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意味着新中国建立以来一个“革命时代”的终结，“改革”取代“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纵观其间中国政治变化和社会发展的方式和路径，笔者观察到：

　　经济改革是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

　　追溯历史发展的轨迹，社会的全面改革起源于经济改革，而后延伸到政治、法律和社会其他领域。从社会发展的系统论角度而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有赖于与社会其他要素的协同发展。作为一种整合和保障力量，政治发展的作用逐渐成为衡量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中介变量。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要适时地、逐步地、稳健地、积极地推进政治发展。政治改革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逻辑地存在于经济改革的整体进程之中。

　　十年“文革”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在这种社会历史情况下，只有满足人民群众提高生活水平、迅速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才能真正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的观点。他还指出，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农村经济改革为先导，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价值目标的改革开放。这一重大转变决不仅仅是党和国家主要工作或工作重点的转移，而且是执政党政治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改革的初衷和源动力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本质上是二位一体的。就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战略和具体策略来说，根据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稳步推进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走渐进式的改革之路，是中国政治发展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发展和苏联政治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

　　从现代化的一般理论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不仅为政治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同时，社会结构的变迁所引发的社会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参与要求，以及国家、社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都需要通过多样化的、合理的政治渠道得以协调。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所提出的政治诉求来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在政治稳定和政治变革中寻求均衡发展，不仅是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路径。

　　转变政府职能是政治发展的起点

　　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模式的转型，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动力。从经济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关系，以及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自身的改革来看，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确立，顺应经济发展的政治发展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开始由全能型政府向法治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转变。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法治政府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弱的政府，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理地界定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要在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和原则指导下，建立一个高效的、廉洁的政府。符合我国目前国情的国家建设目标，应该是强政府与合法秩序的动态平衡。因此，我们目前应该选择的是一种小而强的政府管理模式。前者约束的是政府的权限、管辖范围和职能，后者强调的是增强政府的行政绩效和执政能力。同时，“小政府和强政府”应该是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有效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确立了政府的权限和职责，有效政府对政府能力和行政绩效进行了界定，法治政府限制了政府的权限和合法干预的问题，“小政府和强政府”应该是“权、责、效”统一的政府。从我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相应的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践来说，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经历了从“划桨”、“掌舵”到“服务”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上来，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让位于“发展是硬道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目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级政府发挥了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全面推进经济发展的组织者、指挥者、协调者和风险承担者等作用，成为身兼管理者与经营者于一身的全能型政府。

　　第二阶段，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国家直接管理和经营一切的局限性逐步显现。全能型政府的职能模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要求政府把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来调节。政府由原来对微观主体的指令性管理转变到为市场主体服务上来，转换到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转变政府职能提上议事日程。

　　第三阶段，2006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部分提出了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的规划部署，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育以及建立健全全面有效的政府服务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前提，为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从而改变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强弱失调的体制提供了良好开端。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吹响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号角，2008年大部制改革的启动拉开了全面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序幕。

　　公平正义是政治发展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总量增长，社会财富飞速积累。但是，市场经济的特点与运作机制决定了财富的积累和分配不是均衡分布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形成了增长与排斥、效率与公平的悖论现象，并逐渐延伸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新形势下的社会整合和文化认同的向心发展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别是否能够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领导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直接关系到下一轮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健康推进。因此，良好的社会改革必须着力消除这些排斥性因素的不良影响，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改变经济发展与社会排斥的畸形发展态势。

　　为此，党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总体布局和发展战略，对改革重心进行了全面调整，从以往重视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经济优先发展论转向社会均衡发展论，落实以人为本，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只有当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联动时，才能真正反映政治与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目共睹，但如果政府不把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持续追求的目标，不把它作为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的基本内容和支撑，即便高速发展的经济也无法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与此同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为改革格局和顺序问题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改革已经不可能是“单兵突进”，而应该是“齐头并进”，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构成了改革的“三驾马车”。其中，社会改革是基础，经济改革是前提，政治改革是保障。就改革的发展顺序而言，社会改革的紧迫性和基础性毋庸置疑，其已经成为下一轮改革的优先选择和其他改革能否顺畅接续的先决条件，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严峻课题。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