抽象地发展了葛兰西思想的某些方面，把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论述从其总体性战略中割裂出来，以文化战略等同于政治战略，进而取代政治战略，最终完成其文化主义转向。这种转向在整体上远离了葛兰西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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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宰（1955－），重庆师范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